一
布罗茨基是一位背着母语走上流亡之路的执拗倔强的伟大歌者。他的诗在母语中生根、爱恋、站立、疼痛、忧伤，泱泱不息地围绕着母语这座巍巍高山流淌。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流亡，本质上是一种抛掷，一种剥离，一种切割——一种带着鲜红血迹的活生生的切割。也是一种拔根，犹如一株青涩的小树，在夏风中摇曳、成长，等待阳光雨露把它变的茁壮。然而，小树还远远没有茁壮，某种粗暴的外力就把他连根拔起，无情地将他抛向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种族的陌生，语言的陌生，文化的陌生，记忆的陌生（当然，还没有记忆。而记忆不是支撑人的一种温暖，一种依恋吗？哪怕是厌恶也好，只要是记忆。人不是未来，不是现在，人只是过去。因为人的轨迹没有现在，只有过去。）
从此，无根的焦灼，会像一团伸着长长舌头的火焰，炙舔着流亡者的一生。
布罗茨基是苏联60年代地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独立的不被意识形态的滔滔巨浪所淹没的诗人，他与体制和时代有着不能弥合的裂隙、龃龉、不一致。1972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从此，漫长的流亡生涯开始了。流亡，意味着布罗茨基和他的祖国苏联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的祖国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中，不会去寻找这个黑洞的边界。作为流亡者的布罗茨基，是在流亡和他的祖国之间很快找到平衡点，让这个黑洞吞噬掉他往昔的一切，还是艰难挣扎，让记忆冲出黑洞，让记忆像一条血脉之带，与祖国紧紧相连？
布罗茨基在痛苦与矛盾中，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
当然，布罗茨基的“祖国”，不再是疆土、政体、国体意义上的祖国，而是语言。他的母语——俄语。俄语“就像缠绕灵魂的旧日云朵”，不断地在他的心灵中呼唤、叮咛。祖国已是母语。“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苏珊•桑塔格）
虽然他已被连根拔起，但他的回忆还原生态般保存的完好无缺。他要回忆，回忆会使他回到母语的怀抱中。他的脚步在往前走，他的眼睛却在往回看。其实，“往回看”，是为了确认自己这个人。人的影像在“往回看”中清晰站立。不往回看，就是否决和抹煞了自己这个人。谁？没有谁。是泡沫！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散文《小于一》。
《小于一》通篇都是回忆，可荒诞的是布罗茨基一开篇便否定了回忆。“回忆往昔的企图，和探寻存在之意义的尝试一样，终将归于失败。这种努力让人觉得像一个去抓篮球的婴儿：他的手掌总是要滑脱的。”如此说来，回忆的允诺倒像在编织一个最终捞不上一尾鱼的大网。可是婴儿抓篮球的手掌还是在坚韧张开，回忆之旅不可阻止。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在痴痴地回望悬挂在他的出生地圣彼得堡——如今的列宁格勒——上空那轮或明亮或苍白的月亮，他在“重返故乡之岸”。然而故乡之岸寒冷灰暗，长满了那么多的荒草，无法刈除的荒草，堵塞了一个小男孩心灵的荒草，窒息了一个少年呼吸的荒草，束裹了一个青年人梦想的荒草。荒草连天啊！在荒草连天下面，布罗茨基开始冷静、孤傲、嘲讽、坚实地叙述。
曾经贵族气息浓厚的圣彼得堡，现在全变了，“就民族的体验而言，这个城市无疑是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内涵中不断增多的简陋，也使它越来越像列宁格勒。”由繁复到简陋，是文化的更新，还是文化的颓败？布罗茨基是感伤的，是怀旧的。“人的境遇就是存在”布罗茨基在扎扎实实地引证他的生活境遇。“将近三代的俄国人一直居住在公寓和狭窄的房间里，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假装睡着的时候做爱。然后，是战争、饥饿、离家的或伤残的父亲们、手上磨出老茧的母亲们、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世界贫瘠、固执、呆板、冷硬，缺乏温度与柔性。犹太出身对于一个七岁男孩的心理压力，教师们的反犹言论，体制的整齐划一，“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里，所有的房间全都一模一样；我原来的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就是我五年之后经常步入的那间审讯室的精确翻版。”这些都是他早年生活抹不去的“存在”。
一位天才的大诗人，生来就不是被荒草吞没的，他在人间另有使命。布罗茨基开始反抗。“一个男孩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脱离轨道。”十五岁那年，“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我在一节课的半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完成了我闹剧般的退场，我当时清楚地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布罗茨基的流亡——起码是精神上的流亡——从十五岁就已经开始，是从正常的轨道上向暧昧不明的未知流亡。选择流亡的理由当然是自由，可抵达的往往不一定是自由。生命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秩序”的束缚，“秩序”是“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许多年后，当布罗茨基流亡到美国，享受到这个世界上最大限度的自由后，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十五岁的布罗茨基开始到一家工厂做铣工，他的工厂有着“狗窝似的木头门房”，“工厂大门的正面有几个古典式装饰壁柱。我注意到，监狱、精神病院和集中营的大门也都是这个样式。”这种流亡是在原地打转儿，布罗茨基并没有因为逃离学校而吮吸到自由气息。就像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回闪。”脚下的道路仍然是线性的，彼此紧密相连，无缝对接，都是在一条阴郁的黑幽幽的水上漂流。这以后，他又在医院做过尸体缝合工，并开始写诗，与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来往密切。阿赫玛托娃是他诗歌的教母，在精神上，他是由阿赫玛托娃带大的。对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终生崇敬，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受奖演说中，提到了五位对他的创作影响巨大的诗人，其中就有阿赫玛托娃。他称这五位诗人为“光的源泉——灯？星星？”为了怀念这位青年时代的导师，他还曾写过《哀泣的缪斯》一文。阿赫玛托娃会因自己的诗而不朽，也会因《哀泣的缪斯》一文而不朽。这是她翱翔在时间云层上的两个翼。布罗茨基是重视诗歌轻视散文的，可是他的《小于一》却成了散文名篇，他的其它散文也篇篇写得那么好，这真叫人艳羡，天才的写作者无论在何处下种，都会开出一片绚烂的花朵来。
二
布罗茨基开始写诗不久，1964年，当局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布罗茨基五年徒刑，并把他关进了苏联的著名监狱——十字监狱。像是某种寓意，布罗茨基“在工厂工作时，可以看到墙外的医院。”“在医院里切、开缝合尸体时，又可以看到十字监狱的庭院中放风出来散步的犯人。”一幅幅活动画面中都留有一个空缺的位置，不久都将由他这位未来的大诗人填上。一条崎岖的路摆在那里，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那条路上的一位艰难的跋涉者。
布罗茨基终于被驱逐出境。当他写《小于一》的时候，他早已身在自由的阳光下。他凝望过去的自己，回忆的琴弦弹奏的是灰暗、愤恨、冷漠、讥讽、不能和解、不能原谅的曲调。曾经的伤害像干巴巴的荆棘丛，永远长在了心灵中，不能拔出。
难道没有眷恋吗？哪怕是苦涩，只要是一种不消逝的味道，就是眷恋。眷恋是有的，且是强大的，牢固的，不会断裂的，那便是语言。“这个国家拥有一种能够表达人类心理最深层含义的、富有神奇变化的语言。”从此，祖国已溶入母语中。母语是根，母语是家，母语是依傍，母语是归宿。
母语，人的思维，人的声音，人的文字，人的大气层。试问，一个人能够名脱离大气层吗？
严峻的是，他离母语的环境是越来越远了，远到隔绝，远到漂浮，远到陌生，远到像一个彼岸。1977年夏天，布罗茨基开始用英语写作。他正在以某种坚韧的努力和过人的天分，楔入另一种文化，并且用日渐纯熟的英语迅速抹平这种“楔入”，让人看起来没有异物感，相当地严丝合缝。他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说：“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布罗茨基幸运的像一条游进深水中的鱼，他在民主制度中成了大文豪。诗与流亡（不能排除流亡的因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文学奖），确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功成名就，英语已不是“他者”，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母语。能在第二种语言中，进退自由，游刃有余，嘴唇随意开启，打字机在手指下没有滞涩感地一路哒哒哒地欢唱，布罗茨基的心境应该像佛陀一样地宁静了，双脚应该像大树一样扎根于斯了。成功难道不是排除忧愤的最好方法吗？
不是的，焦灼与思念还在不可遏止地继续着。是焦灼，无根的焦灼，漂浮的焦灼，无法排遣的焦灼。1987年12月，惠特兰德基金会在维也纳举办“流亡”讨论会，布罗茨基为这次讨论会写了《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文章，毫无遮掩，毫不取媚地分析了流亡作家在脱离母语环境，投奔民主制度后，由于文化基底的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在被表面上的广泛接纳下所产生的文化拒斥与文化冷漠，而这种文化拒斥与文化冷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是致命的。
如果有人要将一个流亡作家的生活划入其一体裁，那么这便将是悲喜剧。由于他先前的生活，他能远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强烈地体会到民主制度的社会和物质优势。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主要的副产品是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了。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流亡与否，能接受这样的无足轻重。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
视举足轻重为自己生命的作家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沙漠中的一粒尘埃，草垛中的一根针。为什么如此，同样作过流亡者，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圣琼•佩斯在《流亡》一诗中说：“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异乡人孑然一身，没有人听他，没有人看他，他把一个无记忆的螺壳放到了‘西方’的耳边。”
“没有人听他，没有人看他。”就说明在这儿没有人读你的书，也没有人关心你的命运。你陷入了“一种双重的孤独，虚无，零，沉默。”来路——那儿已经堵塞；去路——这儿还在封闭。日子成了煎熬，也成了磨损。流亡带给一个作家的夜晚，“通常状况下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度过。”挣扎是必需的，打破封闭也是必需的，否则流亡就彻底地成了一条丧葬之路。“一位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角色及其权威，”将会“进行不懈的斗争和策划。”而这斗争和策划会使人变得接近无耻或已经无耻。他们可以“去败坏处境同样尴尬的同行的名誉，与敌对出版物粗暴论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德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和美国之音难以计数的采访，一封封的公开信，新闻媒介上的一个个声明，一次次地出席各种会议——你们就请罗列吧。先前消耗在购买食品的队列中或小官员有霉味接待室里的那种能量，现在释放了出来，不受任何约束。……于是，他的自我之球的直径迅速地增大，最后，这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圆球便带着他离开了现实。……乘气球旅行是轻率的，首先是结局难料：气球旅行者太容易成为风的玩物了，这里所指的是政治的风。”
为了凑近、融入、甚至是取媚于另外一种价值体系，流亡作家需要表演，而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则会以自己高傲、俯瞰的目光，睥睨你所控诉的野蛮粗暴沉闷的专制黑灰色，从而在心灵中荡起丝丝优越的快感——那种由高贵和低贱，文明和落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落差所产生出的快感。并不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理解接纳与尊重，在有文化良知人的心中，会有这样的成分，但这样的人不会太多。更多的人是猎奇，是“看”。（一个人，一种文化沦为被“猎奇”被“看”，是极其悲哀的。）看什么？看流亡者的破败和自己的完整。也许会有接纳，但道路漫长。更可伤悲的是有那么一天，流亡者对故国专制的控诉不再新鲜（对专制的控诉并非有错，丑恶无论在哪里发生，都应该被指责。）政治的风已经玩腻了“这一个”气球旅行者，“这一个”气球旅行者作为一个招牌已经褪色了，无论是从听觉上还是从视觉上，“这一个”流亡者陈旧了，过时了，气球落地了。没有谁关心他会跌到哪里去，是发绿的池塘，还是发臭的粪坑。他在哪里沉寂无声，满脸泪水，舔着自己的新伤与旧伤。
流亡作家能够抓住的还是文学，还是创作，而不是随着政治风向大声喧哗，像个小丑般哗众取宠，博人眼球，叫人“看见”。可问题是脱离了母语环境，他在国外读者的眼中显得那么眼生，他写作的题材又显得那么老旧，流亡作家“仍会在写作中抓住与过去相同的素材，创造出一些其先前作品的续篇。”“一位作家风格的变化和革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家’、即故乡的文学现状，而与故乡文学现状的联系却已不存在。”脐带断了，血液失去了来源，某种苍白而忧伤的水会充实到体内，但这已不是血液。
故乡，故乡在哪里？读者，读者是何人？没有根，哪有枝和叶，哪有花朵和果实。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以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
母语，只有母语还在不离不弃地抚慰着流亡者，在滋养着他，在温暖着他，在巢一样护卫着他。但这样的日子会长久吗？根已经脱离了泥土，悬浮着的根，令人焦灼，令人不安，令人无依无靠。
这其实是个无解的困境。
布罗茨基当年像一只寄生虫般被捉住，像一只过街老鼠般被驱赶。他走了——一种空间上的挪移；他走了——母语却不能因为空间上的挪移而被遗忘。他文学修养的原初深度，他灵魂沐浴的启蒙之光，他的情感模式，思维模式，表达模式都是在母语——俄语——的环境中形成的。语言是一个人生命的内部，而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外部。对母语的深深眷恋，是对自己生命的确认，脱离了母语，一个人的生命将会出现空洞，许多意义将会得不到有效的辨认。布罗茨基后来学会了用英语写作，且大获成功。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他除了向三位俄语诗人致敬，还向两位英语诗人奥登、弗罗斯特致敬。这起码说明已经有两种语言：俄语与英语在支撑他的知识体系与文学创作了，他的船已经安全稳妥地停靠在了英语的港湾。可他却是由俄语之海航行到这个港湾的。他对母语的眷恋，是心脏对血液的眷恋，是大树对根的眷恋。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身份辨认也是俄语诗人，而不是英语诗人。世界是用他的母语——俄语——的尺度来度量他的。在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上，俄罗斯的文学大厦辉煌地从时光之水中浮现，布罗茨基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等十一位文学大师矗立在这座大厦中，他在自己的母语中站成了一座高峰，是母语成就了他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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