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大厂在沈阳铁西区,生产东方红-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当年最火爆时,计划外来买拖拉机的要走后门,批条子。
厂里有个很受职工欢迎的业余文工团,某一任团长姓廖,曾在北海舰队当过6年水兵,复员后进了厂子,车、钳、铣、刨、磨、镗,样样干得来,是车间的工会主席和生产班长。厂文工团活动时,好多节目里都有他,一会儿戴着炼钢工人的石棉帽,一会儿又换上陕北农民的白羊肚手巾,腰里还别着一大串钥匙,负责开服装箱、道具箱,拿出去多少件,再拿回来多少件。
老廖够得上一表人才,体型健美,唇红齿白,两只大眼珠子滴溜溜地转,鼻子也挺老大,有棱有角。20世纪7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打算重拍《平原游击队》,想在工农兵当中物色个李向阳。他们来到厂里,厂领导就把老廖找来。老廖跟人家拉开话匣子,说了些不突出政治的话,厂领导直给他递眼色,他也不觉景。客人走后,厂领导才告诉他人家来的目的。老廖说:不扯呢吗?我这么大鼻子哪能演李阳?演美国佬还差不多!”
老廖妻子在灯泡厂工作,也是那儿的文工团员(二人结婚当日都在台上演出)。老廖一忙起来,家务全扔给妻子。有一天夜里他演出归来,妻子和双胞胎女儿都睡了。老廖摸黑在屋里找来找去,妻子忽然问:“你搁那踅摸啥呢?”老廖说:“我还没吃饭呢。”妻子说:“俺娘仨也空着肚子呢,家里米面都没了。”老廖饿得受不了,跑到集体宿舍的大水房,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凉水,造了个水饱。
次日一早,妻子对老廖说:“俩孩子,咱俩一人管一个。”说罢抱起一个上班去了。老廖这天还有演出任务,就把另一个女儿抱到厂俱乐部,求女文工团员轮流照看着,谁演出谁上台,不上台的在观众席领孩子看。老廖和姑娘们在欢快的音乐与手鼓声中登场,演出新疆风格的表演唱《大寨亚克西》:“我参观大寨回故乡,心儿还留在虎头山上。大寨的梯田亚克亚克西,大寨的铁姑娘亚克亚克西……”老廖戴着新疆帽,大鼻子下面安了个假胡须,动着脖子,满脸笑意,和穿着新疆彩衣的姑娘们一唱一和,演出效果非常好。但这时出了个小意外,老廖的双胞胎女儿之一认出了新疆风味的父亲,不禁大叫一声:“爸!”全场哄笑,老廖和女团员们也都笑了场。
有个山东口音的李副厂长分管工会工作,热心于群众文艺,常到俱乐部视察,和老廖他们拍肩膀,说百姓话。老廖见李副厂长好说话,就瞅冷子打了个马虎眼。文工团新排了三个节目,花鼓舞、秧歌舞、簸箕舞,老廖向李副厂长哭穷,李副厂长一挥手说:“都需要啥,你拉个单子吧。”老廖大眼珠子转来转去,说:“需要六套演出服。”
李副厂长说:“你们去办吧。”大笔一挥,在批件上签了字。老廖他们一共买来十八套鲜鲜亮亮的彩衣,钱也花冒了。山东口音的李副厂长急了:“不是说好了六套吗?”老廖笑嘻嘻地说:“那什么,厂长,是各六套。一个节目六套,仨节目不就十八套了嘛。”
文工团在市里汇演拿了大奖,厂领导班子到俱乐部接见他们,以示鼓励。老廖借机代表文工团员表达了走出家门的热望,领导们“原则上”同意了。晚上,老廖他们趁热打铁,去了李副厂长家,再次请求上北京或大连参观考察。李副厂长嘿嘿乐着,为文工团员备茶备烟,亮开山东腔说:“你们要出去学习,见见世面,这是好事儿啊,俺一百个支持!”老廖他们击掌高呼:“李副厂长万岁!”李副厂长却话锋一转,突然来了个“但是”:“但是啊,人太多可不中。俺受得了,钱儿受不了啊。还是去大连吧,只能给十个名额,你们拿个方案!”
从大连参观归来,老廖又回车间做起生产骨干。那段时间车间任务老完不成,为了刺激生产,车间里组织了几个突击队,实行弹性工作制,只要干完定额,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老廖向车间领导拍了胸脯,率他的人马大干起来。有一天他们一大早就到了厂子,一口气干了大半天,定额全部完成后,他们洗净手脸,换好衣服,准备回家。工厂大门却紧锁着,还安了录相设备,新上任的厂长正在抓考勤,所有下班前离厂的都麻烦了。老廖找到车间主任,主任却不认账了,说:“你们这么早就干完了,说明还有潜力。”老廖火了:“你没看咱们几点开始干的?大伙都累成啥犊子样了?”主任端起茶杯,不再理会,几天后还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撸了。老廖做起独行侠,穿着油污的工装,一人开俩车床,从早到晚转着身忙活。可月底结算时,主任见大本子上他的工时记得太多,便怀疑其中有诈。老廖瞪起大眼珠子,拍案怒吼:“当初你们完不成任务,我出主意,领大伙把任务完成了。干了一溜转,你们又变卦了,还把我一脚踢开!现在我个人干,干少了你们拉拉个脸,干多了你们又起疑!”老廖爆了句粗口,车间主任问:“你骂谁呢?”老廖答:“我骂犊子呢!”
文工团又开始活动时,老廖撂了挑子。厂工会领导做他思想工作,老廖说他再不当这冤大头了,担个不务正业的名声不说,他父亲过世那会儿,七大姑八大姨哭着喊着忙丧事,他却上台继续演出,闹得亲友们都骂他不孝,家里老婆孩儿也不高兴。工会领导说:“老廖啊老廖,你是文工团长,钥匙都在你手里,服装道具只有你最清楚。你说你不干了,那谁干呢?咱可从来没做过没觉悟的事儿吧。”老廖不吭声了,过会儿对领导说:“你给我换个地方吧,我不在那车间干了。”领导说:“行!这次活动完了就研究你的事儿。”老廖转着大眼珠子说:“那你得给我立个字据。”领导乐了,说:“我给你立个屁字据!你心眼子还不少呢。等活动搞好了,你想去哪就去哪,实在不行,到厂工会。”厂里后来真给老廖换了个车间,考虑到他家的困难,还打算把他妻子从灯泡厂调过来。老廖妻子却不干,说:“我才不去你们厂呢,我跟灯泡比跟拖拉机有感情!”
后来厂子的境况就像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那段时间,文工团还编排过一个反腐小品《危险的交易》,年近半百的老廖在里面演一个采购员,代表沈阳上百家企业,到西安参加了全国电视小品业余组的比赛,得了个二等奖。可直到回程的火车上老廖才明白,那只表彰创作和表演的奖杯不归创作和表演者,归上级单位市总工会,虽然参赛费和人吃马喂的费用都是厂里出的。老廖在车轮与铁轨的闹心撞击声中同女搭档抱着奖杯,佯作欢喜地合了个影,用照片向厂里交了差。
再后来,厂里生产的胶轮拖拉机和农用四轮车就大量积压,库里摆满摆库外,后院摆满摆前院。再后来,厂子就“政策性破产”了,文工团也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厂子拆迁时,最先爆破的是俱乐部,接着是整个厂区。老廖他们抓紧在俱乐部门前合影留念,摆着各种舞台姿势,神情都极沧桑,之后远远望着那个装载了他们大段人生的破旧建筑,在巨响中化为齑粉。
起初,老廖和妻子每月的退休金合计不足一千,夫妻俩却热爱上自行车旅游,和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车友们跑了十多个省份。路况好,每天能骑二百多公里,路况差也能骑一百六七十公里。住最便宜的店,吃最经济的饭,白天不喝酒,晚上住下后一定要喝点,全部AA制。那个在剧场大叫一声“爸”的女儿,后来定居东南亚,每年资助他们老两口儿一些钱,他们的旅游经费不愁了。老廖一行还骑车去过延安,他说那儿家家住窑洞,可家家有摩托。在路边卖苞米的你给他一元的纸币他收,硬币却不要,宁可让你白吃了苞米也不收它,不知咋回事。那边还是挺贫困的,和人家一比,他知足了。
文工团的老战友们经常聚会,做了外公的老廖仍是组织者,忙前忙后,大眼珠子滴溜转。酒席间各位纷纷出节目,啥节目老廖都要插一杠子,男的演他憨起嗓子跟着起哄,女的演他把嗓子弄得刀刃一般尖细。所有哄堂大笑都和老廖有关,没有他,生活不知会多么单调。老廖70大寿时跟老伴合了个影,白发伉俪都穿上了蓝白道海魂衫,老廖这个老水兵多了件套头式披肩领水兵服。而摄于52年前的一张黑白照上,刚入伍的小廖戴着飘带式无檐水兵帽,头发油黑,英俊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