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句“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的名言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被列宁引用以来，涅瓦大街一下子就飞向了全世界。其实，早在1835年果戈理就曾以《涅瓦大街》为题，创作了中篇小说。
　　不同的是，车氏与列宁是借用这条笔直、宽阔、平坦的大街来说明事物曲折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哲理；而果戈理则是通过这个车马络绎不绝、行人接踵联袂的煊赫、繁华的“首都之花”，揭露它后面掩藏着的上流社会惊人的矛盾。他富有讽刺意味地称涅瓦大街为“人间一切最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会”，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截然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
　　涅瓦大街，自18世纪初辟建以来，经过二百余年的踵事增华，于今，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最有特色的街道之一。尽管它所在的列宁格勒市，已经恢复了彼得大帝建城时的名字，但是，时代的飙轮毕竟驰向了21世纪，当年大街上那些花花公子、男女豪商以及“经常在羽毛褥子和枕头上过日子”的贵妇人，穿制服、挂十字章、派头十足的小官吏不见了，果戈理笔下的形象猥琐、姓名逗趣、沉默寡言、“谁也看不起他”的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巴什马奇金之流也都无影无踪了。
　　变化不大的是，涅瓦大街留给人们的印象，依旧是那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晦暗、沉闷的情调。时当岁杪，气温并不甚低，湿度却比较大，日影匿黯，风色凄迷，天空灰蒙蒙的，是一种典型的酿雪天气。
　　涅瓦大街仍旧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放眼望去，两旁建筑呈现出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整体上看，属于18世纪的建筑风格。高超的艺术技巧，朴素的表现手法，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奇突的错落，庄重、谨严的俄罗斯古典建筑形式与奢华、隽美的巴洛克式的装饰艺术交相辉映。
　　楼房多为三四层，米黄色，大量使用石料，壮美、古雅的圆柱、回廊、雕塑、高凸浮雕，随处可见。风致、情调、格局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而各个建筑却又互争奇巧，富于变化，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二
　　正是这种浓重的艺术氛围，使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 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题为《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
　　1847 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三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其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上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
　　1828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
　　果戈理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普希金对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的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和比喻的奇突、恰当。同时，他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果戈理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
　　果戈理深受触动，开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是，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有一次，诗人普希金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果戈理以此为依据，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 1836 年 4 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普希金观看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
　　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啊！”
　　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自己毁坏了”，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

　　　　　　　　　　　　　　　　　　　　　　　四
　　我多次漫步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我为这里留下过优秀作家群的珍贵足迹，为俄罗斯伟大建筑艺术传统的弘扬，感到骄傲，感到兴奋；然而，心情却常常是抑郁的。
　　早在1840年，别林斯基就曾预言：“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1940年一定会看见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先端，接受全体文明人类的顶礼、崇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艰难岁月里，也曾爱抚地看着孩子们，深情地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
　　这些先哲的预言，有的已经付诸实现，有的难免要打折扣。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