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妍丁将她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在唐诗的故乡》。我感觉，这恰恰是那种张扬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诗学命意的显现。我曾经匆匆见过王妍丁，她看上去平静淡定而谨严，朗诵她自己的诗作时神情专注、投入，透出一种婉约的沉郁。但我还不能想象，她这些坚实而轻曼的诗句竟有着如此坦诚的宽柔和抒情气度。在今天，仍旧能够带着宗教般的虔诚，仰望那座曾数千年来一度辉煌的诗歌大厦，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层面显得尤为珍贵。毋庸讳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正逐渐丧失了诗意的时代，一切诗性的存在感都似乎被物质化的坚硬所吞噬。当蜿蜒而上的山中回响不已的劳作之歌早已被隆隆的机器轰鸣所掩盖，当泥泞逶迤的田间小路已经埋葬在柏油铺筑的高速公路之下，而“稻米流脂粟米白”的日子，更是化作了机器传送带上的流光碎影时，我们也就失去了人类生存的精神肌理——空明澄澈的诗意时空。韦政通说：“这样的社会里，人所要适应的规范，须运用理智，不是感情，与人日常工作发生密切关系的，是物不是人。批评工业文明的人，说它是冷酷的、无人性的，说它对人的主观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估价，这些指控都是实情，也是造成工业文明危机的一部分的原因。”我想，人性、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寄予和感情的依托，无不包容在满含诗意的空间里，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尽可能地避免残酷、冰冷、贪婪、自私交媾而成的现代社会的隐痛和痼疾。
　　我们在王妍丁的诗歌中无疑看到了这种努力。她以她的诗歌为我们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坚硬的世界营造着柔美的诗意，她在日常起居中汲取诗情，抵达最平凡的事物和最常态的景致，挖掘并放大出我们早已忽略的诗意的叶瓣。对于爱情的抒写，她超越了现实的层面，追求一种唯美的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诗性、诗情。最为可贵的，她总是能将这种理想主义的诗意凝练为我们时代的精神隐喻，并重新返回生活，深入到当下的底层、草根的生存空间，去探触伤痛，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沉重的责任感。这的的确确是一种久违的汉唐精神，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得王妍丁笔下的诗意不再肆意地空灵，而触摸情感的深度和精神的宽度，让我们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栖居。

　　　　　　　　　　　　　　　　　　　　　　　　 一

　　最初，王妍丁诗歌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在于她执著地永不停息地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诗意。我惊异于她总是能在那些熟视无睹、粗粝的生活中，发现自然、事物内在的静美和诗意，以清晰的、意味无穷的深远感，赋予事物以神性的光辉。并且，她还沿着创作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幽微体验，实现两者之间有序的连通，于是，大量的心灵深处的审美信息，在她淡淡的体认中摇曳出精神的庄重感。“人心不能没有一片/柔美的月光/不能没有/池塘的金色/不能没有一条正直的小路/通向玫瑰”（《月光》）。于是，她用充满诗意的目光去注视、去打量身边的每一天。她在大自然中捕捉诗意的美景，在细致入微中明辨物象，将目光深入到常人忽略的细微角落，在精微幽美的自然物象和生活小情趣中，开辟出富有新鲜感的诗境。“蜜蜂在飞/六百年前的花瓣和叶子/都浸在绵密的/柔情与随意里/街道泛着秘密的青色/和咖啡的甜香”（《梦幻之旅》）；“但我更崇拜脚下这些/发出亮光的/石头/是它们放低了自己/才让丽江这座古老的殿堂/站在了高处”（《茶马古道》）；“岩石的细缝之中/几棵小草喷薄而出……春蚕开始咀嚼嫩叶/吐丝的季节在月亮背面”（《冬至以及立春》）。甚至日常生活的具象在王妍丁笔下也是诗意盎然，她常以雕塑细节、平铺叙述的笔法，来缓解诗歌形式的内敛积聚所带来的表述压力。在《回到生活》中她这样写道：“那个深秋的下午/怀抱一棵过冬的白菜/顶着一下一下的风吹回家/风吹红了我的面颊/白菜在我怀中蠕动/像一个亲密的婴儿”。近乎白描的勾勒：深秋的下午、肃杀的秋风、被风吹红的脸颊、风中颤动的白菜，一个个紧密的意象铺排，浓缩进了“我”对生活的理解：白菜的平凡、质朴如同生活本身，幸福恰恰就蕴藏在这种平凡和朴素之中。或许，这就是生命的诗意，生活或存在世界的真谛所在，那么，也只有真正领悟到这一点，才会勃发出“顶着一下一下的风”回家的勇气。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妍丁是在用心地“打捞”那些被喧嚣和庸俗所淹没的真实，以及生命应有的浪漫和激情。
　　我们会在大量的诗歌文本中看到，王妍丁是在寻常事物中呈现“陌生化”，并由此回到生活、回到物质，回到自然与生命的本真状态，于无关联中建立亲密的关联，寻常事物之间通过新奇的碰撞获得层次丰富的精神喻意。于是，她赞美“拯救过千万代饥荒”的桑树、“千万年才修成一粒草籽”的菩提树，还有玉米、大豆、高粱、小鸟、蚂蚁、羊……甚至她不惜笔墨大声歌唱稻米，“让芳香的米粒/纯洁/我越来越挑剔的胃肠/让我在记忆的/晚炊里/完成一次远离的/亲近/让我用心抚摸/大地/抚摸这个夜晚/身体的生长/抚摸每一粒粮食和我的/每一个亲人”（《米的亲戚》）。她在回归自然的旅途中寻找自我，“必须让自己的行走/努力长出/大地的思想/长出粮食的饱满和朴素”。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的创建。”在这里，他所说的“真”，指的就是生存的本质。因此，诗歌的功能就在于以一种文学的形式去伪存真，剔除假象，将被遮蔽的生存的本质揭示出来。生存的本质是诗性的，诗是最本原的生存现象，其他生存现象都只是隐蔽的诗或变质的诗。这时，我们发现了王妍丁诗句中潜在的密度，抒情语式和韵律中的沧桑感。她抒写自然时的激情，使这种“真”源于思想也源于情感，源于深沉也源于朴素。那些被赋予人性的事物中蕴藏着哲思的强烈和生动。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真”，理解了作为本质的诗性生存，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的行走的从容和宁静，于匆匆忙忙的现代生活中回归存在的基本元素——自然的诗性状态。
　　我常想，唐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代，是否与其繁荣的诗歌创作有关？是唐帝国国力的强盛导致了诗歌的繁荣呢？还是诗歌的繁荣促进了其国力的强盛，或许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唐代，吟诗作赋是社会的风尚，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樵夫、走卒都以能口占为荣，诗人是无冕之王，享受着精神贵族的身份和荣耀，诗意洋溢在整个国度里，即使日常生活的艰辛劳作也寻求在诗意中完成，正如谢弼在《龙门樵唱》中写出的樵者在其技术人生中的诗意情态：“烂柯人不见，伐木句犹存”。当伐木者暂时搁置了身边的劳作，将生命的意义沉放在遗尘忘机的一局仙棋的观赏之中，虽然作为生存必须的物质性工具“斧柯”尽烂，人的精神却由此超越，抵达了永恒。在“烂柯”的叙事话语中，技术时间在诗意时间里得到了无限的绵延，而诗意时间又为技术时间写下了生命的注释。只有诗意生活与政治、经济、技术、道德生活交织为一体，人类社会才可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创建，同时，也才能真正地摆脱俗世种种功利性的羁绊，获取一种内心的镇定。我感到，王妍丁意识到了这一点。更为可贵的是，她数年来始终崇尚诗意的人生状态，努力让越来越陷入技术与物质泥沼的人们，在精神文化贬值的时代里，从她素朴、柔曼的诗句中，看到内心深藏的笑意和头顶的那一片诗意的星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体会到王妍丁在默默写作中，内心深处所憧憬的那个逝去的远方。尤其是，王妍丁在努力寻找或是期待，能够在那条于今天看来颇具海市蜃楼意味的唐诗的古道上，发现新的远方和新的境界。

　　　　　　　　　　　　　　　　　　　　　　　　 二

　　王妍丁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写诗经历。我不知道她的个人生活，她自身的情感或者爱情，在多大程度上对于她的诗歌写作具有潜在的影响和推动。但我感觉得到，无论现实生活怎样，王妍丁都在努力营造一种诗意的人生，她的诗歌一开始就拥有自信、从容和成熟的气质，这一点在她的情诗中也得到了印证。她的情诗自然率真，无论是宁静如水还是浓烈似火，都带着一种唯美的情调和理想主义色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诗艺的提高和逐渐的完善，她的诗愈益显出庄重、淡雅的抒情气度。这无疑也呈现出近年诗歌写作中少有的、具有浓郁古典主义精神和追求的别一种风貌。
　　王妍丁情诗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那种对爱情无所顾忌，大胆率性的热烈追求，而且，每一首里都埋藏着饱含爱情哲理的感情的真切性和强烈性，更凸现着具体的人生的执著。“为什么总是给自己以羁绊/世间既然有那么多事情/说都说不清/那就让我也放纵一下/思想的羽翼吧/放下所有的沉重和孤寂/以赤裸的心迎向你/不要以山和山的名义 相拥/不要以河流和河流的名义 相挽/更不要以一棵树和另一棵树的称谓/站在一起/我们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再错过你》）这首与汉乐府民歌《上邪》具有精神同质的诗歌，正是在不计一切中彰显出爱情的自豪感和崇高感。这种爱情是不带任何瑕疵的，超越了现实层面，在理想的高度构筑起了精神的标高。“既然这样/就牢牢握住我的手吧/这一生真的不在乎/跟你去哪儿/如果你注定/注定是我/停泊的/岸”（《与桥有关的断想》）。这些神圣的、高雅的、经典的爱情话语，带着玫瑰色的浪漫，让我们沉浸在美丽的童话世界中，或心存梦想，或衍生出追求的永恒。
　　王妍丁太执著和专注于爱的思考了，并且在其中已积聚起丰富的语言经验。可以说，王妍丁的爱情话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体缺失性，而这种主体缺失却又是建立在奉献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从而使她的爱情场阈具有了强烈的建构意味。黑格尔说：“在爱情里最高的一种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独立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爱情主体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转嫁到了对方的身上，在镜像的人生中自我观照，并由此被激发出超越极限的能量，在对方那个已然合二为一的个体身上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这是集无私、奉献与建构为一体的爱情。正如王妍丁在诗中写的：“我是个很自恋的人/却愿意为你一次次燃烧/爱到高处/我走不下那个/至真至美的祭坛/有时我真想祈求上帝/把我化为水/让你每天饮我/把我化作风/让我每天都能吻到你的额头/或者干脆化成一扇门/每天守在你疲惫的路上/不等你叩门/我就轻轻地开了”（《爱到高处》）。我想，王妍丁所说的“自恋”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因为只有自尊、自重，才能使自己更彻底地热爱他人，乃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只要能够跟我爱的人呼吸在一起/哪怕我/哪怕我就是死了/也让我化作一朵花儿的蕊/芬芳他在世的/点点光阴”（《爱到高处》）。无疑，在王妍丁这里，那种珍藏的浪漫理想的情怀，升腾出超越表象和局部的殉道式的生命尊严和壮丽。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爱情，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一个时代文化与社会的价值取向，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嬗变，它也隐喻着现实、事物的完整或破碎。后现代主义者拉康曾对我们的现代爱情话语有过透彻的论述。他认为，驱动我们产生爱情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作为欲望客体，并不是如意识上所想的是因为她/他而爱她/他，而必然是她/他身上的又不是她/他的东西引发了我们的爱。于是，他说：正是爱你，我才要摧毁你。后现代摧毁性的爱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逃避、厌倦、痛苦、自虐，这些关键词构成了爱情生活的中心话语。我想，在王妍丁的诗意世界里，这种带有强烈摧毁性、解构性的爱情是不应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话语的。她将爱欲与渴望、明净稚气的挚诚表达、动人心魄的朝思暮想，乃至细致体贴的亲情问候，凝练为理想化的爱情，并由此为时代爱情建构了一个精神坐标。显然，这是对传统爱情观的一种回归。当各种各样的欲望充斥着人性所导致的膨胀、贪婪不断挤压我们所剩无几的精神空间的时候，王妍丁通过她对爱情的歌咏，用心构建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隐喻，竭力地让我们重返曾经生意盎然的诗意之路，去修复已然破碎的古老价值。丹尼斯•古莱特说：“对那些习惯于将哪怕是微小琐碎的事情如家务、田间劳作或者僻径小道也赋予宇宙意义的人来说，这种破碎所带来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因此，修复和重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返回诗意之维的拯救方案。
　　或许正是对理想主义爱情的追求，使得王妍丁的诗歌洋溢着非凡的想象力。她常常在不经意间以白描的手法流淌出曼妙的奇思妙想，在那无数飞逝的瞬间、纯然的心境、偶然的插曲中，让人销魂蚀骨般地感受到生活作为整体的意义和价值。“叮咚的溪水穿过对岸/石板上坐着/用月光捣衣的女人”（《你走过的时候》），“你看这春天的草地充满幸福的暖意/我只想在阳光里把我们的孩子背在背上/你再轻轻背起我和阳光”（《不仅仅是从一个夜晚》）。有时，这种想象又会凝练成厚重的哲理，“相爱 不是没有一点缝隙/我们必须学会给爱/留出一微米的距离”（《不再错过你》），“或许在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那样一条河/也许/所有嘈杂的烦恼/都是我们不安的一颗心/派生出来的/声响”（《与桥有关的断想》）。这些诗句穿越想象和哲思摇曳多姿，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旋震荡的节奏旋律，营造出诗歌的表达张力。诗人的生命激情和思考，在她的诗行中完全展露出来，充分体现在修复诗意领空的过程中，努力将天空与大地之间的维度敞现出来，让诗意充盈在其间。由此，也让我们遥望到那个理想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宽柔的标高，让我们在时代刻不容缓的逼迫中，在时代的暗礁险丛中去关心生命，关心生命存在的质量与重量。

　　　　　　　　　　　　　　　　　　　　　　　　 三

　　实际上，诗意永远是根植于生活中的，是对生存境遇的真实重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也就是说，“诗意”之“诗”，不是指作为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的文字诗歌，诗人的想象力虽然常在天空飞翔，但始终立足于大地。也只有真正地回归大地，诗人的想象力才会由此变得厚重，在诗性经验中真正抵达生存的本质。
　　王妍丁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脚踩大地的诗性表达，她所构建的绝非语言单义性中的感性世界，而是对人的诗性生存价值的深入透析。这就使王妍丁的创作视阈始终呈现出开阔的格局。在她的诗中我们看到了生动的诗心与现实的贴近，她将笔端的触角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以一种踏实的道德良知和生命自觉，承载诗歌直面现实、唤醒世道人心的社会功能。《二○○九年的钟声——一个打工仔对我如是说》，则以质朴的文字抒发了一个打工仔对故土的眷恋，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更动人的是，那种对自我人格和存在尊严的坚强捍卫，“我扭头向这座城市挥挥手/我还会回来的哦/说不定那时老板不敢叫我/叫我小李或者李仔了/他该客客气气叫我李先生了”。《黑矿主跑了》中诗人为“可我的几十号兄弟/还埋在五百米深的地层/发出最后的呻吟”深深地担忧，痛斥“黑矿主跑了”，企盼“矿上千百个乡亲的眼睛还圆瞪着/它们如影相随地追赶着他/像两条绳索一样捆住他/要把他捆上法庭”。这些诗歌，在深入到具体的人事和底层生存空间呈现苦难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前法制意识的淡薄、监管机制的疏漏、矿工维权的艰难等社会现实问题，注入了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切入了时代的良心与良知。而《今夜，让汶川在月光中好好安睡》、《孩子，一定记住我爱你》等诗篇，无疑是对那个惨痛瞬间的沉重祭奠，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或许活着就是一种高贵的幸福，如同那个临终的母亲在尘霾和血迹中坚强地去哺育刚刚开始的小生命。灾难在毁灭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重量和人类永不泯灭的希望。“不管记忆的伤口多深/不管痛有多痛/只要心和心还紧紧地贴在一起/只要爱和爱还紧紧地叠在一起/我们就有信心和力量在废墟上/坚强地站起”（《今夜，让汶川在月光中好好安睡》）。看得出来，王妍丁这些具有历史纪实色彩的诗篇，其价值并不在于她提供了具象的事件，她所提供的是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并将她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相随，浸透着她的情思、忧患和思考，由此也就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感动。
　　王妍丁的诗歌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深入底层生活以挖掘更多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种对汉唐精神的仰慕和承继。或许，这也是她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在唐诗的故乡》的真正缘由所在。“艳阳高照在十月的头顶/我剧烈跳动的心/就像那颗炽热的太阳/不我比太阳热/祖国如果你需要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祖国》）。“假如我是一株桑树/不求高大威严/不求常绿常青/不求生命久长/站着就给人间一点阴凉/奔跑就给世界铺一路春光”（《给桑树》）。这种盛世才可能生长出的气魄，不会让我们斤斤计较于一时际遇的得失，不会让我们面对强大的、混乱的、外部力量的逼仄而自惭形秽。“汉唐气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成分，足以激发我们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是盘吸民族向心力的磁石，是喷涌民族自豪感的清泉。这种精神往往建立在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基础上：“在钢铁的巷道里舞蹈/在霓虹的交响中劳作/我的鳞片上没有油渍/我的面包上写着尊严”（《三角洲》）。这种人格尊严的自我确立恰恰是对自身的警醒和对生命的尊重，如同李白诗歌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凛然风骨，摒弃了媚俗、委琐和卑庸，恢复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在时下诗坛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境遇中，对个人情感的过度专注几近自恋。或在寂寞中留连琐屑的光景；或感叹自己的生命颓靡与失意，心灵的悬浮，在夕阳风雨中宣泄自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徜徉于技术主义路线，在繁缛复沓的形式实验中无病呻吟。这种对个体内心世界的专注，造成了与诗歌与现实的剥离，从而使诗歌走向了尴尬的边缘。率真、大胆、热烈情感的缺失和精神世界的颓靡，使得诗人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和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感。而王妍丁的诗歌写作，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精神品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尽管，她现在还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中，承载起更深厚的历史、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重量，没有惊人的意象和汉语诗歌内敛沉稳的精致，没有呈示出她应有的气势和宏阔，但我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在唐诗的故乡，找到超越世俗的诗性的力量。

　　王妍丁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以诗歌的名义站立/他的骨头离大地最近，/离天空最近/每一株小草都愿意朝向他/就像朝向星空和太阳。”这就是她对诗歌的理解。当浮躁的喧嚣早已湮没了世俗的人心，我们看到的王妍丁却转身走入历史的深巷，以宗教般的虔诚向一个诗歌的王国谦卑地脱帽致敬，在诗性生存的空间自由地行吟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