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俞太太不受人待见，并不是因为名声有什么不好。
　　老太太没有慈眉善目，脸上的皮肉松懈得一塌糊涂，眼皮和脸颊布帘儿似的垂下来，露出黄豆粒儿大的小眼睛。鼻子宽得出奇，大概是塌鼻梁的缘故，嘴唇也猩猩似的向外鼓着。院儿里的老太太们早上起来用梳子蘸了水，贴着头皮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老俞太太的头发永远乱糟糟的像团细麻线，身上那件蓝布偏襟儿的褂子油渍麻花的，跟磨刀师傅的围裙差不多。别人家的老太太把持家务，掐着指头把一个月吃的用的算计得分毫不差。老俞太太从来不在外面花钱，光琢磨从外面带东西回家。那时候，一张废纸掉在地上都有人捡，哪儿有什么好东西让老太太碰到？老太太净往犄角旮旯里走。冬天在锅炉房从煤渣里挑没烧净的煤核儿，夏天到树林子里挖野菜，秋天去罢了园的菜地里拣没了颜色没了模样的菜帮菜头。
　　老俞太太和波是院子里的一景。风烛残年的老太太拉着一个小儿，小儿手里拎一个大桶，污渍斑斑的大桶，只见泥色，看不出本身的材质。这本来是大号的铁皮油漆桶，单位粉刷门窗的时候，从油工那儿要来用光了油漆的空铁桶，对称在桶的边沿钻两个眼儿，安上粗铁丝当把手，成了很多人家的垃圾桶。波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差两岁，大姐穿新衣服，二姐穿八成新的，衣服穿在波身上时，旧得没了颜色不说，还跟大褂儿似的，人显得更加瘦小，一阵风能把她吹跑。大号的铁皮桶拿在波手里，让人觉得波小小的身体被铁桶拽得把身上的力气都使没了。
　　波和姥姥带着战利品满身风尘进到院子里，正在耍闹的小小子们立马集合起来，他们勾肩搭背围成半弧形，扯开嗓门兴致勃勃地喊起来。什么拣破烂儿的老太太领个埋汰孩儿，边走边喊破烂儿的卖……要是谁编出新词儿，小小子们喊得更起劲儿了。新词儿还是从一老一小的身上找奚落的地方。波一般低着头只管往前走，老俞太太看见这群嘴里念念有词，脸上笑嘻嘻的小儿，立即变成被激怒的斗牛。不光神态，那时她脸的轮廓看上去也像只斗牛。她从桶里抓起一根树枝或是捡煤核用的铁钩子，冲着骂声扑打过去，嘴里一阵吼叫。这是一场演出了无数次的恶作剧，小小子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攻势是进一步退三步，老俞太太的步伐根本赶不上他们，吼叫中，一个个小鬼儿早跑没影了。
　　老俞太太不像经验中的老太太，看见小孩儿乐得咧开嘴，到了家里，找出地瓜干儿糖块儿什么的给你吃。她对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不理不睬。她是扬州人，她说的话谁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她也听不懂。在风雪沙尘不断的北方，在说北方话的人群里，她几乎等同于聋哑人。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别人家的老太太都有一个恰当的称呼，比如老太太的儿子姓王，就叫王奶奶；老太太的闺女姓赵，就叫赵姥姥。只有对老俞太太不安规矩走，大人小孩都直呼老俞太太。俞是波的姓，不是老俞太太夫家的姓，“老俞太太”只能解释成老俞家的老太太。既没有敬重之意，称谓关系也不准确。反正院子里的人都不跟她说话，也就无需费神称呼对错的事儿。老俞太太不过是人们在言谈里对她的指代名称而已。
　　小小子们乐此不疲上演的这出恶作剧，很大程度和老俞太太听不懂本地话有关。她不知道小小子念念有词说的是什么，只是从波的表情和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伙不怀好意的来犯者。而小小子们因为听不懂老俞太太的话，不知道她吼叫的是什么，觉得好玩儿。老俞太太对他们的还击只剩下无效力的追赶，他们等着看的就是这种毫无效力因此显得滑稽的还击。老俞太太要是不还击就没意思了。好比在动物园里往狗熊身上砸石块儿，为的是从狗熊被激怒的样子里体验快感。
　　有一次，我也走进了这场恶作剧里，只是无意间露了一下头，仅仅一两分钟的体验，给我的却是长久的恐惧。那天，我刚走到一二楼之间的缓步台上，听到一阵高声喊叫，是老俞太太的吼声从外面传进楼里。透过窗口，我看见老俞太太像惊恐状态下的野兽，冲进楼门。我刚从窗口转过身，就看见她冲上楼，手里拿着挖野菜用的铁铲子，手臂随着移动的步伐上下挥动，铁铲子在扶梯的铁栏杆上滑动着，不间断的摩擦声尖利刺耳，听得头皮发麻。她脸上满是褶皱的皮肉好像飞了起来，露出混浊鼓胀的半个眼球。有火一样的东西在往外喷发，不断鼓胀起她的眼睛。如果怒火是子弹，那时她一定会向我发射过来。后来，看到怒火在燃烧几个字，立刻就会想起这个场面。我没了魂儿似的往回跑。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我怕在楼道里看见老俞太太，即使面对的不是咆哮的斗牛，即使不会有树枝或铁钩子铁铲子落到我身上。
　　我和波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在学校里也在一墙之隔的教室里上课，按理说，我俩应该好得像一个人，一起上下学，有事没事在俩家之间串来串去。但很长时间里，我和波保持着距离，她不找我，我也不找她。对波家的畏惧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都说波身上有虱子，大家离她远远的。长虱子是平常事，尤其在冬天。虱子喜欢人身上湿热的环境，时间长了不洗澡，虱子就长到身上来了。长腿的虱子繁殖得还快。一个人长了虱子，全家都会长。解决长虱子问题也容易，好好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就没事了。大家在一个澡堂洗澡，从来没在澡堂里见过老俞太太和波。想想她们总去脏烂污浊的地方，还不洗澡，不长虱子就怪了。七八岁女孩的脸蛋儿通常光滑红润，波不光两手黑黢黢的像猴爪子，脸蛋儿也黑黢黢的。冬天里要是不把手脸捂得严严实实，就得让刀子似的西北风吹皴皮，吹出一道道裂口。裂口沾水见风蜇得生疼，八分钱一个的蛤蛎油治皴裂的皮肤最管用。裂口抹上凡士林石蜡加冰片混合的蛤蛎油虽然不疼了，但风吹过之后，油亮的地方沾上尘土，变得粗糙干硬，像洗不净的陈年污垢。只有等着细胞不断脱落，一年半载后恢复如常。波成天风里雪里，不等皴了皮的细胞脱落，新的裂口又出来了，在蛤蜊油的不断覆盖下，她的手脸总是不见白净。波斜挎奇大的书包，边角露着毛茬儿，布口袋似的搭在屁股上，总是和自己的影子在一起。她在学校的处境比在家门口好一些。虽然还是有几个调皮蛋男生围着她，但几乎算不上攻势，只是隔三差五上来个人，走到她跟前挑衅一番。她皱着脸怯生生地看着挑衅者，哭咧咧的脸蛋上像粘着两块搁置了一冬的老土豆皮。可怜又滑稽的模样，总把边上的人逗得呲呲笑起来。
　　那天晚上，天已经大黑。正在暑假里，白天晚上地在外面疯玩。我从外面回来，家里的门开着，看见俞叔在里面。俞叔是波的爸爸，这真是稀罕事儿。大人们从早到晚学习开会，从来没人到家里串门。俞叔平时总是一脸心事的样子，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腋下夹沓报纸资料之类的东西。嘴唇紧闭，要么看天要么看地，从来不往我们小孩身上看。我想在外面躲一会儿，等他走了再回家。但他看见我了，迎着我走过来，还用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他突然变得这么慈祥，让我不知所措。
　　俞叔来我家之后，过了两天，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发工资的日子，即使外面阴雨绵绵或阴云密布，心情都是晴朗的。这一天，会有好吃的，会把米面油盐和一应日用品都买回来。这样集中采购之后，接下来就是细水慢流的日子。只是剩下的工资无论怎样像拧水龙头一样，让水流得细点慢点，临到发工资的三五天，口袋总是瘪瘪的。这会儿要是遇到什么事，就得跟同事好友借钱，解决难处。借钱是常事，这回你手头紧，下回可能我手头紧，你借我的，我借你的，发工资的时候还上就是。俞叔那天就是过来借钱的。
　　波妈上班的地方远，一大早，她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吃晚饭的时候，总听见她喊门的声音，然后大姐二姐去楼下扛自行车。再听见喊开门的声音，自行车的前轱辘已经落在门口的过道上了。波家这辆漂亮的灰色斜梁飞鸽车，让我们羡慕死了。波妈头发剪得短短的，齐刷刷地用两根黑钢丝卡子拢在耳朵后面。楼里上班的人数她工资最高，俞叔来我家之后才知道，两年前她停发了工资。波下面还有个妹妹，一家老少七口，靠俞叔一个人的工资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发工资当晚，我爸去给波家送钱，不是临时性的接济，而是履行一个承诺，一个不知道有期还是无期的承诺。此后，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我爸都要去波家坐会儿。两家的这种往来，让两家人之间变得像亲人一样，我和波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偶尔我会去她家，借把锤子，要个钉子，受命于人，即去即回。楼道里碰到了，也会招呼她，但在学校和路上还是保持着距离。
　　我在波家匆匆停留时看到的老俞太太依然不同于别人家的老太太。她在家里也是不言不语，两只手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波姐妹房间里有张大铁床，我家也有这样的铁床，是单位配置的。铁床边上带三个抽屉的桌子，也是单位配置的。桌子上总放着个竹笸箩，边上还有个滴水花纹的搪瓷小碗。老俞太太坐在床边上，带着老花镜，一双手在笸箩里拨来拨去。挑出几个白米粒放在桌子上，瞪起浑浊得像沾了一层石膏粉的小眼睛使劲看，然后用手指拈到搪瓷小碗里。我没挨近过那张桌子，不知道她做的是什么把戏。
　　在波家见到两样稀罕物。一件在波爸妈房间里，有张宽大的席梦思床，栗子色的床头靠板是波浪形的，也光亮得像栗子壳似的能照见人影。一件在波姐妹房间里，天凉时铁床上放了一个纺车。老俞太太坐在纺车边上，一手拿着棉条儿，一手转着把手。棉条儿灰突突脏兮兮的。一根细长的木杆儿，一端固定在纺轮上，斜插出去，另一端成为纺车的最高点，高高吊起一个棒槌形的木坠儿。纺轮上挂的是比棉条儿更细一些的半成品，老俞太太手中的棉条儿和它们会合在一起，在两个纺轮上转动着，走一圈八字，接着向上爬。爬到最高点，绕过木杆儿顶端，和沉重的木坠儿连在一起。木坠儿急速转动着，将坠在上面的棉线一点点拉细，拉成黄白色毛线粗细的棉线缠绕在木坠儿上。波家大姐二姐织的手套袜子，用的就是自家生产的棉线。咫尺之近居然见到了黄道婆发明的宝物，让我生出极大的热情，为了看纺车我乐意奉命去波家了。
　　走进波家之后，对老俞太太的畏惧感消除了不少。原来她在家里不但没脾气，还和颜悦色的。在楼道里碰到祖孙俩从外面回来，我不躲了。波看见我会下意识地慌下神，然后朝我笑笑。但老俞太太见到我跟过去一样，还是不理不睬，一副随时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的架势。她大概不知道我爸每月去她家干什么，或者压根不知道我是谁。
　　腊月里下了几场特别大的雪。雪停之后，白茫茫的雪几乎没到膝盖。刚扫完雪的路最好走，能踩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过了几天，脚下没了响声，路变得硬实，也变得难走。尤其那些没扫干净的地方，疙疙瘩瘩的，经过时，稍不留意，人就能滑倒。这么滑的路，老俞太太还是出去了，后来就病倒了。
　　锅炉房在院子的尽西头，一天倒两次煤渣，早上六点，晚上七点。家里人本
　　来就不让她出去捡东西，这么冷的天，更是严防她往外走。假期里从早到晚有人看着她，依然没挡住她出去的愿望。大清早趁家人还没起床她就溜出去，在山包似的煤渣堆里拣没烧尽的煤核儿。到底冻感冒了，又转成肺炎。那一阵，姐妹三人每天用自行车驮着老俞太太，去卫生所打青霉素。波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总拎着一捆汤药包。她脸色青黑，双颊紧贴颌骨，看上去不堪沉重。一家人忙做一团。
　　因为老俞太太的病，那个寒假我很少去波家。一个下午，隔壁突然叽哩哇啦喊起来，吵得厉害。有人叫开波家门，我也跟着进去了。
　　老俞太太躺在床上，穿一件偏襟儿的白色粗布衫，烧得通红的脸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喘息声有气无力。她以为自己要死了，让波把铁床下的澡盆拿出来，让波烧水，要洗澡。澡盆里面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挂着厚厚的灰絮。波笨手笨脚清理东西，弄得满屋子飘着棉絮状的灰絮，呛得老太太一阵咳嗽。大姐把波呵斥了一顿，让她把澡盆放回去。波左右为难，小猫似的细声细气哭起来。老俞太太缩在被子里，冲大姐叽里哇啦一通喊叫，大姐也跟她叽里哇啦地喊。
　　接下来的早春是个倒春寒，冷空气一直盘旋着，就是不给暖和的春风让地方。树上稀稀落落见到绿色时，我家搬出那个院子。搬家后，再没去过波家。
　　进到五月，天气突然热起来，热得像夏天。俞叔来的时候，正是热得让人措手不及的那几天。傍晚，天刚刚暗下来。俞叔一进门，就站下，靠在门上。他说了句， 姥姥走了，用两只手捂住眼睛，就那样一直站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悲伤的样子。
　　之后不久，波一家人支援三线去了贵州，再见到波时，一个世纪已经结束。和波穿过杂草丛生的院子，进到阴暗的楼栋里，迎着冰冷的潮气推开波家门，里面居然伸出一张苍白的年轻面孔。下来时，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它钻进洞眼里，一定瞪着贼亮的小眼睛不高兴地看着我们。忽然想起老俞太太成天摆弄的笸箩，才知道那笸箩里装的是大米，被老俞太太用指头尖拈在搪瓷小碗里的是糯米粒儿。大米和糯米同属稻米科，它们外形相近，颜色略有不同：一个晶莹透明，一个洁白似粉。晒种子收种子或者运输的过程里，只要它们挨在一起，一把糯米种子被风吹进大米种子的晒场，第二年稻田里零星长出几株糯稻的谷穗；或者几粒大米让一群鸟夹带进羽毛里，落到糯米的粮仓……两者之间的些微掺杂，在米袋里总会看到。北方人过年吃饺子，扬州人过年吃年糕。粮站不供应糯米，老俞太太活着的时候，波家的年夜饭上都有一碗炒年糕。糯米粉做成的炒年糕就是老俞太太的把戏，是她每天寻宝似的从大米粒儿里翻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