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圣经·旧约·乔布记》

双雪涛 (1983年出生) 是当代中国最被看好的小说家之一。201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出版, 迅速引起关注。这部小说以他生长所在——东北沈阳市铁西区为背景, 白描世纪之交的浮生百态, 叙事精准冷冽, 淡淡的宗教启示气息尤其耐人寻味。

近年来, 双雪涛异军突起, 显示了他状写现实的能量。他明显受到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 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树都是他的师承。另一方面, 他的故事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隐痛, 写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群像。他有意无意地展现底层写作面向, 也因此得到左翼批评者的欢迎。更有意义的是, 暴露一个社会的颓败惫懒之余, 双雪涛预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现实的余地。书名《平原上的摩西》已经充满暗示性。

2010年, 双雪涛还是沈阳市银行的一名职员, 因缘际会, 参加了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 以《翅鬼》一举获得首奖。之后他又得到台北市文学奖创作年金赞助, 写出《天吾手记》 (2012) 。这两部小说成为双雪涛放弃银行工作、专事写作的契机。《翅鬼》讲述神秘的雪国里, 有翅膀、能飞翔的“翅鬼”恒久受到没有翅膀者的奴役, 直到“翅鬼”企求逃出雪国, 引发惊人转折。《天吾手记》则处理一则沈阳少女的神秘失踪案, 和一名年轻警察的探索考验, 最后所有线索却指向台北。

沉沦与逃逸、邂逅与消失, 隐晦幽深的恶与灵光一现的善相互纠缠, 是双雪涛在《翅鬼》《天吾手记》中频频致意的主题。然而是在《平原上的摩西》的铁西区艳粉街传奇里, 这些主题才落地生根、有了动人的呈现。

为什么是铁西区?铁西区是重工业区, 20世纪末经历巨大转型冲击。铁西叙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而双雪涛为这样的叙事添加个人维度。他生长在铁西区的艳粉街, 这个地方藏污纳垢, 却带给他最深刻的启蒙经验。彳亍在铁西废墟里, 双雪涛捡拾历史狂飙后的残骸, 喟叹父辈所经历的信仰与挫败, 反思年轻世代的艰难探索。但他不愿做出简单的论断, 转而“横生枝节”, 拟想救赎契机。他的故事阴郁荒凉, 内里却包藏着抒情的核心。在那里, 诗意显现, 神性乍生。

一、从鞍钢到铁西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以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老工业区铁西区为场景。故事中的人物多半和工厂有关。他们生长于斯, 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但20世纪末国有企业重整, 曾经天经地义的体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1990年中期出现下岗现象, 一大批工人和他们的眷属、小区被迫另起炉灶, 其中包括了双雪涛的父亲和亲友, 以及小说中的人物。

《平原上的摩西》的场景是下岗现象之后的铁西。曾经的愤怒和困惑已偃旗息鼓, 成为抑郁恍惚的日常。颓败的厂房、困蹇的居处、混乱肮脏的街道。闲人废人无以自处, 他们酗酒、下棋、撞球、游荡、斗殴, 摆出的无非都是不甘就范的拟态。他们从以往大机制的齿轮坠落, 坠落到无边的空虚里。而这空虚仿佛传染病似的, 蔓延到他们子女身上, 以及周遭的一切。双雪涛多篇作品中都以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作为叙事者。由他的眼光看出去, 父辈的困境难以自拔, 同辈的堕落已是命运的必然。而这个少年将何去何从?

铁西区建制于1938年, 因位于沈阳市郊铁路西侧而得名, 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工业建设之一。当时如三井、三菱、住友等日商都在此设厂。1949年后, 沈阳成为新中国机械制造业中心, 铁西更是重中之重。由苏联支持的上百工业项目均设立于此, 形成中国最大的工人聚落。1951年, 共和国第一枚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金属国徽即来自铁西, 象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80年代以来, 铁西面临国家企业转型的艰难挑战, 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区, 此时与弊端、污染、倒闭、下岗、民怨、治安败坏成为同义词。

艳粉街位于铁西区南端, 原名艳粉屯, 清代曾是种植胭脂作物、用以进贡皇家的所在, 民国时代是贫民窟, 50年代中期形成街道组织。在双雪涛笔下:

一九八八年的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 不是一条街, 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 属于通常所谓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 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 它形成于何年何月, 很难说清楚, 我到那里的时候, 他已经面积扩大, 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 而又吐纳不息。(〈走出格勒〉)

艳粉街是双雪涛成长的所在, 也是他小说想象的原型。现当代小说以地景作为叙述辐辏点的作品所在多有,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的《台北人》只是最明显的例子。双雪涛必须呈现独到之处。艳粉街龙蛇混杂, 层层叠叠的棚户安置着千百社会底层生命。在居民嘈杂和喧嚣中, 双雪涛感受到他们难言的隐痛, 以及由此而生的隐喻。堕落和痛苦能有什么样的救济?当暴力缓慢地渗入生存底线, 是带来卡夫卡式的荒谬循环, 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启?艳粉街晦暗而沧桑, 深处却矗立着一座老教堂, 光明堂。

2003年, 导演王兵曾拍摄一部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 以最素朴的新式呈现这一大片工业区里荒凉的人事即景, 成为当代经典。艳粉街就是其中重要主题。另外张猛的剧情片《钢的琴》 (2010) 也以铁西为背景, 描摹下岗工人维持生活尊严的不易。作为小说创作者, 双雪涛如何藉由文字传达他的视野?我认为《平原上的摩西》必须安置在更广义的东北工业叙事脉络里, 才能彰显小说的爆发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东北接收此前日本和苏联重工业基础, 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地区。不止铁西, 抚顺、鞍山、本溪、长春等地也各有傲人发展。东北以此和广大天然资源, 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地位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初期, 东北工业基本循苏联模式经营, 但在1960年春, 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 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山钢铁厂位居全国龙头, 毛泽东以此为他的工业论述命名, 自然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一条鞭管理制——针锋相对。借此, 毛泽东表明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决心, 以及中国工业所追寻的理想。新中国初期国家工业里, 既有个人的参与监督, 也有集体的合作管理;工人既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又是社会主义乐园的主人翁。“鞍钢宪法”就是个乌托邦叙事。

“鞍钢”经验和文学生产有什么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草明 (1913—2002) 、周立波 (1908—1979) 、马加 (1910—2004) 等人已经被委以写作工业小说的任务, 其中以草明最为突出。1948年她就推出《原动力》, 叙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设立时一群工人群策群力、战胜自然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经过。1950年草明再接再厉, 出版《火车头》, 内容可从书名思过半矣。值得注意的是, 草明之后扎身鞍钢基地、实地体验工人生活, 终于在1959年完成《乘风破浪》, 写的正是某钢铁厂工人努力争取当家作主, 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自此“鞍钢”有了自己的故事。这类故事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 (1971) 中达到高潮。1

“鞍钢”叙事投射庞大史诗背景, 已有天启意义。在这一语境里, 双雪涛的铁西故事才显现它的深度。当年的铁西何曾不就是另一个鞍钢?“时间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呼声有如《创世纪》般预言新纪元到来。但半个世纪后, “乘风破浪”的步伐濒临结束时, 竟是这样的拖泥带水、创伤处处。如果“两参一改三结合”真的成功, 就不会有工人下岗的现象了。

铁西之外, 是双雪涛对家乡东北的无尽感慨。改革开放以后的东北遭遇种种挑战, 不仅产业下滑, 民气积弱, 甚至人口不断外流, 成为亟待振兴的区域。从“时间开始了!”到时过境迁, 双雪涛在纸上重访艳粉街, 有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感触。然而面对故乡困境, 他无意感时伤逝而已, 那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路径。他更要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找寻幸存者—《圣经·乔布记》这样说:“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平原上的摩西》关乎的不只是东北工人生存境遇的问题, 而更是东北人信仰的困境与回归的问题。

二、“报废者”与“报信者”

这些“报信者”是谁?他们是下岗以后酗酒蜗居在家的父亲 (《大师》) , 是曾经犯下杀人罪的父亲 (《平原上的摩西》) , 是徘徊火车上的残疾人 (《跛人》) , 是离家出走、刚刚堕入勒索行业的孤儿 (《大路》) , 是以好勇斗狠甚至以自残为傲的无赖 (《无赖》) , 是即将陆沉的山村里的流浪诗人 (《长眠》) , 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青年 (《我的朋友安德烈》) , 是一路走向堕落的女孩 (《走出格勒》) , 是监狱归来的和尚 (《大师》) 。

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 从任何的角度说, 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 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大师》里, 下岗的父亲百无一用, 唯独棋艺高超, 没有敌手。某日他遭到一个无腿和尚挑战, 后者是当年手下败将。但再次鏖战的胜负关头, 父亲竟弃子投降, “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和尚赢了棋局, 念头一转, 突然明白什么:“棋里棋外, 你的东西都比我多。如果还有十年, 我再来找你, 咱们下棋, 就下下棋。”《大师》的细节远较此复杂, 但双雪涛的叙事风格已经浮现。生活的败北者是废物, 是渣滓, 却总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父亲的棋艺空前绝后, 但在关键时刻却宁愿认输。和尚是谁?何以归来?而父亲又是怎么样的人?一股淡淡神秘气息萦绕不去。父亲逝后, 他的棋艺就此失传。

《大师》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阿城的成名作《棋王》, 同样是以藏身民间的棋艺高手, 折射一个时代的平庸与无明。但双雪涛所安排的棋王是个父亲, 这使他的故事陡然有了伦理向度。即使命运多舛, 父亲却在唯一可以赢得尊严的刹那突然松手, 成全对方。他似乎在和尚残缺的身体、历尽风霜的面容上, 印证了难以言传的、人我相生相克的共业, 因而有了不忍之心。棋盘之外, 双雪涛刻画父亲真正能量所在—就是慈悲。

在《无赖》里, 双雪涛描写了父亲的一个朋友, 好勇斗狠, 无所不为。却是这样一个下三烂收容了下岗后走投无路的父亲一家三口。此人神魔兼备, 夸示勇气的方式是用酒瓶痛砸自己的脑袋, 玩命也就不过如此。然而当故事急转直下, 无赖竟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性命作为筹码。他倒下的那一刻, “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 铁碰着铁, 钢碰着钢, 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 疯狂地跳起了舞。”在《我的朋友安德烈》里, 双雪涛的主角成为叙述者的同学, 一个“不学有术”的混混。从学校到社会, 安德烈总是不按牌理出牌, 处处违反人情世故, 但他面对是非曲直却又洞若观火。安德烈思考国家大事到宇宙问题, 越发狂乱, 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他真的疯了么?一个世纪以前鲁迅的《狂人日记》于是有了最新版。

这些艳粉街上的人放荡而沉沦, 却有某种坚持。当父亲自废武功时, 当无赖以酒瓶砸向自己的脑袋时, 或当安德烈在精神病房里喃喃自语时, 他们仿佛要以最有限的生命筹码, 创造奇迹。经济伦理一向以“有用”是尚。双雪涛的人物俨然流露“无用”之用的可能。他们的行径如此不可思议却又若有所指, 以至有了奇异的审美暗示, 有了诗意。

双雪涛的“废人列传”包括诗人, 因此并不令人意外。《长眠》是个晦涩的故事。叙事者是银行职员, 突然接到一个诗人旧友的死亡消息, 匆匆踏上了悼亡之旅。冰封的荒原, 即将陆沉的山乡, 真枪实弹的械斗, 一切围绕着一具冰冻的尸体发展—一个诗人的尸体。就此, 双雪涛亮出了他的底牌。“死亡, 是哲学的, 是诗性的。”唯有诗描摹生命的荒谬于万一, 也构成了荒谬的核心。小说以诗人的遗作《长眠》作结:

让我们就此长眠,

并非异己,

只是逆流。

让我们就此长眠,

成为烛芯,

成为地基。

让我们就此长眠,

醒着,

长眠。

诗人的文字犹如偈语, 却成为我们思考双雪涛废人伦理的线索。在一个号称乘风破浪、天天向上的社会里, 诗人无所事事, 向死而生, 注定是边缘人。但“诗人并非异己, 只是逆流”。他们咀嚼文字, 试图说出难以言传的真相;他们自啮其心, 回味着初心本味的苦涩。死的奥秘, 生的惘然, 穿衣吃饭的日常中, 闪烁着生命的幽光。

回到前述的铁西叙事。有多少年, 共和国的宏大叙事运作有如机器, 丁是丁, 卯是卯, 容不下任何运转意外。“自动纠错”、兴废立新不仅是国家建设的憧憬, 甚至是道德立法的律令。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在四五十年代风靡一时, 不是偶然。80年代以来, 宏大叙事迸裂, 但国家机制仍然运行不辍。唯有在虚构世界里, 废人——不论是颓废、残废、还是报废——纷纷出现, 提醒我们那些被“包括在外”的主体。从韩少功的《爸爸爸》到余华的《一九八六年》, 再到阎连科的《受活》《日熄》都是例子。

双雪涛是在这个脉络下叙说他的艳粉街故事。与前辈不同的是, 他在废人群像中重新看见了重启伦理关系的可能, 更看见最另类的诗意。残缺的身体, 报废的经历, 无偿的信仰, 无不成为这些人物铭刻、演义生活意义的形式。他们身心的溃败成为隐喻, 投射社会的、也更是生命的黑洞。但更重要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们带来奇妙的启悟契机。走出无物之阵, 他们是“报信者”。

于是我们有了像《走出格勒》这样的作品。依然是乌烟瘴气的艳粉街。阴暗潮湿的撞球场、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难以启齿的家庭创伤, 烘托一个少年艰难的启蒙仪式。故事中少年父亲入狱, 家庭破碎, 前途黯淡。一日他随女伴出门远行, 来到城外巨大的废弃矿场。空虚的厂区、高耸的煤山、怪物般的机器, 那是怎样狰狞而荒凉的废墟:

这是哪啊?我问。列宁格勒, 她说。我大吃一惊说, 真的?她说, 傻逼, 旁边有字。在铁门旁边的石墙上, 有四个红字, 像是许多年前刷上去的, 好多笔画已经脱落, 不过还是能辨认出是“煤电四营”四个字。

列宁格勒就是苏联时代的圣彼得堡, 在这里成为不请自来的暗号, 召唤出“煤电四营”曾经追求的海市蜃楼。故事高潮, 少年发现自己落单迷失在矿山间。天色已暗, 黑幕掩来, 无路可出。他闯到一摊积水边, 只见一只手浮出水面。情急下他脱下短裤, 将那手绑在一辆煤车的铁杆上, 一点点把溺水者拉出来——后事如何, 读者必须自行分晓。

1987年, 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启先锋写作。在那个故事里, 远行的少年最后陷在暴民反噬的僵局里, 动弹不得。二十多年后, 双雪涛的少年出门远行, 闯进“煤电四营”。在最黑暗无助的情况里, 少年却伸出援手, 拉住那只即将沉没的手。虽然他功亏一篑, 却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洗礼, 终于走出“格勒”。我们要问, 是少年救赎了那神秘的陷溺者?还是那只神秘的手救赎了迷路的少年?在那一刻看似徒劳的救援里, 双雪涛写出了心中块垒。

三、“向下超越”的方法

从“报废者”到“报信者”, 双雪涛作品对超越面向的兴趣和描写, 已有评者纷纷指出。最明显的当然是他对《圣经》典故的引用。像是《大师》里的神秘和尚, 怀里竟然揣了个十字架。或《长眠》的篇头按语就是上述《乔布记》的金句:“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他另一本小说集《飞行家》里的《光明堂》更以一座教堂作为主题。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出处更是不言而喻。

双雪涛不讳言来自村上春树的影响。村上作品善于处理日常生活的小奇迹。淡淡的奇想悬念、似曾相识 (uncanny) 的邂逅与分离、无可承受之轻的生命思考, 曾被一个世代的全球小清新读者奉为经典。但同样的装置放在双雪涛的铁西世界里, 毕竟格格不入。他早期的《天吾手记》就有这样的毛病。另一方面, 左翼评者也已指出, 双雪涛提醒我们瞩目经济狂潮下被席卷的工人阶层和无产者。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而他们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群体关系的向往, 正是时代与社会仍须努力的信号。

这些评论立场虽然不同, 都指向双雪涛作品对所谓“神性”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学里, 这是久违了的题材。80年代以来的寻根、先锋运动虽在题材和风格上做出极大突破, 但基本是新启蒙论述下操作的文学。那是“放逐诸神”的时代。吊诡的是, 上个世纪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阵营交战, 竟然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空间, 为诸神归来铺路。例如80年代曾经倡导基督神学的刘小枫改换方向, 致力恢复汉代公羊学派谶纬之学的晚清脉络。2以“天下论”知名的赵汀阳甚至提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政治神学”的概念。“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 或者说, 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3“政治神学”始作俑者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中国魂兮归来。

知名学者汪晖也从鲁迅作品中找寻思想资源, 发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4在他看来, 阿Q虽然粗鄙无文, 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无是处;至少在六个瞬间里, 阿Q显示他对社会的彷徨以及改变现状的微弱呐喊。中国的社会因循苟且, 但在循环的过程中, 政治潜意识也一样去而复返, 幽幽萦绕, 仿佛“有鬼”一般。阿Q因此没有白白牺牲, 因为他求生存的本能已经显示中国主体性的“下层建设”仍然蠢蠢欲动, 蓄势待发。汪晖称这种能动性为“向下超越”。

汪晖企图藉“向下超越”的论述, 摆脱以往启蒙与革命的简单辩证。他质疑大人先生的高调, 转而从社会底层如阿Q的身上找寻生命原初本能的动力。这样的论述其实前有来者, 不是别人, 就是1940年代倡导“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 (1902—1985) 。但汪晖走得更远, 强调生存的物质性本能就是“超越”的动机;他从而悬置了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性。然而汪晖仍然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毕竟他所谓的“本能”本身已经被物化—或神化—为革命的唯一出路, 与唯心的“主观战斗精神”成为五十步与百步的拉锯。而在革命世纪终了后谈论革命幽灵的永劫回归, 除了发思古之幽情外, 难免为识者嘲讽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重新包装。5

我仍然认为“向下超越”有其批判力, 但却无须再独沽一味, 仅从鲁迅作品中苦思微言大义。我们大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找寻灵感。双雪涛的作品只是其中一例, 其他可参考的如韩松的《医院》 (2018) 三部曲等。而我之所以强调《平原上的摩西》, 正是因其对超越的方向和方法有独特见解。对双雪涛而言, 他的作品当然始自人物“向下超越”的挣扎, 但他并不排斥“向上超越”的可能。这不意味双雪涛对宗教或圣人有任何期许;他显然对凡夫俗子所可启动的一线灵光更心向往之。底层写作不必只和生命本能或浅薄的人道主义搭上线;在渴求温饱和欲望满足的同时, 工人与农民一样有敬畏、慈悲、忏悔、谦卑, 以及爱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落实在生命的艰难实践里, 以及“有情”之人的见证里, 而其结果难以预料。

《平原上的摩西》最受读者青睐的作品就是与书名相同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采取多重视角, 切入世纪末铁西区工人下岗的前因后果, 故事缘起则上溯到“文革”时期。人物包括转业成功的企业家、改行的出租车司机、意外受伤瘸腿的女孩、寻凶办案的老少两辈刑警, 以及一位研读《摩西五经》的母亲等。故事的重心则落在一件让东北人心惶惶的连环抢劫凶杀案、阴错阳差的缉捕, 以及无从挽回的悲剧后果。

这篇小说里, 双雪涛习于处理的原型人物基本到齐, 所有的角色和事件环环相扣。一路读来, 我们不能不为其间偶然关系所困惑, 并感叹生命的无常。然而只有将故事放回当代东北历史语境, 从“文革”的混乱到国有企业解体, 从工人下岗到社会治安混乱, 双雪涛苍莽的视野才有了依托。

《平原上的摩西》令人好奇的当然是小说何以如此命名。双雪涛可能认为上个世纪末东北所面临的困境如此沉重, 他企图从宗教角度召唤天启, 思考救赎可能。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有机会研读《摩西五经》, 与其说她们在寻找任何信仰皈依, 不如说她们从读经过程中发展出相濡以沫的关系, 作为向下或向上超越的准备。事实上, 摩西率领子民出埃及、寻找迦南美地的典故仅仅点到为止, 并不主导小说情节主线。哪个人物最令人联想到摩西也成为评者莫衷一是的话题。

小说最后, 凶杀案即将水落石出, 青年刑警与残废女孩约在一座湖的湖心见面。他们各自划着船, 背负着父辈罪与罚的秘密, 也心怀彼此的盼望。但他们真能相见而和解么?湖水悠悠, 载浮载沉, 就在此刻, 摩西分开红海的愿望出现彼此之间。但湖水真能分开, 或化为平原, 通向应许之地么?小说戛然而止。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其实是个没有神迹的故事。也因此, 他为“向下超越”的论述提供另一种解答方式。“神性”期待的不必取决于宗教启悟的有无, 或革命幽灵是否复返, 但却与看待人间境况的意志与方法息息相关。沈从文论闻一多《死水》, 曾经如是说:

以清明的眼, 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 不为爱欲所炫目, 不为污秽所恶心, 同时, 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 那么透明的看, 细小处, 幽僻处, 在诗人的眼中, 皆闪耀一种光明。6

从艳粉街出发, 双雪涛前来报信。那信息的形式就是文学, 就是诗。

注释：

1 逄增玉:《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十章。

2 刘小枫:《“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三期。

3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 第17页。

4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5 陶东风:《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文艺研究》2015年第三期。

6 沈从文:《论闻一多〈死水〉》, 《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