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是太冷，积雪上跳跃着灿烂的阳光。我把咯吱咯吱的脚步声甩在身后，向机关办公楼走。进到主任办公室，主任冲我笑，说：“小伙子，在晚报上看过你写的小说，文笔不错，愿不愿意上我们政治部写报道？”
　　我鸡啄米似地点着下巴，直说愿意。我心里透亮，如窗外早春的阳光。我，一个小兵，一级士官，主任可是正团职干部。承蒙他抬举，别说让我上报道组，就是让我上刀山，我也愿意。我心砰砰直跳，撞击着我的胸腔，周身血液急速流淌。我眼前幻现出战友们羡慕的眼神，心里舒坦，人就要飘起来，但主任的话重重地砸在我的身上，按住了要往上飘浮的我。主任说：“你同意了，那好，你这就上报道组报到，今年我们旅一定要夺‘春雷杯’”。我心里咯蹬一下，沸腾的血液骤然凝固。“春雷杯”是军区新闻报道最高奖，为纪念一个叫曹春雷的记者而设，那个记者在那年抗洪抢险中，牺牲在采访一线。让我帮着报道组完成夺杯任务，是赶鸭子上架。我皱起眉头，想打退堂鼓。见我脸上“晴转多云”，主任说：“你小说写得好，写报道，还不是小菜一碟。”
　　说到我的小说，我惭愧。我只还过是夜里闲来无事，写写情书，想寄给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女同学，写好后，不敢寄。人家漂亮，又是大学生，正准备考研，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士官，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情书写好了，烧了可惜，我就把写好的情书，加上标题，改了主人公名字，编造一些伤感的结局，邮给驻地晚报，竟然都发了。大概晚报喜欢这样无病呻吟的文字。 

　　报道组一共三人。士官伍亚军照相摄像，兼写文字稿；组长滕远达，副营职干事，多面手，负责整个报道组工作；另一个就是新加盟的我。我是一级士官第一年，基本还算是个新兵，平时连部都很少去，一下子坐在旅机关大楼里，我骄傲！
　　滕远达一脸严肃，我伏在办公桌前，不敢看他，只闷头写稿。脑子里没东西，写不下去，我就等着滕远达教我。滕远达盯着我看，他好像窥见了我的内心，说：“你先看报纸，看别人怎么写的。报纸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便看报纸，看军报，看各大军区的报纸。看了几张，越看心里越没东西写，又不敢吱声，硬着头皮看，把报纸翻过来倒过去，弄出一阵哗啦声，获得伍亚军一个斜眼。我急忙将报纸铺平，不让它发出声响。
　　伍亚军拿出镜子和木梳，将后脑勺的长发绕过来，遮住过于宽大的额。他朝镜子挤眉弄眼，露出一口整齐的牙。他脸黑，将牙衬托得像汉白玉似的。伍亚军照完镜子，右手握笔，左手撑腮，遥望窗外，像一个天真的小学生。待三五分钟后，他突然坐直身子，在纸上沙沙沙写起来。他将写好的稿子递给滕远达，满怀希望地等着滕远达发话，结果稿子没通过。滕远达说他写得空，语言也不严密，伍亚军脸上的兴奋立马退潮。
　　我这才知道，伍亚军原来只是个“半成品”，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我心里的压力便减弱了，觉得办公室的空气清爽了许多。我长吁一口气。从进机关楼起，大气没敢喘一口，这一口长吁，让我五脏六腑舒坦。
　　我看了三天报纸，仍旧没有得到启发。滕远达冲我笑，说：“你下去找线索吧，这样‘闭门造车’，不但写不出好报道，人还会憋出病来。”我不知道什么是线索，也不知到哪里去寻找。伍亚军说：“我带你去！”

　　我们上了北山营区。北山营区驻扎着我们旅的大部队，离旅机关十里地。我们坐政治部的小吉普，往北山营区去。郊外的原野碧绿一片，我们两个士官坐着专车，呼吸着从窗玻璃缝钻进来的清新空气，真惬意！一个小兵，居然有专车保障，我骄傲，感到窗缝里透过的风，也是温暖的。
　　伍亚军带着我上了旅综合训练场，他说这里有故事。综合训练场在北山营区西北角，那里有一座山，北山营区因此而得名。山北面是一个人造湖，四周是松树。风一吹，松涛阵阵，与湖面水波相映，故叫松涛湖。山顶有望涛亭。我向亭上眺望，一女子的身影，仁立亭中，成一道风景。据哨兵说，是一个家属来队，到这山顶望涛。谁这么有艳福，娶了如此亭亭玉立的女子？
　　综合训练场很大，在我眼中，有山，有水，有平原丘壑。“山”是北山的一座峰，像北山伸出的一只脚尖朝天的脚，很陡，被部队建房时围进了大院；“平原”就是那个巨大的操场；一条溪流从山腰曲折流下来，冲出五个大坑，里面长年积水，被称官兵称为“五大莲池”。为了让它们更名副其实，兵们在池里种上莲花，秋后还能挖几筐藕，逮几条鱼。
　　现在，步兵营在“五大莲池”里作业，但不是训练，是在干活，把池子里的污泥往外掏。污泥厚，淹没了他们的膝盖，雨靴不管用，他们干脆都脱了雨靴，挽起裤腿，在泥里奔走。我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冰冷，因为山脚下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残留着积雪，山像巨鲸，残雪像它的鳞片。
　　步兵营的营长，来回奔走于五个大水坑之间。我对他们营长说：“让兵这么干活这有些残酷。”我说这话时，语气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兵，而是机关干部。营长说：“训练更残酷，战争更残酷。在战场，不仅是恶劣的天气，还有枪炮轰鸣。”
　　我说现在是高科技战争。营长说战争最终还是要人来打，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人。
　　我不与他辨论，往前走。我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在一个大坑中央忙碌。他一次次喊着：“我来，我来！”是一个上尉。看得出，他是怕污泥太深，战士们陷进去，便冲在最前面。可他太瘦，腿哆嗦着。我听见兵们喊他“指导员”。
　　真是个好指导员。伍亚军抢拍干活的场景，我记下指导员的名字。回到机关，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指导员带头下冷水战污泥清池塘建综合训练场”。我写得很细，先把天气夸张地进行了一番渲染，把读者带到冰天雪地，再写他怎么光着脚奔走在污泥里。我把稿子给滕远达，滕远达扫了一眼，说这事太平常，不宜发表。滕远达说：“他是指导员，他不带头谁带头？他带头干正常，不带头，站在岸边看，那是官僚！”
　　我迎面遭了一盆冷水。但我倔强，不轻易认输。我拿着稿子看半天，突然灵感一闪，我把这个指导员写成一个肾病患者。肾病怕凉，可他坚持在带有冰碴子的冷水里干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我把稿子改好，再次递交给滕远达。滕远达皱着眉头，斜我一眼：“你写小说呢？我们是写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
　　我郁闷了好几天。我以为郁闷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可军区报纸一到，我郁闷得几乎难以喘息。伍亚军拍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二版报眼，那正是我们到“五大莲池”找线索时拍的。标题是“某装甲旅清理战术训练场一角”。伍亚军不也是在制造新闻吗？当时兵们都在低头干活，这几张可爱的脸庞，根本抢拍不下来，他把那些兵挑土豆似的拨弄来拨弄去。
　　我眼里揉不得沙子。我趁伍亚军不在办公室，指着图片对滕远达说：“伍亚军这也是在制造新闻，兵干活时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滕远达笑着解释说：“这是允许的，为了图片效果好一些。”
　　我脑子轰然作响，为了图片效果好，可以人为摆造型，为了文字效果好，怎么就不可以夸张呢？我觉得滕远达偏心眼。
　　我暗下决心：写个大稿子，让滕远达改变对我的看法。

　　听说旅长带着一帮参谋，在乌兰木图山脚下搞坦克实弹射击，我请求前往。乌兰木图山离我们营区二十公里，属辽西第二高峰，很险，以奇峰怪石著名，奇石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惟妙惟肖。每到四月底五月初，漫山遍野开满梨花，像层层云海，非常壮美。“乌兰木图山”正是蒙古语“开满梨花的地方”之意。每年梨花盛开时，游客满山，其中还有不少日韩游客。
　　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花未开，树叶都没长出来。我来的也不是地方，在乌兰木图山的北侧。那里不是景区，从内蒙古大青山口吹来的风，在这里受阻，形成巨大的旋涡。山风刀子似的割着我的脸。小个子旅长的脸，也被山风吹得乌青乌青的，没有血色。旅长自到我们旅当旅长起，就一直忙着搞军事技术革新，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从不气馁。我喜欢这样的官，拿着本子和笔往他跟前凑。他冲我笑，那笑冲破冷风的包裹，雕刻般僵硬。
　　见我要写他，旅长说：“我们正搞坦克打地面移动目标的考核，王胖墩，你看仔细了。”
　　我受宠若惊。旅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一出生就胖，父亲叫我胖墩。上学了，没啥文化的他，懒得费脑子，就在“胖墩”前加上他的姓，于是，我严肃的档案里，便一直填写着“王胖墩”三个稀稀拉拉的字，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总觉得自己无论怎么打扮都土气。我喜欢新兵叫我王班长，干部和比我老的兵叫我小王，谁叫我王胖墩，我心里就不舒服。不过旅长就不一样了，他这么一叫，显得亲切，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坐上观摩台上，坐在旅长身边。风更猛，不知谁把一件大衣披在旅长身上，接着，有一件军大衣，也披在我身上。我身上暖和，心更更暖和，这可是首长的待遇。我们在风中静坐片刻，我就听见口令声。接着，我听见了炮轰，看见不远处目标被炸起蘑菇状烟尘。
　　五个目标，摧毁了四个，旅长向我介绍，那个瞄准手是去年刚入伍的大学生，叫潘高峰。这是一个好线索，符合军委提高部队文化素质，多招在校大学生入伍的新政策，又营造了我旅军事技术革新的氛围。
　　黄昏时，风依旧。阳光暗下来，我坐着旅里的保障车，回到机关。晚上，我写道：“潘高峰勇攀‘高峰’，大学生瞄准手五发五中”，稿子写好，我传真给报社。每日报纸一来，我就在上面寻找我的名字，一直没找着。第三天头上，滕远达告诉我：“你惹祸了。”
　　原来稿子送审到主编手中，主编觉得我选题不错，只是个别地方不太明确，便给我们旅长打电话，想核实一下。旅长是一个认真的人，告诉他，“大学生坦克瞄准手五发五中”的新闻失实，应该是五发四中。五发四中，对于不足三公里的近距离坦克射击，难度不是特别大，于是，这个新闻就没有太大价值。我这个稿子的命运，就随着那片纸，飞进了主编的纸篓。
　　滕远达告诉我：“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脑子胀胀的，我说：“五发四中和五发五中，也就差一发，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声音轻，更像是说给自己听，但塍远达还是听见了，他说：“百分之百与百分之八十，差别还不大？”我还想辩解，伍亚军向我使眼色，我就不再吱声。我想起当新兵第一天，班长告诉我的话：面对上级的批评，任何解释都是顶嘴。于是，我沉默不语。
　　我眼前一片迷茫。
　　进入四月，天渐热。旅长说，趁梨花未开，游客少，抓紧试验坦克打飞机。这个构想，除了旅长本人，全旅人都吓了一跳。不过，所有的人还是很支持，毕竟他是一旅之长，又是国防大学毕业生。他认为行，或许就行吧，毛主席老人家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据说坦克打飞机，全军都没这个先例，要是试验成功，旅长一定会名声大振，我把这个事报道出去，我也会名声大振。我向滕远达提出申请，跟随旅长前往，再赴乌兰木图山。这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真实报道。我背着行李，打算在靶场住上一阵子。没有惊人的付出，哪能有惊人的收获？我要写个大稿子，在报纸上发头版头条。
　　到了乌兰木图山北侧，仰望高远的天空，远眺起伏的山地，我突然发觉，坦克打飞机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小时候就知道是用高射炮打飞机。我还看过一部电影，叫《铁甲008》，那个008号坦克，打的可都是地面目标。
　　但旅长很有信心。旅长个子小，动作敏捷，在靶场麋鹿似的跳来跳去，向那些参谋指手划脚，有时还训斥几句。急眼了，他就骂道：“干什么吃的！”本来风一停，空气清新，一个好的所在，旅长一声训斥，把鸟惊得东飞西窜。一个参谋发出一声长叹：“可怜的鸟……”没了下文。连鸟都这样了，我哪敢游山逛水，夹着尾巴做报道员吧，但还是被骂了一次。那时，负责试射的坦克炮班休息，我坐到他们中间了解情况。他们休息过后，起身走了，我迷糊了，不知道，依然半卧在枯草上打盹。旅长对着我喊：“干什么吃的！”我吓得一下子弹起来。旅长又说：“这是休息的地方吗？你像个癞皮狗似的趴在这里，坦克要是没看见，压过来，把你压成肉酱怎么办？猪脑子！”
　　我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以前不是没被人骂过，有时骂我蠢笨如猪，有时被别人骂成乱叫乱咬的狗，同时骂我是猪狗的，惟他一人。我心里流着泪。
　　我想打退堂鼓。受苦不说，挨批评也无所谓，我不想挨骂。我回到帐篷，收拾行装。收拾完行装，我走出帐篷，等有回旅里的车，打算拦个便车回机关。
　　我坐在帐篷一角的矮松下。这里是一处凹地，没有风。我突然有点想滕远达，想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想大额头的伍亚军。我还想我的老连队，我的火箭炮一连。我正想着连队的一个个面孔，旅长走到我身边。我弹跳开来。旅长问我：“为什么不呆在帐篷里？”我说帐篷里潮冷潮冷的，外面有阳光。他把雪白手套摘下来，递给我。说：“山里风贼，戴上吧。”我不接，他抓起我的手，把手套放在我手心。他盯着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
　　他走了，走向射击场，瘦小的身影在坡地上跳动。我心里涌现一阵轻微的感动，大概像希特勒那样的军官，也有他温情的一面。
　　一辆军用141从乌兰木图山的深处开过来。我回帐篷取行李，眼前再次出现旅长凝视我，欲言又止的神情，行李陡地一沉，我都快背不动了。我把它扔回木板床，听着141的声音从帐篷外辗过。
　　我问自己：旅长想同我说什么呢？
　　我怀揣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走向靶场，走进一湾河套，进入坦克阵地。河套里没有水，一冬的土地，吸干了冬雪。沿河望去，有飞机样的东西在飞行。那是模型飞机，行走在乌兰木图山两高峰之间。征得政府同意，我们旅在两山峰之间架设了纲丝缆绳，安装了电动飞机模型。
　　我真幸运，赶上了坦克发射，五个模型，居然打掉了两个。几天后，再试，打掉了三个。旅长很高兴，一边领着人加紧训练，一边向集团军、军区报告科技练兵新成果。
　　半个月后，军区训练部副部长、集团军军长前来观摩验收。那天风声紧，阳光久不出来，气氛压抑，山地像战场。
　　瞄准手还是那个大学本科生潘高峰。旅长坚持用他的目的，大伙心里清楚。一旦表演成功，不但军事技术革新成功，也表明我旅敢于用大学生新兵的思路正确。
　　大伙万万没想到，潘高峰第一发炮弹，没打中模型，却打碎了北峰处一块巨石。那块巨石酷似老人，是乌兰木图山最高景点，是乌兰木图山重要旅游资源。
　　潘高峰不但没有攀上“高峰”，倒把最高峰削去一截。
　　没敢再打。毕竟快到五月，梨花已含苞等放，很快就是旅游的旺季，惟恐再打掉一个景点，或伤及他人。
　　观摩团最后结论：坦克打飞机，可以，但前提是飞机飞得很低；而飞机飞得很低，机枪也可以打。这么说来，这个课题理论上已经成立，只是实用价值不大。观摩代表没给予表扬。这么大的活动，没给予表扬，其实就是批评。旅长像一尊雕塑，凝望那被轰掉巨石的山峰。
　　“如果这个石头老人是蓝军的飞机该多好啊！”我在旅长身旁，想拍个马屁，说出他心里想说的话。旅长头也没回，依然呆望着那残缺的山峰。
　　几天后，旅长找来雕刻匠人，雕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守望的少女，借助巨型吊车，安放在巨石老人飞逝的地方。
　　五月一到，梨花漫山遍野，像雪，像云海，壮美异常。乌兰木图山的导游，指着那个长发飘飘的石女，对那些日韩游客制造一个美少女寻夫的传说，说是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海，美少女的恋人，一个很俊的男子下海打鱼，遇风暴失踪了，他的恋人日夜守望海边，等夫归来，盼成了一尊石像。那些日韩游客纷纷拍照。慢慢地，中国游客也相信了这个美丽的传说。参观巨石景点，在巨石像下留影的人明显增多。看来，人们还是愿意同美少女合影，无论她是人，还是一尊石像。
　　市旅游局将那废弃的钢绳索道进行加固，在上面安了吊篮，有游客坐上去。驻地军人可免费乘坐。这么说来，旅长其实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旅长还是闷闷不乐，我也郁闷。旅长可能因此而耽误提职，而我，一篇眼看就要到手的大稿子鸡飞蛋打。
　　政委安慰旅长说：“革命就要付出代价，革新也是一样。”
　　没人安慰我。
　　旅长带着他的坦克群和保障分队，回到旅里，我也回到了机关政治部。这十几天的日子里，伍亚军居然发表了近十篇稿子，而且很多是写基层科技练兵之事。原来不上一线，坐在在办公室里，也可以写出新闻报道。

　　我学着伍亚军闭门造车，三天憋出两篇稿子，一篇都未通过。我想，我不同滕远达和伍亚军，他们一个是干部，有着十几年的兵龄，一个是老兵，他们熟悉部队，而且有电话与外界保持联系，而我，基本上算一个新兵，缺少作战分队生活，基层联络的电话又从不找我。
　　我决定主动到连队走走。我已经不敢打着采访的旗号了，采访的稿子出不来，我脸挂不住，被采访的人也挂不住。我装作找老乡玩儿。警务连有我一个老乡，与我同年兵，一级士官，当班长。
　　我与老乡班长聊天时，一个上等兵忙前忙后给我倒水，倒了水，他就静立一旁，听我们闲谈。他个子不高，黑亮的双眼散发熠熠的光，在我和他们班长身上来回移动，很机灵的一个小兵。他始终微笑着，我对他有了好感，就同他谈心。他问我：“记者，当兵的不让笑吗？”他的话令我惊讶，首先是他称我为“记者”，另外，他的问话也怪。
　　“只要不是在严肃的场合，怎么不可以笑呢。‘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嘛。”我说。上等兵就同我讲了他的感受。他说他叫滕金波，都第二年兵了，地没少扫，窗户没少擦，军事训练也没拉下，理论考核也没拖后腿，可就是评不上优秀士兵，入党也没有他。好一个胆大直率的小兵！我想，问题或许就出在他这张嘴上。
　　他依然微笑着。我问：“你总笑什么。”滕金波说：“我没笑。”我说：“你当面骗人，你明明在笑。”滕金波说：“我真的没笑，不信你仔细看。”
　　我仔细看，滕金波还在笑。我就拉下脸，滕金波见我生气了，便解释说：“记者，我真的没笑，我脸上有个疤，是它在笑。”我细看，他的下巴上果真有一块疤，很滑稽地斜在嘴角，看上去，像扯着嘴唇笑。
　　“因为这个疤，我可没少吃亏。老兵总以为我在笑，说我不严肃，作风稀拉，所以工作总也不上去。”
　　我说：“你应该让他们知道是这个疤在笑。”
　　他说：“可是，有时我是真笑。笑有什么不好？难道非要成天板着个脸？”
　　说的也是。
　　我的老乡班长脸有怒色，他冷冷地说：“看来还是你这个大记者有人缘。我当他班长这么多天，也没见他同我说过这么掏心窝子的话，好像在我们班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我知道，班长不愿意他的兵同别人过多交流，我起身告辞。我担心这个滕金波晚上要挨班长批评，便对老乡班长说：“我不是来采访的，我只是来看你。你不用难为你的兵。”老乡说：“我这么小心眼，还能带好一班人？”
　　我扯着嘴角，给他一个滕金波式的一个微笑。
　　晚上，我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军区报有个“益言谈”栏目，就是对基层某些不好的现象进行批评，或是提一个好的建议，像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我就写了篇《应该让兵多点微笑》的稿子。第二天上午，我正埋头修改稿子，滕远达扫了一眼，说：“这个稿子有点意思。”说着他就把我的稿子拿走了。
　　我快活了三天。我第一次得到了组长滕远达的表扬。我抬头看窗外，春天来了，这是真正的春天。
　　然而，春天很快在我心里夭折了。三天后，稿子出来，我看见“滕远达”的名字赫然排在我前面。这一百多字的“益言谈”，两个作者，一看就是前面的作者同情后者，把后者的名字硬挂上去的，可真正的作者应该是我呀。滕远达身为组长，不地道！
　　我向伍亚军诉苦，我俩都是士官，属于同一战壕。伍亚军安慰我，说滕远在把他的名字挂在我之前，其实是在帮我，因为我是新报道员，编辑不熟悉，稿子就很容易被遗漏，挂上滕远达的名字，编辑就会认真看，也容易发表。伍亚军的话，并未解开我心中的疙瘩。这么下去，何时是尽头，我不但很难独立发表新闻稿件，还耽误写小说。我动摇了，正要打退堂鼓，主任来到报道组。主任来时，窗外正下着雨，天很凉。主任问及报道组的情况，主任说：“不用着急。你会写小说，有文字功底，上道了，就会得心应手。”我心里这才涌起一股暖意。
　　我弄不明白主任为何要这么重视报道，伍亚军就向我讲起去年年底，他们到集团军开新闻报道先进工作表彰会的情形。他说，当时主任坐在前排中央，领奖时，他左右两边兄弟单位领导都上了台，领完奖后，兄弟单位的领导们久久不下台，在那儿等着拍照片、录像，把我们主任晾在台下。是巧合，还是集团军宣传处有意安排？伍亚军努力地回忆了一下说：“我也弄不明白，只知道主任那白胖的脸，便刷地一下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赶上大姑娘了。”
　　我不喜欢伍亚军这样描述主任，主任是首长，还是我的伯乐，是他把我要到报道组的。但经伍亚军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就有了那天他们开会的情形。
　　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涩。

　　伍亚军的新闻稿件连续见报，有的是滕远达写完挂上他的名字。伍亚军写了那么多的稿子，滕远达还给他挂名，我懒得理他们。让他们同流合污吧，我干脆偷偷地写我的小说，甘做一枝梅花，孤傲地迎风而立。
　　滕远达看出了我的孤傲，这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回家，他说：“王胖墩到报道组这么长时间，报道组还没有单独聚一次，今晚我请客。”
　　在营院外一家蒙古族馅饼馆，我们相对而坐。我们要了有名的“喇嘛炖肉”和奶茶，一杯奶茶下肚，我脸热乎乎的。滕远达说：“胖墩有情绪。”我说我没有啊。滕远达说：“怎么没有，你脸上写着呢。”我就不再辩解。滕远达告诉我，伍亚军想提干，他说：“胖墩，这是好事，我们都得支持他。”滕远达抹一把下巴颏上的茶滴，接着说：“你年龄小，以后还有机会。”我说：“我不想提干。”其实，我不是不想，当个军官多气派，我只是觉得太渺茫。我高中只读了两年，没毕业证，不够提干条件。没了希望，也就不去想它。不过现在滕远达这么说，我有些不好意思，原来他也一直想着我，我误解了他。我想，我得好好写稿，减轻他夺“春雷杯”的压力。
　　我决定下去找线索。我记得有一句名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我果然发现了美，他是警务连的滕金波，我上次写过的那个嘴角有疤，爱笑，被误认为不严肃的上等兵。他资助失学少年一年多，做好事不留名。我到他们连时，他们指导员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给我沏上热茶，没等我喝，他就滔滔不绝讲起滕金波。指导员说：“他可是个好兵，你不能简单地写个消息，你至少得写个报告文学，往军报上发。”
　　我吓了一跳。我说：“我哪有那本事，军区报我还没露脸呢。”指导员说：“谦虚，咋没露脸，我看过你的名字。”我想告诉他，那都别人给挂的名，又怕让他瞧不起，对采访不利，便说那都是小稿子，没名。他笑道：“你是林中小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写完滕金波，你就会名声大震。”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次写滕金波的稿子发表了，这次，滕金波又有故事，看来，我与他有缘，我就想更深地了解他。滕金波：湖北鄂西人，入伍第二年起，他每月津贴只留十元，买洗衣粉，买牙膏等生活必须品，其它的都资助那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
　　“现在的兵，津贴长了，爱美了，用的都是‘海飞丝’、‘飘柔’、‘大宝’、‘美邦男士’，滕金波却是一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指导员发出感慨：“真是个好兵！”
　　指导员让人把滕金波叫到他的办公室。
　　这次，我把他看得更仔细。滕金波圆脸，一双黑亮的眼，配合他那有地块疤痕的嘴角，真的总像是在甜甜地笑。我问及他资助贫困学生的事，他直摇头，说没这回事。我性子急，说：“你们指导员都告诉我了，你就别谦虚，不过，你是怎么想起要资助他们的？”
　　滕金波不说。我再催，他就说，他到部队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读得太少，没文化，现在特后悔。去年他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个叫刘晓强的中学生，他爸出车祸没了，他妈还有病，刘晓强面临失学。滕金波心里就特别难过，不愿刘晓强像自己一样过早地离开学校，就决定帮他。
　　我看着滕金波。滕金波不好意思看我，将眼光朝向一边。我不看他时，他就偷偷瞅我。他的眼总是在骨碌碌转，给我的感觉有点油滑。我觉得他资助失学儿童，肯定有另一种目的。
　　我想从侧面了解滕金波，就对指导员说：“我到各班转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你不用陪我了。”
　　我走进阅览室。阅览室有四五个人在看书。我问及滕金波资助贫困小学生一事，有两个兵就出去了。留下的，有一个兵说滕金波家穷，他资助贫困中学生，是出于私人目的，他并不是真心学雷锋。
　　“穷还拿钱出来资助，这就更难能可贵。”我说。
　　“因为家穷，他就想留转士官，又没专业，他就想借资助贫困中学生出名。他给别人邮钱，故意不留名，却留了个地址，别人到部队来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吗？”
　　看来事情还挺复杂。我说：“话不能这么说，转士官的途径很多嘛。”
　　“我们警务连没有热门专业。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的行动是真实的，可贵的。”我说。
　　“可他根本就没条件资助别人。”一个列兵露出小虎牙，说，“他妈没了，他爸有病，他妹妹没钱上学，他连自己的妹妹都资助不了！”
　　我愕然。“小虎牙”又说：“我与他同乡，两家离得近。我是不敢向记者撒谎的。”我犯难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没有心情写他。一个对自己的亲人不闻不问的兵，会好到哪儿去呢？我急忙找到滕金波，问及其家中情况。滕金波脑子转得快，知道有人 “告密”，就将家中事全说出来。他说，他本来有个哥哥，是村上的电工，去年眼看要结婚，不小心被电死了。说他爸是老病，治也治不好。说他妹妹的学习不好，读书也是白搭。但滕金波的那个老乡说，滕金波的妹妹学习挺好，她好几次哭着要上学。滕金波就不再吱声，我看见他眼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指导员拿来厚厚一沓信，是滕金波资助的那个刘晓强写来的感谢信，有两封是滕金波的妹妹写来的。滕金波的妹妹在信里说，她要读书，要滕金波寄学费给她。我看着，眼泪差点流出来。我无法相信，半个多世纪前，高玉宝那“我要读书”的呼声，在二十一世纪，在这个小女孩的心中，再次响起。我的心震撼了。我掏出三百元钱，塞给滕金波，说：“你赶紧给你的小妹邮去吧，以后你就不要资助别人了，你的能力有限。那三位小学生，我动员你们全连去资助。”
　　说完这话，我立马有点后悔，我毕竟是一个士官。
　　我走了。走到机关后楼的花坛前，滕金波追上了我。他说：“王记者，你是好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对家人冷酷无情，我是没办法。我想在部队长干，考学吧，文化不够，我就想转士官，可在警务连，成天就是站岗，没有专业，我就想起资助失学少年，等名声大了，部队就会留我转士官，那时我就有工资，我照样资助别人，妹妹也可以复学。”滕金波说着，居然抹了一把泪。
　　我望着滕金波瘦削的肩，心里酸酸的。我回到警务连，我对指导员说，滕金波的精神可佳，可是，他不宜资助别人，好像也不宜报道。指导员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才一直没主动把他的情况向报道组反映。我打算动员全连官兵，从他手中接过资助刘晓强的接力棒。”
　　滕金波不能写。人怕出名，滕金波一旦成为典型，就由不得他了。我决定替滕金波想想别的办法。
　　由于在乌兰木图山搞坦克打飞机试验，我结识了旅长。我壮着胆，上了他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滕金波的情况。旅长说：“尽管其做好事的动机不纯，但毕竟是在做好事，这兵还行，把他送到军修理大队学汽车修理吧，这样他转士官就有专业了。”
　　我向旅长敬礼致谢。
　　滕金波上军修理大队报到，走前，特地来向我表示感谢。我目送滕金波的背影，长吁一口气，心里陡然一轻，这是我入伍以来，为别人办的最像样的一件事。

　　报道组连续一周没有上稿子。主任着急，把我们往基层营连赶，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
　　我去的是步兵营，步兵营给我准备了一个单间，是营长教导员的待遇，这让我受宠若惊。中午吃饭，营长教导员让我喝酒，我不想喝，然而盛情难却，喝了一瓶啤酒。我不胜酒力，头晕，回我的单间躺下，竟一下睡到太阳落了山，但天还亮堂。营长过来喊我去踢球，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踢球。
　　营长递给我一套新球衣，意大利队服，9号，我又一次受宠若惊。我喜欢踢球，但技术一般，我哪配得穿9号球衣。营长说：“穿上吧，就是玩，别太认真。”
　　可我是认真的。
　　与步兵营对阵的，是坦克四营。踢球时，步兵营的兵不断的给我传球。我绕过一个后卫，形成单刀，可面对守门员，我却打偏了。我浪费了很多机会，步兵营的兵还给我传球，上半场结束，打成二比一，我们落后一球。下半场刚开始，一个球传到我脚下，我带球前行，我前面只剩下一个后卫了，他来拦截我，我特想进这个球，因用力过猛，一只腿突然抽筋，迈不动了，结果，倒把对方后卫闪了一下，他扑了个空，几乎跌倒，而球依然在我面前滚进。我咬牙，一个箭步冲上去，起脚劲射，球应声落网，二比二平。我腿突然抽筋，急停，在对方后卫和队友看来，是一个绝妙逼真的假动作。步兵营的鼓声响起，为我欢呼。
　　几次攻防之后，我们再次迎来进攻机会。营长在右边带球突破，对方后卫阻拦。他右脚往前一带，转身左脚回扣，再转身右脚往前带，这么一晃，晃得后卫失去了重心，被甩在营长身后。营长起脚，我被营长一系列动作弄得眼花缭乱，呆立在那里，只觉一个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我的头顶。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队员就都跑过来击掌，有一个小兵，居然还同我拥抱，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球进了，你的头球，漂亮极了。”
　　不久，裁判吹哨，步兵营三比二胜了四营。我梅开二度，而且最后而那决定胜负的球，是我进的。我兴奋，但我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除了那千载难逢的瞬时抽筋，那最后一记头球，功劳完全应该记在营长头上，他的球传得太好了，别说是我立在那里，那儿立着一根木头桩子，球也会被砸进球门。当然，这一切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离开球场，脱下球衣，还给营长。营长拍拍我的肩，说我球踢得不错，他坚持把球衣送给我。我不要，我说：“让我当一把球星，我就够感谢了。”营长说：“先搁你那儿放着，以后还来踢。你球踢得那么好。”
　　我的脸微微有点烫。步兵营球队打遍我旅无敌手，凭他们的实力，应净胜四营三个球以上。他们把过多的机会给了我，而我却都浪费了。现在一想，他们太看重我这个士官报道员了。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在用足球贿赂我。
　　我感动，就想写写他们。我想上各连找线索，营长说：“你不用去，我已让各连准备了，他们一会儿就会把线索送上来了。”
　　各连送上来的稿子，大都是连队坚持饭前小广播；新闻联播前要读报这样老掉牙的小事。回机关，我绞尽脑汁，整理出几篇，结果都被滕远达枪毙。我心灰意冷，觉得对不住步兵营，我再也不好意思上步兵营了。我还找各种理由，拒绝踢球。我知道，历史不会得演，对于我，那样的经典之战，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望着窗外匆忙行走的人流，感到特别累。

　　我们旅打算在军区报上发一个专版，主题叫“我们旅的故事”。滕远达那张过于平静的脸，也多了笑意，他说：“看来今年夺‘春雷杯’问题不大。一个专版，怎么说也得排十篇稿子，再配上几个图片，就是十几篇。我们很快就会突破百篇大关。”
　　着手写“我们旅的故事”时，我兴奋了一整天。滕远达把那些汇报上来的线索整理成提纲，让我写。他说：“你就好好写吧，你是写小说的，写故事是你的强项。”我在滕远达的鼓励下，连夜作战，不到天明就把稿子写好了。我伸个懒腰，趴在窗前望着黎明的曙光，等待滕远达的到来。
　　滕远达看了我写的故事，说很流畅，就给主任拿去了。我心里有些不愉快，我写了差不多一个通宵，他仅仅说很流畅，在我看来，“流畅”这个词等同于通俗，与阳春白雪不沾边。我就觉得滕远达不够意思，他自己回家陪老婆，我加班，连一句表扬的话他都吝啬。
　　一个星期后，专版出来了。我手捧“我们旅的故事”，心里凉透了。那些单个的故事，都没有署作者名，只在最后标明，由我们旅的主任、宣传科长、滕远达、伍亚军等撰稿。我的名字，被那个可恶的“等”字取代了，
　　我像吞了一只苍蝇。那个夜晚，我眼角滴下了一滴泪。这是我到部队后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我到部队的第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在操场静立，眺望老家的方向。恰好旅广播站播放歌曲：“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我当时鼻子酸酸的，新兵排长跟过来，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一言不发，那手就触到了我的泪腺。
　　现在，我抑制住我眼中的另一滴泪。我对自己说：“你是一个小兵，士官第一年，能当幕后英雄，也是你的荣誉。”我听见我自己说的话后，心里敞亮了许多。

　　滕金波在军修理大队学完修理专业后，没有回警务连，分到修理营，为转士官创造条件。这是好事，我决定前往，向他祝贺。
　　我骑车到达修理营时，夜已黑，华灯初照，营区比大街更显亮堂。原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他们营正在修建车库。我不便打扰，静立一边看。我看见滕金波忙碌的身影，看得出，他新到一个单位，正在积极地表现自己。我不想影响他，就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搅拌混凝土。一个兵两手拽灯绳，提撸着灯，使电灯泡追光灯似的照着兵们倾倒混凝土。我看着那个兵，觉得不安全，怎么也得用一根木棍挑着灯绳吧。我正要上去说出我的想法，就见那个兵筛糠似地颤抖着，像跳街舞。我惊立在那里，还没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只见滕金波吼叫着冲过去，手背贴上电线，同时将手掌翻过来，抓起电线绳用力一甩，电线就离开了那个兵，那个兵立刻停止了他的“街舞”。
　　但令我惊骇的是，那个兵的“街舞”传递给了滕金波，滕金波站在那里乱颤。我吓得大喊救人，有人冲到墙根关了电闸，灯灭了，滕金波的影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他立在那里，瞬间，像一截树桩似的轰然倒地。
　　我冲过去。有人拿来手电，说：“快送医院！”滕金波直喊手疼，手电照着他手，他的右手黑了。
　　医院检查结果，滕金波的右手被电伤，大拇指和食指必须截肢。滕金波躺在床上，一声不吱，脸上依然在笑。我盯着他嘴角的疤痕，是它在笑。
　　我打着采访的旗号，每天都到医院看滕金波。这天晚上，我又去看他，他那缠着厚厚纱布的手令我心寒，我埋怨他：“人触了电，是不能这么去救的。”滕金波笑道：“我也知道要去拉电闸，可离得太远，来不及。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发现电线，只要不是高压线，先用手背去碰。如果用手掌去碰，有电，手就会被粘上。用手背去碰，即使有电，手也会被弹开，所以我先用手背去碰，发现没电，翻手去抓，谁知这一招不灵。”
　　这显然缺乏科学根据，但在危急关头，他这样胆大心细，令人佩服，也令人心酸，我涌出一种想报道他的冲动。我便问他更详细的想法，他说：“王班长，我实在是太怕电了，我哥是村里的电工，一不小心被电带走了，自那以后，与电接触，我就特别小心，我当时冲过去，就是不想让电老虎再咬着我的战友。”
　　我看着滕金波缠着厚厚纱布的，缺了两根指头的右手，我想哭。我说：“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光荣’了，你那个病爸爸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
　　滕金波说：“我不会‘光荣’的，我妈妈在天堂注视我，保佑我。”
　　我说：“可是，没了这两个指头，你以后怎么生活。”
　　滕金波说：“总会找到适合我干的活。”
　　我心里越发酸，眼睛一热，不让滕金波看见我潮湿的眼，将脸转向窗外，我说：“夜色真美。”声音有些哽塞。滕金波应我道：“是啊，夜色真美。”声音也是哽塞的，带着泪洗过的潮润。
　　我那么强烈地想写写滕金波。我把他的事向滕远达汇报，滕远达说：“这事太小。”我与他争辩，什么样的事才能算大，非得舍己救人的人牺牲了才算大事？鲁迅《一件小事》，比这事还小。滕远达白我一眼，他显然没想到我为了一个小兵，居然敢同他顶嘴。他脸有怒色，但他克制了自己，依然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滕金波拽电线救人之事，其实是事故，不宜报道。”
　　我跑去找主任，结果主任也说此事不宜报道。我心透凉透凉，似乎胸腔裂开了口子，钻进了东北干冷的风。

　　全旅野营行军选在初冬。我跟随旅机关，徒步到乌兰木图山脚下时，天近正午。乌兰木图山在我们面前越发的高大。再次来到她的腹地，我感到特别亲切。我想看奇峰怪石，然而，首长并没把爬山当作训练科目，不让我们上山顶，只让我们从半山腰穿过。望山跑死马，走了半天，也没到山脚。到了山脚，高炮、地炮、修理营分队，伪装得严实，白色苞米叶密密麻麻裹着他们。他们穿行在松林间，每支队伍，在阳光下，像一条银光闪闪的巨蟒，蜿蜒前行。
　　我意外地看到了滕金波，他就在修理营行军队伍里。我给他照了几张相，他说：“王班长，一定别忘了给我洗几张。”
　　我一直不敢看他摆动的右手。
　　我们走遍了辽西的山山水水，虽然脚上打起了血泡，但最终完成了行军，于第十天黄昏，回到驻地郊区，在松涛湖畔开庆功篝火晚会。那天我喝了一棒子啤酒，胆子特大。我迎着篝火的火星，边歌边舞。我说：“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我们敬爱的旅长。”说完，我却不知道唱什么歌，愣了一秒钟，竟脱口而出，用歌唱毛主席的曲调唱道：“敬爱的旅长，你是我们的好旅长……”大伙都乐了，旅长更是乐开了花。松涛湖小学的部分师生也加入进来。我灵机一动，把红色征兵宣传单叠成一朵花，献给一个漂亮的乡村女教师。大伙鼓掌，没人说我差劲。旅长都乐了，他们敢说啥。他们把手掌拍得震天响。
　　我正得意之时，看见了台下的滕金波，他也乐，但并没有拍打他那缺了两根手指头的手。
　　一阵剧痛划过我的心。
　　回部队后，放假一天。三天后，部队奔赴科尔沁草原打实弹。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冬天打，秋日天高云淡，干嘛不打。旅长说：“我也知道秋天打炮好，可战争不只在秋天暴发。”
　　我要求回自己的连队打一次实弹。我是瞄准手，今年一发炮弹都没打过。
　　见我回连，连长指导员都很高兴。七天非实弹射击合练后，他们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让我担当四炮班二炮手，也就是全连基准炮瞄准手。
　　实弹射击。茫茫黑夜，无垠草原，远处的目标星辰般寂寥而空远。我沉着、冷静，装标尺，修正方向，锁定目标，连长用洪亮的嗓音指挥全连：“一炮一发——放！”，一枚炮弹喷射出耀眼的火光，飞向远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瞬间坠落，爆炸，将草原上那个目标击得粉碎。我和我们连受到观摩首长的表扬，我骄傲。昔日只会玩弹弓的淘气娃，今朝操练火炮，指哪打哪。
　　连长喊一声：“全连齐射——放！”有我基准炮为参照，全连火炮全部覆盖目标。射击完毕，我躲开欢庆的兵，站到帐篷背后，仰望星空，热泪横流。我想，让我写报道，简直是浪费人才，我应该下连持枪操炮，并把这些生活，写成小说，当个军旅作家。

　　忙碌了一年，年关到，人员调整。有人想走，偏要你留下做贡献，有人想留，部队却并不需要，得走；很无奈。
　　旅长的几次军事技术革新，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他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还是得到了上级肯定，上级任命他上军里当副参谋长，正师职。旅长走得很高兴，旅里特地给他开了个欢送会，营连主官和机关干部参加，只有伍亚军和我是兵。旅长说，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要给那个地方留下点什么，要让人偶尔会想起他，才不会愧对那个地方。他说，他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想起他，但他会想我们。他说得我们心里酸酸的。
　　旅长的确给我们旅留下了一些东西，软件建设不说，他提议建造的副营以上干部家属楼，还有士官临时公寓，让很多干部干官受益。
　　旅长骂过我，也安慰过我，是我偶尔会想起的人。我想起他像麋鹿一样跳跃着，手舞足蹈骂人的的样子，忍不住想笑，可眼里却滚出一滴泪。
　　很多人都哭了。旅长没哭，但声音已经哽咽。当他的公务员把一块洁白的手绢递给他时，他用它捂住眼睛，一直到会议结束，他没能再说一句话。
　　我们上车站送旅长，拍图片，滕金波也在车站，他摘去了上等兵的军衔，但他梦想的一级士官的军衔，并没戴在他的肩上。他曾经对我说，士官军衔，像两只金色的翅膀，可以带着他飞翔，但是，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残废，他不符合套改士官条件。旅里留他当军工，工资按士官套改，滕金波不留，他说他手残废了，不适合留在部队，他不想给部队添麻烦。我问他：“你想好了吗？你回去干啥？”他还是那句话：“总会找到适合我干的活。”

　　滕金波永远地离开了军营。伍亚军也离开了报道组，下到步兵二连，他提干未果。上级规定，今年的提干名额，全部下放到基层营连，预提对象必须是战斗班排班长，机关兵不在预提范围之列。伍亚军就申请下连当班长，为明年提干作准备。我想滕金波，不知道他在鄂西那个山村过得怎样。我偶尔也会想起伍亚军。我心里乱。主任再次转悠到报道组，我趁机向他汇报，说我实在搞不了报道。主任说：“你就放心写吧，咱们不他妈的刻意夺杯，只把我们的工作正常报道出去就行。”
　　主任骂了句“他妈的”，这是他的进步，表明他这个大机关来的人，慢慢地融入到我们这些俗人之中，这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主任望着我，说：“你文字基础好，我打算把你送到南京政治学院院新闻系培训。”我望一眼主任。难得他对我一片厚爱，我眼窝一热。他急忙把目光投向窗外，马路对面是一片工地，红砖楼立在半空，参差不齐。工地上已经没人干活，据说是天太冷，但也有人说是资金不足，终止了施工。这破败的景象，影响了我的心情，它使我想到，我写新闻报道，最终很可能像这一栋楼一样半途而废，因为我对写报道没有兴趣。我冲主任摇摇头，我说：“首长，我要下连，当炮长，当士官，纯粹的士官。我在这里干部不像干部，兵不像兵的。我不适合写报道。”
　　主任瞧见我办公桌上的小说稿，知道我又在偷偷写小说，冲我一笑，说：“那就不勉为其难。想当作家也不是坏事，作家离不开生活，而生活在基层，没准你将来真能成为一个作家。只是以后写出气候来了，别不听招呼。”
　　我说：“哪能呢。”心里暖暖的。
　　主任走了，我也走出我的办公室，走出机关大楼。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一点也不伤感。我是一条鱼，连队才是我畅游的海。
　　我仰头望天，阳光耀眼地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