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四姐去世的消息已经是四姐去世的一个月之后了。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认为有必要告知我。四姐在世时，世界对她一片淡漠。四姐去世后，世界对她还是一片淡漠。就连此刻，当我打开电脑，想为一生可怜的四姐写下几句话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缺乏应有的悲伤与诚意。我对面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世界杯足球比赛，这些貌似万众欢腾的比赛，其内在的沉闷和我灵魂的麻木显得彼此接近，相得益彰。
　　真的，我不知道四姐离开人间的确切日子，而且也不想去弄清楚。这种情况很像是法国加缪写的《局外人》，亲人死了，是今天还是昨天，对于生者都无关紧要。不过按大致时间推算，四姐走的时候应该是农历四月，人间四月天，她离开了人间。
　　T.S.艾略特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当然他说的是英文April所指的公历四月。而四姐离开人间的农历四月，已经是英文May所指的公历五月了。公历五月有“五一劳动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歌曲《五月的鲜花》以及《来吧，亲爱的五月》，总之到处是红旗飘飘，鲜花盛开，显得既庄严又革命，既革命又浪漫，春风化雨，春意盎然。四姐就是在这样的日子离开人间的。
　　但这样的日子，它们所有的美丽与激情，鲜艳与温暖，跟四姐有什么关系呢？春风跟她没有关系，春雨跟她没有关系，不管公历还是农历，不管是四月还是五月，对于四姐来说，她生前所面对的只是“残忍”的命运，她死后呢，春天还将一如既往，年年来到这个人间。
　　人间四月天，四姐在田间。小时候的四姐很听话，而且喜欢劳动，记忆中每到春天，四姐的任务就是挖野菜，那一大筐一大筐翠绿缤纷的野菜，都是四姐从山那边的大洼里挎回来的，那个满脸汗水、一头黄毛的辽西女孩，她有时肩膀扛一筐野菜，手里还要拎一筐野菜，而她在中间就像是一道瘦弱的斜线在行走。炊烟飘起的时候，如果有许多挖野菜的女孩结伴归来，那负载最重的肯定是四姐。有四姐在，家里就不愁没野菜吃。记得有一种野菜叫“蚂蚱菜”，洗净用来做馅，包出的饺子味道美极了，至今难忘。那时候我们不仅吃野菜，还吃榆钱、吃杨树叶。我家后面有一棵大杨树，老大老高的，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春天想吃杨树叶了，但谁能摘到杨树叶呢？四姐。当然她不是上树去摘，而是爬上房顶。四姐站在房顶上，先用锄头勾住树枝，然后就摘到了树叶。我们把杨树叶一筐一筐传下来，就像法国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葡萄传下来似的，在艰苦的岁月里，也自有一种富足的感觉和田园的诗意。其实我是有些惧怕那棵大杨树的，特别在刮风的日子，它怒发飘飞，歌吟呼啸，甚至都成了我夜里的梦魇。但在高高的房顶上，勇敢地站到它面前并把它视为葡萄架的，则是身体有些单薄的四姐。
　　人间四月天，四姐在校园。四姐总共上了四年学，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但我相信四姐读书应该是很上进、很努力的。她的书包是用白毛巾缝的，很朴素也很干净。白书包，红领巾，记忆中这两样是四姐身上唯一有色彩的东西，除此之外，作为乡间女孩的四姐可能连根像样的头绳都不曾有过。因此，红领巾就成了四姐最珍爱的饰品，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无论是上山挖野菜还是做饭拉风匣，她的红领巾总是不离胸前，有时脏了，宁可洗。所以四姐的红领巾比别人的显白，有点淡粉色，如同被车压过后又经雨打的山间野花，在她的胸前佩戴着。辍学后的四姐已不再是学生，而是生产队的社员了，但有一段时间她还是系着红领巾。后来说有人笑话，才不太情愿地取下，收藏了起来。
　　读了四年书的四姐很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大半辈子。她特别爱看各种闲书，主要是小说，也包括小人书，有时也看旧杂志。她能一个人躲在墙角，看得废寝忘食，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笑，或满眼噙着泪花。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四姐究竟被那些书中的什么故事所吸引呢？是那些神奇的遭遇，还是情感的纠葛，英雄的传奇？我都不得而知，只记得四姐看书时突如其来的笑和两眼的泪光闪闪。我后来想，四姐在艰难家境中所完成的四年教育，所给予四姐的最大好处就是能看闲书，也许正因为能看书，苦命的四姐才在人间多少有一点寄托吧。
　　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个，大哥二哥在外工作，大姐二姐出嫁很早，家里只剩下三姐、四姐、五姐和我。但三姐是大队书记，五姐是学校老师，家里最没能耐的就属四姐和我了。除了看书，我们还会做什么呢？其实四姐也并非没能耐，除了下地干活，烧火做饭，她还有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能耐，那就是讲故事。她能把书里看来的或从邻居嫂子姐妹那里听来的笑话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人。忘不了那些吃不饱饭的年月，那些饥肠辘辘的冬天夜晚，我和年龄相仿的侄子、侄女们围坐在家里的炕头上，众望所归地听四姐讲故事，仿佛那些进京赶考啊、金榜题名啊、洞房花烛啊之类故事不仅能抗饿，还能解馋似的。特别是那些鬼故事，狐狸的故事，黄鼠狼的故事，在四姐那或语重心长，或忍俊不禁，而又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讲述中，显得是那样的恐怖神奇，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魅力久远。
人间四月天，四姐在天边。四姐当年挖回的野菜，四姐当年讲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我小时候的粮食吗？还有她放学时为我采回的桑葚，下地时为我打回的乌米，在我被饿得头重脚轻，被人称作“大眼贼”的童年，曾多少次支撑过我狼奔豕突的胃口，激励过我耿耿难眠的幻想。而现在四姐不在了，还能再吃到她挖回的野菜，再听到她讲述的故事吗？这样想着，我的眼睛终于有些潮湿了。
　　四姐结婚的时候我去送亲。作为弟弟，在所有的五个姐姐中，我只为四姐送过亲。那应该是在秋天，地里的庄稼呈现着秋海棠的颜色。我们坐在马车上，不过二十里地的路程，感觉上却很远很远，仿佛古诗里说的“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那样。
　　越明年，我参军到南方的武汉，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遥远。
　　我1973年参军，1976年复员还乡，整整三年时间，家里没发生任何特殊的变化，有变化的只是四姐，她离了婚，又再次结婚，而且还得了一场重病，虽然逃过一死，却从此留下了后遗症，走路、说话都很困难。回乡后初次见到四姐时，她满眼泪水，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外甥女。
　　至于四姐当初为什么离婚，后来又得的什么病，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四姐生活的局外人。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在大学里教书，这期间每次回乡看望父母，往往是能够见着四姐的，她拖着病残的双腿，艰苦卓绝地走着那条山路，看到父母和我，就一脸的幸福和满足。但我能为四姐做什么呢？我知道外甥女和外甥都越来越大了，而相应的，四姐则是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了。四姐已经不怎么看闲书了，但她保持了一种笑，那种独自莞尔的笑和随之噙满眼眶的泪水。四姐的泪水是太多了，从小到大，她都有一颗善于感动的心，有野菜吃，就为野菜而感动，没有野菜吃，就为盐水而感动；有小狗叫，就为小狗而感动，没有小狗叫，就为蟋蟀而感动；有家回，就为家而感动，没有家回，就为路而感动。如果什么都没有了，那就为自己的寂寞、自己的苦难而感动。这就是四姐，她能像诗人所说的，即使在苦难中，也会因幸福而哭泣。
　　1996年父母相继去世后，正如我不再常回老家一样，四姐也失去了一个人蹒跚在山路上的艰辛与幸福。那以后关于四姐的情况，我都是间接听到的——姐夫从煤矿下岗了，外甥女结婚嫁人了，外甥进城打工去了，姐夫因病去世了，等等。总之四姐的苦难无边无际，一如故乡那绵延不断的辽西丘陵。而对我来说，故乡的四姐越来越变得像一个符号，一个苦难的符号，无助的符号。直到2001年，惊人的消息传来，四姐离家出走了。
　　毕竟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的离家出走，外甥女在电话的另一边哭泣，亲戚们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寻找，甚至报了警，甚至登了报，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线索；两个月，三个月，将近半年过去了，仍没有任何线索。哥哥姐姐们不断打电话来，因为据他们分析，四姐最可能投奔的地方之一就是沈阳，就是我家，不管怎么说，我是她唯一的弟弟，到弟弟家，不就是到娘家了吗？可问题在于，四姐是不会用电话的，即便别人帮助她，她会记得我家的电话号吗？正是在四姐出走的那段整个家族为之深感焦虑和蒙羞的日子，我想到了“人间”这个词汇，人海茫茫，人间多大啊！四姐，你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走向人间呢？难道你是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不算人间，索性还要深入到真正的人间，去彻底领悟一下所谓人间苦难是什么东西吗？难道你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需要到人间体验生活、了解民情的作家、记者或各级领导吗？
　　至于四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出走后都遭遇了哪些情况，以及她出走的整个路线，我现在同样一点也不清楚。总之四姐后来被找到了。在她出走整整半年之后，哥哥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接到了不知是公安还是民政部门的电话，四姐在沈阳市的一家收容所。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正下着雪，我打车狂奔，到了这家收容所，排队等半天，说没有此人；到了另一家收容所，还是说没有此人。折腾到晚上，电话来回打了多遍，我终于在沈阳北站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四姐。四姐快冻死了，也快饿死了；四姐遍体鳞伤，斜披着麻袋片，像混得最惨的那种流浪汉，这“流浪汉”见到我没有眼泪，也没有惊喜......几年后，在某次论文答辩会上，我对一篇关于旅游美学的论文发出质疑：为什么你没有提到流浪汉呢？我喉头发紧的质疑让那个研究生和在场的教授们不禁错愕。
　　平生第一次，在那个风雪之夜，四姐来到我家。妻子连夜为四姐彻底洗过，并换掉了她所有的衣服。一天一夜之后，四姐才开始吃东西。两天两夜之后，四姐才开口说话。我问她：四姐，你真的是想看看沈阳，投奔我来的吗？四姐点头，眼泪夺眶而出。几天后，四姐试图讲述她的出走，但她的表述已经不再清晰，片片断断，东一句西一句的，而且充满了太多的幻想，天地人神，被她随意混淆着。我的两个孩子，见姑姑这样，执拗地不愿靠前。但有一天四姐来了兴致，她坚持要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吧，四姐就讲，还是小时候给我们讲故事的语气，孩子们听了一会就跑了，但我却满怀乡愁地始终听着，那是四姐最后的讲述，仿佛其中有长风吹过，有野菜在麦浪滚滚，也有那棵大杨树在披头散发地歌唱。
　　四姐在我家住了有半个月，外甥女就来要接她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妻子给四姐买了新衣服，我给四姐带了几百元钱。作为弟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点心意。我答应四姐会回去看她。临上车时，四姐还向我们摆手，现在回想起来，那摆手的姿态似有若无的，也意味深长。
　　从2001年至今已近十年了，我却一直没有回去看四姐。有时候回老家办事或给父母上坟，也顾不上去看姐姐们。我想可能自己活得也不容易，但再不容易，作为弟弟，你的良心、你的亲情，都让狗吃了吗？真的，我的生活与精神生活，与故乡和亲人们渐行渐远，这不是我的光荣，恰是我的耻辱。我已经变得麻木，虽然这麻木有时也让我深深痛苦。
　　去年，我译了几首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诗，发表在《诗潮》杂志上，并被选入《新中国60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的翻译作品卷。别人不会想到，选译这几首诗，包含着我对四姐和所有姐姐们的歉疚之情。比如《闺名》、《丑姐姐》、《神话学》等，在我看来，这些诗写的都是姐姐们的故事，她们出嫁了，她们变丑了，她们春华正茂然后又归于泥土。特别是《丑姐姐》：“我需要攀上三十层阶梯，才能进入我的房间”，我觉得这写的简直就是四姐，谁能让我忘记，她毕生在苦难中攀爬生命阶梯的身影呢？正因为想到四姐，我才选译了这首诗。同时我还选译了《神话学》，因为，苦命的四姐虽然没有那个神话女孩的绚丽开端，却毫不逊色地分享了那个神话女孩的凄美结局。
　　不是吗？四姐用她攀爬的、卑微的、负罪般的一生，写出了她自己的“神话学”，只是对于其中的许多关键符码和秘密，我们至今都无法知晓。我们所知晓的仅仅是这些事实：在八个兄弟姊妹中，四姐是唯一因病而残、毕生不愈的人；唯一离婚再嫁、艰辛备尝的人；唯一离家出走、流落街头的人。四姐的一生，是苦难的神话。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辽西女孩到一个孤苦无助的辽西母亲，她没有时代的照耀，没有社会的安抚，除了些许的亲情援助和悲悯，她只有独自面对的人间。
　　人间四月天，四姐被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那片土地，那片田野，说不定就是她小时候挖过野菜的地方。如果某一天，又有一个挖野菜的小女孩经过那里，会因为四姐的坟茔而感到恐惧吗？善良的四姐会轻轻地告诉她：别怕，孩子，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挖过野菜——然后在地下会又莞尔一笑或泪光闪闪吗？
不管怎么说，在另一个世界，四姐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她也会衣袂飘飘、不卑不亢地站在她所信仰的上帝和诸神面前，就像她小时候曾勇敢地站在那棵莎士比亚李尔王似的大杨树面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