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辽宁作协特邀评论家论坛会议纪要
时间：2013年7月1日
地点：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
高海涛（省作协副主席、创研部主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今天我们来到祖国最北的边陲线，漠河北极村，召开2013年度辽宁作协特邀评论家论坛研讨活动。省作协的王秀杰主席、邵永胜副主席也专程出席我们的活动。王秀杰主席要顺路去黑河交流考察，等一会儿邵永胜副主席要做指导性讲话。让我们表示感谢和欢迎。
我们辽宁是在全国率先实行评论家签约聘任制的省份，自从1999年开始启动以来，特邀评论家论坛每年一次，迄今已经15届了。这是值得庆贺的。十五年来，我们一起见证了世纪之交辽宁文学的繁荣发展，也见证了一个文学大省评论家队伍的成长。今年论坛活动的主题和参考议题，已随通知发给了大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论述都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和思考，我们的基本设想是，通过进一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省内和全国的文学发展实际，对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如何体现于文学叙事和文学创作，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深入探讨。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认为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么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之后，人民生活及其社会实践就占据了20世纪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中心，并成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道德标准和审美理想。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品格与风貌。而在新形势下确证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可以说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次新飞跃。过去我们的文艺理论常说“人民性”，我觉得应该重新恢复这一批评概念的有效性。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性”就是“人民主体地位”在批评话语中的适当表达。“人民性”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中国当代文学尽管有许多波折，但总的看还是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作为表现主体，始终涌动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潮。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首先“人民性”是不能滥用的，它实际上是很高的标准，并非简单的工业题材、乡村叙事或底层写作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旗帜鲜明地把“人民性”或“人民主体地位”作为文化创作生产的根本性导向来加以引导。2011年我参加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回想最终评出的5部获奖作品，从题材到艺术表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时代的基本主题。或者说，虽然评委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但评奖结果却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人民性”的标准。比如，张炜的《你在高原》表现的是理想精神，刘醒龙的《天行者》关注的是城乡差别、社会公正，莫言的《蛙》强调人的生命价值，毕飞宇的《推拿》写的是弱势群体、特殊群体，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表现的是从历史到现实的民生问题。这样的解读虽然是简单化的，但至少可以说明，作家们的创作并不缺乏“人民性”和“人民主体地位”的自觉，关键在于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倡导。
下面，请大家发言，就如何把“人民主体地位”落实在理论倡导和理论批评的实践中，进而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各抒己见。
王向峰（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作协顾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是文艺与科学学术发展的普适性的规律体现，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有特殊历史与现实意义。它能对于文艺和科学、学术的发展，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意义上，予以政策上的保证。因为“双百”方针反对以权力裁夺和行政干涉方式，去判定艺术上的优劣、科学上的真伪、学术上的是非。“双百”方针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艺术史与科学、学术史的经验教训之后自觉确立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社会主义的艺术与科学和学术的顺利发展。因此在“双百”方针所涉的领域，必须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提倡讨论和争论，鼓励实践的创新与发展。而在艺术创造领域，尤其要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实现艺术的形式与内容、题材与体裁、风格与流派的丰富多样性，按艺术自身的规律实现其发展繁荣。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必须实行相应的民主。为此，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强调文艺家的独创性的形式。马克思在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由于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也必须是丰富多彩的。所以艺术家须要深入生活，掌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写岀复杂多变的现实关系，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只要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表现，在內容对象上是没有题材限制的，在表现形式上是没有不可以尝试的。对于岀自先验主义的主题先行，给艺术创作确立表现模式，是反艺术规律的，是“双百”方针所反对的。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有多方面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就精神方面来说，必须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保证。因为没有“双百”方针的保证，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就得不到艺术创造的自由，就得不到按自己个性方式反映生活的艺术民主。没有起码的艺术创造活动自由民主的条件，文艺的繁荣发展就要受到严重阻碍。所以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的纲目标题下，明确指岀：“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明确指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个方针一提出就成为党的艺术和科学的方针。学术问题是一个探讨和发现真理、推进真理研究的问题，在学术探讨中应该是互相平等的，并不因掌握行政权和学术话语权的人物的偏向而决定那种观点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看法不被扼杀。艺术创作之所以成其为创作，就在于按生活内容的需要，创造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为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作品。与艺术流派意义和规律一致的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学派问题，这本来是有明确方针的，但在实践上却是没有保证的。有的人利用“长官意志”干涉学术讨论，甚至歧视某一学派，随便把某一学派定性为“资产阶级”，并加以政治打击，实际上则等于消灭了学派。这种封建家长制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是必须消除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很长时间内在欧洲出现了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不同的学派间展开了学术争鸣，几百年中，在科学文化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在文学艺术、学术、科学领域必须实行“双百”方针，不实行这个方针，就不能按这些特殊领域的独有规律，更好地发展这些事业。这是双百方针的实质所在。明确了这个实质，我们才能找到“双百”方针的基本点，不然就有可能把作为实现目的保证性和方针性的东西，当作目的性的东西。“双百”方针的实质在于：坚定不移地承认文艺与科学自身的规律特点，在各个工作环节上必须自觉地运用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手段，保证这些事业按自身的规律发展，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不断繁荣进步。对于文艺、科学、学术问题，采用以力裁夺的方法，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无效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阻碍这些方面的历史进步。因为，真理终究不是靠外力的支撑才存在的，真理征服人的力量存在于真理本身当中，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服”而不能持久。人们的欣赏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没有百花齐放的艺术是不能适应这种广泛需要的。任何人也不能按自己的欣赏趣味来搞一律化的艺术。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决定，各种力总要有失去平衡、发生变化转移的时候，那时作为精神领域里的权力裁夺，就会变成空无，徒留历史的话柄。艺术史、科学史、学术史，都记载了这方面无数的劣言蠢行，经验教训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周兴华（省文联顾问、省散文学会会长）：
今天我们研讨“人民主体性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面对历史与今天的文学发展形势，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文学目标，这需要每个作家要有自己的思考与担当。比如，在创作的时候，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人性等。但是，真正联系到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显然有着不足，还需要更为深刻地思索和创新。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不会忽略对现代优秀经典作品的认真学习和借鉴，这对于创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作者的心灵只盲目地沉浸于自我，缺乏公共生活经验，那么其写就的作品无疑也是对自我的沉浸，导致的公共生活经验的缺席。个人生活经验离不开共同生活的培育。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祥林嫂》等，无一不承载着个人的深度反思，但同时更是民族的思考力量，这是每个文化人所必须为之思索的。作家作为时代的发声者，必须树立时代的忧患意识，为自己的内心也为更多人提供价值参照。而正确的价值，必须要深入了解生活才能获得。在今天这样一个理想失衡、道德滑坡的时刻，作品极易流于有故事没思想，人物弱，更谈不上触动人心，同时也消解了艺术的公众审美。比如近期公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等，这个电影宣扬的是只要有了钱，就是一切，基本与艺术已经没有关系了。因此我们的作家在如此的紧要关头，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加强理性思考，让人们通过作品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希望有更多的作者，能创作出像迟子建的《清水洗尘》、《雾月牛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似的好作品，读后令人深深思考与难忘。
吴玉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我只讲论文的几部分。人民主体性的接受之维是指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观照人民主体性思想，对人民期待视野的重视，对作家创作动机与人民接受效果的重视，把人民满意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等。从《讲话》到《决定》，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接受美学视域中人民主体性的演进。五四时期，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倡导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很多作家站在启蒙主义立场表现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但不是为人民大众而表现人民大众生活，精英姿态在文本中时隐时现。就五四时期大众的接受水平来说，站在精英启蒙立场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可能被广泛接受，所以，表现人民大众和为人民大众涉及到不同层面的主体诉求。此外，仍有一些作家面向自我，徜徉于自我的生命的律动，无视于人民大众，或不屑于表现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他们的文本中缺席。在延安，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是工农兵与革命干部。针对当时作为接受主体的工农兵“不识字，没文化”迫切要求普遍启蒙的实际，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问题，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讲话》总是把人民作为中心进行普及与提高的论述。从《讲话》到《决定》，人民作为表现对象，作为服务对象，作为接受对象，也是作为教育的对象。《讲话》谈到，“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祝词》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决定》认为，应该“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些纲领性文艺思想一直把文学家、艺术家称为文艺工作者，而文艺工作者就是在做一项工作，不仅仅是创作文学作品，更是对于人民做“教育工作”。无论是普及与提高，还是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还是满足与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给予人民娱乐与美的享受，都是文艺工作者的工作。这意味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党对文艺的高度重视，党对人民的高度重视，彰显着人民性与人民主体性。《讲话》谈到，文艺就是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文艺创作达成这样的接受效果，才和创作动机吻合，才能显现人民的能动性。文艺方能告别“孤芳自赏的独语式”，走出象牙塔，走向广场与人民大众，张扬人民主体性。
王春荣（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实一再证明，底层叙事是一种历史的担当和人民主体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体”的思想就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中酝酿、生产，并且最终把来自人民的文学还给人民大众。底层写作在这里形成了如批评界所概括的两种姿态：“为底层写作”和“作为底层的写作”。“为底层写作”即指专业作家、职业作家为老百姓代言，“为民众鼓与呼”，“为老百姓歌与哭”。“作为底层的写作”，即指业余作者、身为底层人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而写作。这里的差别在于写作者的出身和文化身份的不同。因此，同为底层叙事，夏衍的《包身工》和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注定有所不同。《包身工》的作者是本着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工妇女的深切同情和悲悯，以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姿态采写“包身工”这个弱势群体，目的在于为底层人代言。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启蒙担当。王十月是打工仔，他的《国家订单》是他个人的经历和切身体验的文学表达。作者自己就在底层生活的深水区。他的写作名副其实地属于“作为底层的写作”。但不管怎样，这两种底层叙事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切入生活，触及了占中国民众大多数的社会阶层的生存本相。这种代言“沉默的大多数”的写作正是坚持了以人为本、人民主体的文学思想。对于作家而言，人民主体思想就是要关注民生、体察民意、贴近民心、融入民众，坚持人民文学的方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种唯物历史观今天并没有因为新历史主义的冲击而过时。人民既创造历史，也创造文学。但是，旧有的帝王文学、宫廷文学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创造历史的民众作为文学叙事的主体。新的人民的文学，开始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主体。但是，草根细民真正进入文学叙事仍旧是现代文学的一种新开拓。其实，所谓民间叙事并非莫言的原创。鲁迅小说对鲁镇年味的营造，对于故乡“社戏”的描写，萧红对娘娘庙敬神的回忆，迟子建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习性的描写，汪曾祺对于荸荠庵小和尚受戒的描写等等，无不证明作家对于民间文化的成功运用。深入民间，开掘文化宝藏，既是人民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激活和延续文学生命力的一种文化的和文学的“田野作业”。 文学的人民性和现代性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人民性需要坚守，现代性也需要不懈地追求。“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是以西方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形式为标高的一套艺术规范。它是现代的、先进的、精致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底层叙事虽然具有干预生活、剖析社会问题、探视人性深度的笔力。但同时它也描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轮廓，透露了都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的某种时代信息，分析和演绎了现代化背景下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与觉醒，探索和思考了文学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和新的生长点。这种担当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实现是一种新尝试、新开拓。
白长青（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化的享受主体，文化的表现主体，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属性所充分论述了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本质也是实践的。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才产生出来的。”外在事物、外在自然界能够引起人的美感，是人对自然界的审美对象化的结果，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它是在自然中观照了人的本质的结果。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美是人发现和创造的感性的对象，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决定了审美创美的本源。有人认为，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创造力不够，原创性不足。此语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以为，问题并非仅在于此，而是在创作方向上出现了问题。方向偏了，必然弊端丛生，而且是越活跃，问题就越多。我以为当下的一些文艺创作，明显地缺乏一种思想的支撑，缺乏社会精神价值的支撑，既缺乏时代理想的指引，也缺乏理论的厚度和哲学的力量。简言之，缺乏一种能够鼓舞社会前进的正能量。观察艺术生产的历史，应该具有这种复线的宏观视野。当代文学，应该具有一种大的当代文化观，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审美姿态。只有在思想上、意识上先行觉醒，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现代性在精神上的更新，要有一种源泉和动力。而这个动力，就来源于文学艺术中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当下中国各种文化和价值观混合并存，呈现一种多元的社会转型过渡的特征。这种文化环境，对作家艺术家的诱惑和干扰太多，对读者和观众的诱惑也太多。在这个时期，如何理解中国当代文艺的内涵，把握当代的时代精神，把握价值判断的标准，认清我们所具有的文化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中国的当代文学，需要进行一种本土的、自主的文化观念的阐释。确立文艺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要走进人民的生活，反映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思考，回应当代人的精神诉求，在作品中反映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时代精神价值观。
古 耜（中国作协散文创委会委员、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大连市作协副主席）：
散文与诗歌、小说的区别，在于后者的雅俗共赏的文学特性，或者说有着两个或更多的文学生态。而散文则更侧重于雅的，理想的，散文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今天的全民写作，蓬勃广阔，是很可喜的，精英文学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和健康，这是更宝贵的。关于人民性，马克思在18世纪就有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法国大革命之后，别林斯基对人民性的概念有了提出，但用语不是很稳定，大多应该指向的是民族性、底层性。那么人民性或者与其相关的写作得以繁盛与发展，应该是在中国的左翼时代，而在此期间或以后更长的时期，关于这样的概念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当作品以人民为主体性的时候，却也未必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而当不以人民为主体，却也未必不能体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或者说，作品中对底层的关注与写作，未必就能做到人民性的体现，而精英写作未必不能体现。在文学的发展史中，经过时间的淘洗，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无疑最后都是精英文学得以更完整地留存了下来。若以读者群的角度而言，读者多的未必就能体现人民性，而读者少的未必就不能体现人民性。影响大的作品未必是在说着人民性，而影响小的未必就不是。鲁迅先生早在文章中就已经言明，文艺本该不只是只有少数人才能鉴赏的，但读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比如最简单的识字。放在今天也一样，对读者仍然有着朴素的意义，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基础，阅读或鉴赏才会成为可能。可以说人民性或人民主体性，是个很深厚也很繁复的概念，其间有着很多的思考方向和层次。于作品而言，一味地迎合与取悦，永远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更不可能留下真正的传世之作，因为大众真正爱看的作品，究其本质也许只能是画本的程度。因此说这是个很深刻的话题，涉及到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等领域。只有这一切都得以良性地进行和发展，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才有可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性。
宁珍志（省作协创研部编审、《鸭绿江》月刊副主编）：
艺术形式与意境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就与民间拉开了距离。诗歌这种文学的最为纯粹的表现形式，和者盖寡是必然现象。如果说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统认为的“劳动创造了诗歌”这个观点还能成立的话，也仅仅是诗歌的坯胎，诗歌的雏形，或者说是诗歌的起源之一方面。因为还有祭祀，还有舞蹈，这符合西方文学史的视野。俄罗斯普希金时代的自由平等精神的清唱，白银时代的良知苦难情怀的和声，虽然都与生活与人民的精神脉动息息相关，然而此种天籁之音绝对来自遥远的深邃的丰润的个别心灵，不可能遍地生长。知识分子抑或是精英写作，只要有境界、有向往，哪怕是信仰的暂时与一度迷失，就必然葆有个人生命契入时代向度的哲学光环，这即是人民主体性的单篇或角度书写。创作主体的表白是时代挤压出来的声音，政治投影大于艺术构成，必然存活于时间之内。究竟该如何振兴和发展汉语言诗歌？我非常赞同余光中先生三十年前的观点，即“竖向继承，横向移植”，既要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又要借鉴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度的诗歌经验。而我们总是愿意极端化，要么一味提倡民歌体，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拿来，如同改革之初诗坛各种主义流派纷纷跃起光怪陆离，于人于己难知所云。不是把所有的旧东西扔进纸篓就是创新，不是口语的表达才是诗歌的唯一，不是一味地获取现代就是诗歌的进步，文学的人民主体性必须是合理状态下的与时俱进，必然代表着诗歌艺术最为先进的呈现方式。对于诗歌来说，人民的主体性要求与私人化、书斋化的写作方式并不矛盾，只要我们不各自夸大彼此的优势和劣势，不以此长彼短互为比较。诚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肉体曾经遭遇的特殊阶段，其创伤面至今或许还没有完全愈合，对后人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血缘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伤痛总会在不经意间突袭我们。应该说，伪孤独、假深刻、扮贵族、装高潮时时会在诗歌表达的最佳途径上设置路障，牵制并影响主体性的种种诉求，而且缺少起码的真诚。我由衷赞美诗人的真正忧郁和真正孤独。忧郁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生命底色，恰如波德莱尔时代巴黎的写照，呈符号性。孤独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一种处世哲学，而且如同九叶派诗人郑敏所说，真正的孤独已不是人的孤独，而是知识的孤独，思想的孤独。忧国忧民，爱至所痛，正是文学的人民主体性之一的个人心灵版图。
韩春燕（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文学无疑是以人和人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其旨归也只能是为人和人的生活服务。只是这里的人是分种族，分阶级，分阶层和群体的，当然，若按照不同的标准细分下去，还能有更多的分类。于是文学以什么人和什么人的生活为对象，文学为什么人服务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表现人性，一般来说已成为写作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的本质属性，而这些本质属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之本性，复杂深幽，正因为复杂深幽，它才一直诱惑着写作者以文学的名义不断对其进行探寻。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存在着人性的共通之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是最因人而异，最无法整齐划一的，在不同的人那里，人性的景观是最缤纷多彩最云诡波谲的。人民无疑是人这个母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而人民性与人性也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人民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作为一个名词，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当然，在不同的国度，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那我们今天说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假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指的是普通百姓，指的是底层民众，我们文学的人民性就是以他们和他们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那么他们所谓的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幸福还是苦难？在文学中，没有所谓完全客观的生活，只有作家想要表现的生活，而生活本身是立体多维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用不同的眼睛就会看到不同的人民，看到不同的人民的生活。而你的创作方法呢？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作者的态度是什么？同情？赞美？敬慕？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是为“人民”呐喊，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还是对真善美的弘扬，促进社会的和谐？抑或是继承鲁迅那一代的传统，启蒙民众，以立人为本？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家，打着“人民”的旗号，貌似描写“人民”的生活，其实表现的思想意识不仅非人民，而且是反人民的，这种伪人民性的作品我们屡见不鲜。自觉不自觉地说谎，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从概念到概念这样意义的空转。其实，无论是人性，还是人民性，只要一个写作者能够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表达就足够了。
王 宁（省作协创研部二级作家、评论家）：
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一个“恒定”与“流变”相交织的概念，它有亘古不变的部分，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恒定”关乎对文学最本质属性的探究，对人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表达，对文学是否具有经典性最基本的判断；“流变”则是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进程、人性解放的程度等等时代变迁的因素，而产生变化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安徒生、林格伦的童话能成为永恒的经典，而《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也获取了众多当下读者的原因。我们对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依然可以遵循这个规律，从回归经典和把握时代感两方面来着手，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回到文本细读，回到当下儿童心理接受层面，回到文学框架内来解决问题。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即“艺术儿童文学”与“商业儿童文学”的分野。这是一个在文学出版市场化时代特有的景观，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必然结果。尽管对此现象论争一度火热，但终究没有明晰的结论，二者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当中。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为“艺术儿童文学”更多坚守经典性、纯正性的文学领地，“商业儿童文学”更多地靠近时代儿童的生活，注重时尚流行文化元素的渗透。最近读到一篇孙绍振的访谈《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其中谈到文学文本中的真善美，与世俗生活中的真善美的统一是不同的，文学文本是真善美的“错位”，它们既不完全统一，也不完全分裂，三者错位幅度越大，审美价值就越高。三者完全重合或脱离，审美价值就趋近于无。我觉得不妨借鉴一下，具体判断儿童文学作品时，是否也可以从这样一种“错位”和“纠结”的关系中来进行理解，无论是被冠以“艺术的”还是“商业的”作品，无论外在形式多么迥异，要真正地审视一下其内在，是否对我们这个时代所给出的“儿童问题”，做出的思考，有所追问，或是回答。是否关注了儿童在新的时代里、新的社会矛盾中，他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新的“两难”、新的纠结、时代带给生活的“错位”，如何在儿童的世界中被具像化了。能够揭示出这种“内在”与“实质”的作品，应该归于优秀的作品，如薛涛的《小城池》，这样的作品与生俱来具有经典气质，深厚的文学底色，又不迟滞于时代的变迁，关注了儿童生活中最核心的“两难”， 在表达儿童与自我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真善美三个范畴达到了很明晰的“错位”、 “撕扯”，使它必然成为有魅力的作品。
刁 斗（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创研部一级作家、专业作家）：
对人民性的概念与来源，应该有着多样的不同的理解，也相应会有很多思考，包括公民、纳税人、老百姓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要阐释的是，现在我们说的人民主体性，是创作主体的人民性，还是审美主体的人民性。小说因其体裁的独特性，使得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更加充满争议和犹疑。大众性的审美只能阅读低智商的东西。我写过一篇小说叫《的》，是一种新的尝试，行文中没有“的”字。而其实这是很难的，不要说几万字的小说里，就是简单的一段话，不用“的”字，而将本意表达清楚都很难。这样的尝试或者说写作，我不知道是否具有人民性，也许百年之后，它会有价值。人民性是可以存疑的。如何将“双百”实现，是很重要的，也因为还有“双百”，每个人也还怀有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真的能做到对一切的认同、理解、包容与接纳，迟早有一天我们的人民性会真正到来。
马 力（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从社会生产方式上看，从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至18世纪下半叶，欧洲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从而造就了中产阶级，使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也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工业要求有文化的劳动者。再加上中产阶级生活富裕以后，派生出接受文化教育的迫切愿望，进而催生出现代教育制度以及各级各类公立学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儿童文学产生的土壤，它为现代儿童文学盖上了资本的胎记。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精神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从一开始就纳入市场经济与商品的运作轨道。但是它又是一种与成人文学不同的特殊的精神产品，它的特殊性来自它看待世界的方式采用儿童视角，带着一棵树苗特有的勃勃生机，对于培育它的土质要求更严，对于灌溉它的雨露要求更苛。培育它的沃土是整个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里攒下的精神家底——民间童话，灌溉它的雨露是埋藏在数也数不清的民间故事背后的生活经验、生命感悟，儿童文学与它的精神命脉相通，才使儿童文学的枝叶与花色更加纯美动人，即便它不得不有资本的胎记，不仅有资本的属性，但掩抑不住的是它的另一种品质：审美的高端性。没有谁可以与之争夺文学艺术象牙塔的位置。与儿童文学的发展相得益彰的是世界儿童文化。无论是儿童心理学，还是儿童教育学，乃至儿童哲学，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之前这短短200年的时间里，与儿童文学比翼双飞，无不发展出成熟的学科，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与妇女的地位也因这对翅膀的振奋而频频擢升，直至让老大自居的男性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他者”也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人。儿童文学是人类精神走向澄明的象征，20世纪初瑞典女教育家艾伦·凯关于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的宣言，乃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支凯歌。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就要进行虚假的包装；为推销自己的商品，就要与别人竞争，甚至是诋毁别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就要低声下气地媚俗，去争取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就要变着花样玩时尚，而将人类几千年来的精神瑰宝——纸质文本的文化与文学经典像垃圾一样抛到九霄云外。可怕的是这一切行径，连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也不能例外。看看那些在表面的热闹，却失了厚重魂魄的一本又一本所谓具有游戏精神的纸质文本作品吧，这些贫血的垃圾怎么能滋养当代儿童的灵魂？倘若我们不想按照商人的意志，将我们的孩子都变成物欲膨胀的物主，倘若我们希望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有一颗配称为儿童的高贵灵魂，倘若我们不希望文学园地的这株奇葩被旱死、饿死，那么就给它换换土吧，将大众传媒切断的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根脉重新联通吧。
王晓峰（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文联副巡视员）：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同样，文艺创作和批评也存在着如何面对群众的问题。 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命题就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是文艺创作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创作的思想方法，关系到关系作品价值深广度，关系到艺术表达，还关系到作品的社会影响度。当代一些文艺工作者只是面壁虚构、闭门造车，作品就鲜有人问津，就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究其原因是有些文艺创作及批评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命题在当前具有特别的意义，对时下理论、批评和创作也具有警醒和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利益置于首位，置于目标，置于奋斗的方向；始终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都把群众视为大地、母亲，脚踏在大地上，从大地汲取精神给养。大地在此时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所在，和“人民”有着同构的质地。同时，“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精神概念 ，更多地含有形而上的性质，是一种抽象。许多时候，人民、群众（常常以读者的形式）的意志、愿望和判断很难进入到文学组织、专家们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文学批评之所以现在缺少公信力、缺少有用性、缺乏感召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文学的“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读者、脱离了最广泛的阅读。特别是现在的批评，应该说是基本建立在批评家的个人因素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以“人民”“群众”或说是广大读者的基础上。最近有、以前也常常有批评，呼吁要理解批评，呼吁消弭批评与创作的对立。大家在心里都非常清晰这样的存在，而且在极力改善这样的关系。无论怎样努力，效果都不理想。这样的关系其实不是批评发展的瓶颈。影响、阻碍批评发展的要害是，批评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群众”，即忽略了读者和阅读。批评是给谁看的？创作是给谁看的？似乎没有谁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批评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即在批评（评价）要素里置入群众和读者于重要和中心位置，批评对阅读对创作来说，还将是无足轻重。上个世纪兴起的“接受美学”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为我们的批评提供了范例。
秦朝晖（朝阳市作协副主席、《辽西文学》执行主编）：
沧海一粟，是人类对自身何其渺小的认知。“人不过是芦苇，在自然界是脆弱的，但他是一棵能思想的芦苇”。在帕斯卡尔的眼中，人是这个世界上虽渺小却是可以战胜渺小的伟大生灵。站在21世纪初年的时空交汇点下，在北中国，在漠河，作为“特邀评论家”的群体，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们会承认我们有限的个体生命与“古往今来”的时间长河相比是短暂的，穷其一生，我们能够探索的世界只能是宇宙的小部分，我们能够知晓的人类精神宇宙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最大的无知是自以为是的轻率，人可贵的自知是自知渺小与限制后的敬畏与探寻。就文化或文学的范畴而言，“人民主体地位”或“人民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我看来，它是对“众生平等”的一种呼唤，也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强调，这是一种“回归常识”的文化自觉。进入21世纪以来，辽宁的文学格局，出现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崭新局面，一批“功成名就”的中年作家持续“躬耕陇亩”，一批出手不凡而又极具潜质的青年作家“闪亮登场”，不仅提升了辽宁作家的整体说服力，也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别样的风景。没有积淀就无法呈现。“人民性”的文学，离不开广义的大地与故乡的支撑。“人民性”也是“世界性”的表达。我读林雪的诗集《大地葵花》，在感受其“大地热度”的同时，也为诗人的“追求”所感动：“伟大的诗人应该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能力：从日常生活的平庸出发，到达高尚的精神和理想。”“中国诗人们应该有勇气创造一种这样的诗歌文本：深度热爱并重建一种大众诗歌，创造一个本土的、中国式、诗化的平民语境以及世界范围的民间真理。”（林雪：大地葵花·代跋）我觉得，如果将其上述文字中“诗人”改成“作家”，林雪的“宣言”与梦想，也可成为“辽宁文学之村”的一支“林中响箭”！没有胸襟就没有气度，没有洞察就无法深刻表达。没有“脚踏东西方文化”的视野，就不会创造出有包容性与张力的优秀作品。在世界与乡土之间，高海涛的散文《青铜雨》中，有云卷云舒的自由，有厚积薄发的快意，有对比与整合后的发现，有“万物与我并生”的浑然。我认为，《青铜雨》的潇潇雨下，是“创造性转化”的优秀文本。“人民性”是一个有待丰富的话题，“人民性”作品离不开作家的“躬耕陇亩”。
薛 涛（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委员、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创研部一级作家）：
在儿童文学领域谈“人民主体性地位”，应该在儿童文学话语中找到一个近似的词。于是我想到“儿童本位”这个词。“儿童本位”思想的提出源于对儿童的发现，本意是尊重儿童，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先进的儿童观。可是，纵观近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便会发现 “儿童本位”的精神内核已经被恶意曲解，成为轻写作、浅阅读的合法外衣，实际上已经成为“肤浅”的帮凶甚至代名词。一些作品肆意放低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准，迎合儿童读者的浅阅读需求，恰恰是对儿童的蔑视，对儿童的最大的不尊重，乃是对儿童本位精神的亵渎。因为追求所谓的儿童本位，儿童文学的风向标偏离了大地的滋养，放弃对人生的探求，绕开命运，疏离现实，回避成长。儿童文学实际上被“矮小”化了。题材上，校园文学被“小”化为班级文学，教室文学。优秀的校园文学本是根植于广阔社会生活，紧密关切生活现实的文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件单薄的运动服，再也穿不出校门，只能在学校的小操场上抖一抖晒一晒了。幻想文学被“小”化为幻想训练。幻想文学字诞生以来便具有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它对第二世界的大胆创造为文学想象奠定了新的基点。可是，蜂拥而来的幻想写作因为无有新意已经令文学想象蒙羞。大量出版的幻想文学声称是对想象力的捍卫，实则已经退化为对想象力的嘲讽。结构上，被“矮小”为糖葫芦式叙事。结构决定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文学史上的每一部伟大的小说无不是结构严谨、完美的诗史。当今的儿童长篇小说痴迷于一种结构，即糖葫芦式叙事，一个故事连着另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一笔没完没了的流水账、肥皂剧。儿童文学懒于进行艺术结构的探索，满足于小读者喜欢的简单的叙事，不仅限制儿童文学叙事艺术的发展，更伤害儿童思维方式的养成。单一的线性思维迟滞了儿童独立思想、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形成。立意上，被“矮小”为脱离现实关照、绕开人生、命运的励志小品，它已经无力担当儿童精神成长的救赎与指南。立意上的“小”化使儿童文学有失颜面，在整个文学格局中进一步边缘化。综上所述，儿童文学的“失重”现象严重阻碍了这个文体的发展。儿童文学能否向天地寻求大灵感，从人生与现实的波澜起伏中提取原创力，这关乎儿童文学独立品格、价值尊严的构建。
万 琦（省作协理事、创研部二级作家）：
网络作品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网民数量目前已近5亿，网络文学生产效率如此惊人，如起点中文网站拥有18万名作者，原创小说超过23万部，总字数超过200亿字，每天有3000万字以上的文字量更新。它拥有广大的年轻读者群，日点击率超过3亿。网络文学已经处于大爆发的临界点。各大城市的书城和书店还为此专门开辟了网络作品专柜。除了图书之外，网络处女小说还衍生出了例如电视剧、电影、电子游戏和动画等其它样式的文化产品，网络文学正迅速向大众日常生活渗透和普及。因为网络文学较为符合流行趋势和大众审美趣味，它正在走出单一的格局，多样性的展示着自身的魅力。在消费市场的遴选中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其潜质和特性逐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十年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肩前行，努力地将没有多少闲暇阅读，或者生活窘迫的年轻人，从电子游戏室和麻将桌前，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中重新抢救了回来。也是网络文学，令外来语言泛滥成灾的今天，让我们本民族的文学作品，通过网络的滋润，还能得到广泛的欣赏和共识，网络文学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它让无数不喜欢母语阅读的年轻人，重新坐在了象形文字面前，通过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文字，体悟并提升了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同时，对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写作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炫耀多元、抗衡主流、无休止的复制、胡乱拼凑等严重问题，辱没了文学写作的精神价值。“从作品内容和写作形式，网络文学的庸俗化、快餐化倾向十分明显，如文本结构简单、写作技法粗糙，哗众取宠、格调低下等现象比较突出，导致网络创作主体失陷，思想深度被削平，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仍存在较大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模式推动下的网络写作“兑水现象”日益严重。网络写作给一大批人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也带来了新的追求；这个原动力就是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也是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的力量之源泉。网络文学超强的传播能力使纸媒文学相形见绌，这种传播能力将使它成为以后民族审美的引领者。任何轻视其巨大潜能的行为，必将造成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失误。坦率地说，经过十年历练，网络文学正在迎接一个更加全新时期的到来。不过网络文学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纸面文学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网络文学都要面对，如精神品格的问题，创作心态等诸多的问题。
贺 颖（铁岭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调兵山市作协副主席）：
真正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必定是与人民有关的。这时的人民，不仅仅是对人的具体称谓，而是对这个养育着人类性命与精神的世界的总称，是更阔远更宽泛的一种视野和指向，包括大地、星空、群山河流、风雨霜露，以及沉浮其间的人类的悲欢喜忧。作品的人民性，无疑关乎着作者的灵魂韵律，甚至是叙事策略、修辞手段。当一部作品即将启程，是有幸得以在大地上蓬蓬勃勃地一路生长，还是在浅薄、荒谬与苍白中沉沦，这是作品的命运，更是大地及人民对文学及艺术的慷慨赋予。作品形式的不同、体裁与题材的差别，必然地显现出文学的多样性。但其内核与终极指向只有人民与人民性，只不过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所抵达。无邪的《诗经》三百首，纵横数千年时空，每一字句无不在吟唱人民的欢爱喜忧。大地上的播种与收获，仿佛只是将视野与心灵呼啦啦放之大地，便是一种播种了，而也正是如此的简单炽烈才有了对深度与能量的收获。当神灵为人类赐予了如此完美的世界，而每个作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身体倾听大地，用灵魂倾听人民的灵魂之声，倾听这大地上最奇妙也最无助的生灵，并以良知的名义予以恒久的表达。人民，这无穷的大地上的生灵，是惠特曼的“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生长着野草”。这样的野草是天地间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敬畏，僭越时空般的顽强素朴与坚忍，无法不让人想起永恒，整个世界都为之动容。人民对作品的赋予，如同大地对万物的赐予，人民性对作品的意义，如同灵魂之于生命，这是最素朴的真实。人民性之于作品，有时甚至是对作品的救赎和宽宥。任何一种形式的创作，一旦心灵植根于人民之间，就仿佛身体匍匐于大地。隆隆的时间与万物，穿过的不止是肉身，更有复杂的灵魂，哪怕此刻的灵魂正遭遇着“撒旦似的困境”，依然可以被人民和大地的力量所救赎。这是好作品诞生的唯一路径，也是最为意味深长的慈悲。《圣经》中说：所罗门说了三千句格言，唱了一千零五首歌曲。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三千句格言，一千零五首歌谣，每一句，都是来自于大地和大地之上的生灵———人民 。边走边唱的我们，但愿不会因为已经走的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李 黎（省作协理事、创研部编审）：
近年来，在关注辽宁中短篇创作的同时，一直在和作家们探讨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怎么写发问于技术层面，写什么针对于作家看世界的维度、立场和观点。写什么是第一性，怎么写是第二性。再好的叙述语言，都不过是一个表达方式，真正作用于读者的还是关乎心灵感动心灵的文字。当讲故事已经成为驾轻就熟的技能时，如何超越故事层面，表达一个作家的立场和声音，是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修炼课题。小说的叙事性、故事性、世俗性，使它在文学家族里大概是与现实贴得最近的一个支脉，也使得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小说创作的作家，更接近土地，更接近生活。一个作家表达怎样的立场和声音才能使其作品广泛作用于读者和社会？一个总是沉湎于自我的小情绪、小伤感、小得失的作家，一个仅仅满足于把故事写得好看离奇、吸引眼球，却内容苍白、不关痛痒的作家，是不足以担当起作家的社会角色的，也很难得到众多读者的热爱而成为大家。一个作家的立场和声音应该与时代和民众，与当下现实相呼应，一个作家应该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关注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辽宁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孙春平、谢友鄞、刁斗、李铁、周建新、老藤、女真等一线作家，始终以关怀民生、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姿态，传承并发扬辽宁作家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丰富的人民性，这体现为一个作家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为他们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刁斗对都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深具穿透力的刻画，在深切的忧思中触摸都市文化的肌理；孙春平作品中那些困境中不畏强权，敢于主宰自己命运，智慧仗义具有豪侠之气的下层百姓；周建新中篇小说《分裂的村庄》讲述霍林村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触及到很多现实问题：生命与金钱，发展与环境，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如何达到平衡。他的《平安稻谷》以爷爷为两百袋稻谷所经历的周折堪为对承诺是金的古训令人感动的诠释；女真对都市女性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的关注；老藤一直以来把关注的视点投放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上。不粉饰现实，不回避矛盾，在宽阔的视角下，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对于问题中的各级政府精到的描述、所抱持的中肯的立场，使他的作品在对抗中写出饱满和温暖；而以描写乡土生活见长的尹守国、孙焱莉，他们作品中鲜活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对传统习俗和风尚描写，唯美中充满对传统秩序的怀念和歌颂。辽宁在中短篇的创作中，用笔下的人物传达出对社会现实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思考，呈现出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的真实性。作品质感坚实，内蕴深邃。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向文学之路的远处走出扎实的脚步。
邵永胜（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很高兴能和各位评论家一起，共同讨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的发言准备都很充分，也很详尽和全面，更不乏深刻性，这是可喜的，也使我们今天的会议有了丰富性与意义上的厚重。但仔细想来，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值得我们为之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作为批评家，我们所要关注的视野一定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宽阔，对作品、对人，对世界，有着非凡的敏锐的洞察力，要有着高屋建瓴的心灵能力和精神高度，才可能在独特的思考中，创作出优秀的批评作品，这是对批评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就包括对新文学现象的关注，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看电视，而这百分之八十中的百分之八十五都在看电视剧，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将视野投放到更广大的艺术领域，去发现和捕获更多的社会信息与内涵。美国的梦工厂，大师斯皮尔伯格，世界影坛中出名的傲慢，但他只对一种人非常尊重甚至谦卑，那就是作家。他几乎每天都看剧本，而且对作者极为重视，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剧本才是电影的基本核心。今天我们对文学与影视的研究与理解，是很必要的，或者说，今天的文学与影视，就如同步枪和导弹，这不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也许正是如此。在艺术领域的的发展与竞争中，这是不能忽略的一种发现，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方操持步枪而另一方已经导弹准备了。当下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些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比如视听文学、网络文学，而我们的民间文学也正发展得如火如荼。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作家的培养是具有可能性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都与鲁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省内的作家也同样与辽宁文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经历不可以复制，精神不可以复制，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培养作家的规律和方式。研究一个作家的经历、状态和知识结构，也许是未来一个很值得一做的课题。从辽宁文学的繁荣，可以窥见辽宁作家对批评家的要求。大多数批评，时常容易在同一平面抵达，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更要思考的是，作为文学批评本身，我们对文学繁荣的意义有多大。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对青年作家的引领、关注与批评都还不够，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大家去思考和行动。也希望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批评家能够认真关注一些对文学发展有意义的话题，一些新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关注青年作家、本土作家的心灵需求，以独特的思考角度和不俗的行文，创作出优秀的批评作品，促进辽宁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高海涛（省作协副主席、创研部主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刚才邵主席的讲话非常到位，也非常生动，特别是对我们特邀评论家工作提出的希望和要求都是具有建设性和启示性的，有待于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落实。大家的发言也都是精心准备，质量较高，多角度、多层面地畅谈了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有关“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的体会和理解，同时也结合实际，发表了对当前文学创作成绩与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就越是对它们发出赞叹并心怀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据说是有史以来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名言之一，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更被许多作家和诗人奉为圭臬。但我去年读到的美国诗人艾德温·马克海姆的一首题为《第三奇观》的小诗，却对康德的这句名言提出了质疑。诗人说，除了星空和道德精神，世界上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敬畏的奇观，那就是人民。说实话，这首朴素的小诗比许多长篇小说和理论著作更让我感动，它几乎是堪称雄辩地表达了一种力量，也表达了一种爱和一种美。哲学不该漠视人民，文学更不该漠视人民。特别是当我们来到漠河北极村，这北方高远的天空，这长满森林的大地，更让我们想到人民的梦想、人民的创造是多么伟大。大地、人民、中国梦，这是我们这次论坛活动的关键词，也是激励我们前进、推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力量源泉。现在我宣布论坛研讨活动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记录整理 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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