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上，辽宁作家刘国强无疑是一个多面手。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或出版了《日本八路》《黑枪》等数十部中长篇小说，《我的传奇至亲》《寻找感动》等散文，《世纪丹青》等传记作品，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报告文学。在当下的辽宁文坛，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应该是一个鲜明的存在。  

一

　　作为一种以现实性表达为主要取向的非虚构文体，题材选择之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点观之，刘国强报告文学题材选择的地方性十分凸显，这主要是指其作品对于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重要事件或人物的再现。譬如叙述黑龙江民众救助收养日本孤儿的长篇报告文学《日本遗孤》，再现沈阳人张立祥办车行收容“刑释解教者”的长篇报告文学《浪子的春天》，全景勾勒辽宁西丰县“鹿产业”和“鹿文化”发展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鹿王朝》，描述辽宁沈阳市“艺术惠民”活动的短篇报告文学集《城韵》，再现吉林大学黄大年教授的中篇报告文学《祖国至上》，直击辽宁丹东中朝友谊大桥今昔的短篇报告文学《弹孔里的和平》，聚焦“深爱能兴业”的辽宁边防总队大连边检站代理排长姚林的短篇报告文学《生当做兵王》等。这种地方性题材的选择，主要源于作者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利”，从国内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这种写作当然有其独特性。除此之外，刘国强也写有一些并不局限于“辽宁”或“东北”地域的报告文学，譬如其新近发表的再现新疆“罗布泊钾肥”创造奇迹的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如果从写作视域的扩展和作家影响力扩大的角度言之，作者的这个立足于本土而不限于本土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进一步说，与当下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关注并致力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写作有所不同的是，刘国强报告文学虽多为地方性写作，但其再现的领域却是比较宽广而多元的。《日本遗孤》描述的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开拓团团民孤儿。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抗日战争叙述的立意新颖的表现视角。作者从人性与人道、民族国家正义的立场出发，审视“日本遗孤”这一在侵略与被侵略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现象。反对一切反人性和反人道的侵略战争，指斥一切造成战争遗孤问题的统治者，维护民族国家的尊严和正义，是作品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价值立场。作品通过讲述以黑龙江方正县为主体的中国平民百姓收养日本无辜遗孤的义举，赞颂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传统伦理美德，以及被收养的日本遗孤对中国养父母和“第二祖国”的报恩之情。作者也通过“状告中国妈妈”“日本养子把她推向绝境”和“假孤儿”等事例，客观再现了少数日本遗孤中那些“以怨报德”的个案，以此表明报告文学不虚美、不隐恶的文体本质。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全景描绘的是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守江及其团队艰苦创业在“千里无人区”的罗布泊，创造中国钾肥产业领军世界市场的传奇故事。作品详尽再现了李守江及其团队历尽艰辛的钾盐开路、实验、融资、生产和销售过程，着力表现其为国争光、为国分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的“一根筋”精神，以及用现代科技武装自己，以科技创新为理念抢占行业制高点的大智大勇。可以说，在应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面前，李守江们谱写了一曲雄浑的信念“新歌”和科技“新歌”。  

　　中篇报告文学《祖国至上——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飞行记录”》讲述的是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为国家深探专项装备研发和国家863航空探测装备主题项目首席科学家、吉林大学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作品勾勒出黄大年50余年生命的重要轨迹，并重点再现其到吉林大学任教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情况。在作者笔下，黄大年认真坦诚的性格、爱国报国的情怀、科学家的才华和智慧、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等尽显无遗。这是一位深受亲人、学生、同事和团队成员爱戴的新时代科技报国之典范。长篇报告文学《浪子的春天》再现的对象是沈阳市一位名叫张立祥的刑释解教者。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人合办了一个“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立祥先后接收300多名就业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到公司工作。作品详尽描述张立祥通过垫钱救人、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借钱、张罗婚丧嫁娶、去监狱帮教等多种方式，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回归正常社会，重启“零犯罪”人生。作品通过个案的再现，对这些人员犯罪的心理缘由及其家庭社会因素，譬如贫穷、孤独、家庭失和、失业、社会歧视、霸凌、公平公正的缺失等做出深入探析，力求把握刑释解教人员弃旧图新的内在心志与外在推力，以此呈现在惩治、规训、教育、感召和关爱综合作用下的犯罪救治机制，以及家庭与社会健康运行机制。曾经的刑释解教人员张立祥，以人道、善意、关爱、信任之心救助他人，这样的视角选择具有某种现身说法的意味，亦是颇具新意的。与“浪子”们不堪的过去相比，“春天”在此意味着其今天的希望、活力与美好，这正如那首《爱的奉献》歌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长篇报告文学《鹿王朝》以“中国鹿乡”辽宁西丰县养鹿产业为描述对象，再现了西丰养鹿人及其相关产业人士的逐鹿人生、人文历史和传奇故事。这部作品所涉领域具有显明的地域产业和文化特色。报告文学集《城韵》表现的是沈阳市自2010年开始的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活动——即“百万市民艺术培训工程”和“百万市民艺术共享工程”。作者通过17个短篇，再现了一批热心开展免费艺术培训、惠民演出、公益电影放映和艺术作品展览等公益艺术活动的专业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作品写出了这些致力于服务广大市民群众的人士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也塑造出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气息。  

　　由以上可以看到，日本遗孤、西部企业、大学教授、刑释解教者、县域特色产业、城市惠民文化工程、边检战士、中朝边境大桥等彼此看似关联性并不那么强的描述对象，其实构成了刘国强报告文学题材领域的多向度，这使得其作品在凸显地方性的同时，亦获得了再现的多样而非同质的艺术效果。  

二

　　与普通纪实性文字相比，报告文学更为强调其再现对象的新闻性特质，即作家所写应是当下或近年来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事件或人物。从这一点来看，刘国强作品所再现的日本遗孤、黄大年事迹、罗布泊钾肥、沈阳“艺术惠民”活动等，其新闻性是比较突出的。这些立足于当下、影响至未来的事件和人物，不仅回应着中日两国关系、中国核心技术与竞争力、城市市民生活品位提升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譬如作品描写的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李守江及其团队不畏艰难，创造中国钾肥生产的若干奇迹，在解决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生产安全等关键问题上，实现对发达国家跨越式追赶的弯道超车，“从钾盐卤水令人震惊的发现，到一个开发钾盐、极大填补我国钾肥产量奇缺空白进而成为世界顶级的企业的成长，构成了一种当代传奇——对我国粮食安全甚至人类温饱的意义就延伸在曾经拒绝生命迹象的罗布泊。”（1）可以说，作品对这种“传奇”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影响的描述是颇具眼光的。而黄大年及其团队对于超高精密机械和电子技术、纳米和微电机技术，以及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的研发，对于当下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构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中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其现实针对性亦是不言而喻。对于报告文学新闻性及其现实性的坚守，使刘国强作品平添了锐气、地气与厚度。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创作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创作主体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2）在我看来，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不仅需要迅疾再现时代的风云变幻，更需要积极回应时代的潮流与发展，要“及物”地书写现实诉求，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在“钻故纸堆”当中迷失作家的责任和文体的个性。  

　　对于新闻性的坚持，是坚守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其中一个要义。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另一元素是其田野调查性。也就是说，这一文体不仅需要“手写”，更需要“行走”，即以类似于人类学或考古学当中的“田野调查”方法，以亲历拟再现对象的现场采访式非书斋写作获得第一手活的资讯。这当然是真实传达现实世界的“非虚构”文体的要求，它使得报告文学在信息获得和文本构造上拥有有别于虚构文体的独特气质和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刘国强报告文学对于田野调查性的践行是比较到位的。在《日本遗孤》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讲述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但从数十上百个事件或人物个案的描述当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为此付出的田野调查体力和脑力的艰辛。因此，作品的亲历性和现场感十分突出。这种亲历性和现场感不仅表现在作品中大量引述的当事人或被采访人的讲述及“证言”，以多数为原生态语言的口述实录，将60余年间的历史以“情景再现”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表现在作者作为本土作家和采访人的双重身份在作品中以叙述者“我”的出现。文中的“采访手记”“场景”等单元都在标示叙述者（作者）的在场。作者的出现，既强化了现场感，又在表明其对于叙述的引领和掌控。《罗布泊新歌》是作者多次亲赴罗布泊采访所得，除了查阅图书馆的文字资料之外，“我三次穿越罗布泊腹地，在越野车、火车里详细观察茫茫戈壁荒原”，采访上至李守江下至普通员工的各色公司人等，其中还特别详细地写道自己在罗布泊多次乘车的惊险经历。以此形成对于由环境、气候和人构成的再现对象的全方位表达。如果没有这样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就不可能呈现文本中那些饱含生活质感的丰富的人物、细节和场面，“新歌”自然也就无从唱起。《鹿王朝》《浪子的春天》等亦为刘国强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和密集深入的采访写作而成，文中陈述的大量真实人物和事件个案即可说明这一问题。某种意义上讲，“田野调查”是报告文学文体形成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个“程序”，报告文学所写的内容都是可以存疑的。因此，“田野调查”在报告文学创作当中的作用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而正是因为立足于比较严格细致的“田野调查”，譬如《日本遗孤》对于有关“日本遗孤”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罗布泊新歌》对中国钾肥创造历程的梳理、《鹿王朝》对于“中国鹿乡”辽宁西丰鹿产业和鹿文化的历史叙述等，刘国强报告文学也凸显出一定的文献价值。当然，报告文学文献价值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确定无疑的基础上，建立在依据科学方法对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刘国强报告文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我们在强调报告文学基于真实和现实的非虚构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创作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作家一方面需要呈现事实或人物，另一方面还要表达对于这些事实或人物基于情理的态度，我将此称之为“文化反思性”。《日本遗孤》作者由战争遗孤问题扩展至对一切反人类战争及其战争狂人的批评和反思——“统治者、政治狂人对利益的贪婪和强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类似造成日本遗孤那样的战争威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恐怖——据我10年前所知道的消息，世界上所拥有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地球3000次！”《罗布泊新歌》在写到李守江和他的团队面对人才和技术困难时，也有类似这样的反思：“在科技爆炸的地球村，在以秒计数的网络时代，在大数据高调粉墨登场的时代，仅凭决心和吃苦远远不够，还要组织起高智能团队，以科为先领先，在没有参照和借鉴的前提下，实现科技探索和科技创新，抢占行业制高点。”实际上，这些非叙事性话语在表明作者立场和态度的同时，也是对读者阅读的一种主体性导引。当然，刘国强作品对于再现对象的反思，亦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必要。  

三

　　与一般新闻不同的是，报告文学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再现，需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刘国强报告文学在多个方面呈现出其艺术传达的特质，其中，给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文本结构、人物再现、语言表达和跨文体艺术借鉴等方面。  

　　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刘国强比较注重其报告文学的结构方式。《日本遗孤》以全景式结构为主，通过“大寻亲”“大移民”“大收养”和“大报恩”等四个部分，详尽叙述日本遗孤现象的来龙去脉，对上至国家领导人有关遗孤问题的政策和策略，下至各阶层普通老百姓关注遗孤生存与成长的各个层面予以全方位的表现。在每一部之中又分出若干章节，以集合式方式描述丰富的个案，给人以清晰、具体和感性的认知。作品宏微相间、时空纵横交错。《罗布泊新歌》将交响乐的乐章与文章写作的“起承转合”结合起来，构筑一个基本按照罗布泊钾肥基地初创、开发、发展和壮大路径叙述的宏大框架。“起”主要写李守江及其团队草创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承”主要写将卤水变成优质钾肥的实验阶段和投产融资阶段；“转”主要写为可持续发展，李守江等广纳各路贤才，以及“罗钾人”温馨和谐的爱情、亲情和家庭；“合”写高举理想、低身劳作的“罗钾人”万众一心、精气神合一，勠力构建人类最高贵的精神高地。《祖国至上》以飞机飞行过程的“飞行记录”作为结构方式，形象概括黄大年的人生历程。“导航：朝向是‘大战略’”写的是黄大年从少年到大学的学生生涯；“返航：为了你，我的祖国”写其放弃英国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云朵之上：地质宫不灭的灯光”写黄大年的刻苦攻关；“气流颠簸：‘他不食人间烟火’”写其坚守纯正为人做事及科研的态度和品格；“提速：实现‘弯道超车’”写黄大年及其团队科研成果频出，获得多项荣誉；“经停：为了祖国的未来”写其精心培养学生；“强气流颠簸：国殇”写黄大年操劳过度患病去世；“续航：再出发”写其学生和团队成员继承遗志再创辉煌。《浪子的春天》则是以一个主要讲述对象张立祥作为线索，串联起其他“刑释解教”人物的故事，是一种“人像集合式”结构方式。《鹿王朝》的结构也与此类似，是各种与西丰“鹿产业”和“鹿文化”相关联的人物个案集合，但并没有一个作为线索的被讲述的主要人物。作者“我”作为叙述者出现在文本里并贯穿始终，起到联结全文的作用。根据文本内容组织结构，使之呈现多样化色彩，可谓刘国强报告文学经营结构的良苦用心。  

　　除《祖国至上》等少数作品外，刘国强的大多数报告文学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对于大量现实人物个案的再现。《日本遗孤》围绕遗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描述了诸多人物——慈父般细心照料从炮火中救出的日本遗孤美惠子姐妹的“元帅爸爸”聂荣臻；创办“快乐家”孤儿院、收养42名不同国籍战争孤儿的3位“姑娘妈妈”；为养育3个日本孤儿，不惜离婚并终身不娶的内蒙古汉子吴凤奇；带上日本遗孤小弟出嫁的“小叫花子”刘桂芝；慷慨捐建“中国养父母公墓”的远腾勇；被养父母精心培养成长为人民教师或大学领导的立花珠美、福地正博和曲宝全；因病遭母弃、被中国养父母收养，又收养5个中国孤儿以作回报的殷桂兰等。《罗布泊新歌》里再现的上至院士、指挥长和总经理，下至普通员工的许多人物令人记忆深刻。领军人物李守江带领团队艰苦创业，变不可能为可能，在罗布泊建立起中国钾肥基地，成为全球硫酸钾化肥产业的“首席引擎”；总指挥长“铁人”刘传福眼里到处都是活、身体比“游沙”走得快；工厂司机张勇克服重重行车困难，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大戈壁的运行里程，相当于绕地球68圈。还有大学讲师出身的推销员张麟，靠哲学引领工作的副总姚莫白，领衔“大师工作室”以解决生产的“疑难杂症”的孙斌，“土专家”吴前锋，工人组成的原创音乐“红柳叶乐队”，与龙卷风搏斗的“山东壮汉”魏磊，解决水采机难题的“小个子”谭昌晶，红柳井的“守井人”刘进海等。《浪子的春天》除了重点再现的“浪子回头”与“浪子施爱”的典型张立祥之外，还描述了一批重获新生的刑释解教人员群像，诸如“八进宫”华丽转身的李文杰、“酒蒙子”从良的苏传举、“换个活法”的王世忠、13岁的“小逃荒”刘衢、拾金不昧的“抢劫犯”张洪伟、组建“二手车军团”的王军等。《鹿王朝》里个性鲜明的人物有：西丰创鹿茸生意外汇最多的张春吉，建造“世界鹿角博物馆”的于振清，“鹿王国”里的巾帼女杰王淑华、薛继荣和朱艳华，成为新疆鹿产品经营市场行业老大的张洪斌，“切片王”富连生，木匠转行制作鹿标本的刘国利，擅长鹿皮或鹿副产品加工的于长海和陈宝海，鹿业局长艾永利，以及冯国军、张春和、王家八兄妹、陈继东、陈氏兄弟、王德军和高利丰等鹿茸生意人。  

　　这些人物虽然身处不同时代、来自不同阶层、从事不同职业，但他们都在努力呈现人性的真善美、人生的正能量、人间的爱与温暖，共同构筑刘国强报告文学气势恢宏和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廊，也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人物形象”系列增添了新的内涵。当然，如何平衡再现人物的数量与质量，如何精选人物素材以突显作品主旨，亦是刘国强报告文学创作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诗意与质朴结合，是刘国强报告文学语言表达上的一个亮点。其叙事性话语追求诗意语言的表达，文学性意味浓郁。《日本遗孤》《浪子的春天》《鹿王朝》和《祖国至上》等无一不是如此。在《罗布泊新歌》里，作者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铺陈性运用，促使其叙述的形象性大大增强，尽显语言的诗意气质和华丽感。作品多处以形象化的语言描绘“绝望之美”的罗布泊，譬如写其奇特的地貌——“塔克拉玛干高高挺起辽阔的胸膛，拧劲儿秀着成排成排的大肌肉块。这个号称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的大沙漠，每个大肌肉块儿都是烈烈燃烧的大火把，仿佛要烤干整个世界”；写其瞬息万变的天气——“无精打采的太阳渐渐模糊、黯淡，天空像肝病患者那样‘印堂发黑’，灵幡似的黑丝带迅速在天地间飘荡，迫不及待地捂灭最后的光明。抢班篡位的晚风充当‘督战队’，组织起一轮又一轮‘敢死队’疯狂进攻，寒冷急剧升级”；写沙尘暴袭击——“晴朗的天突然变脸，黑云漫卷，烈风怒吼，远处上接天下接地的一条大黑被，迎头盖了过来，仿佛要捂死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千军万马军奔腾而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气势惊天动地。忽尔，它们又‘变阵’一群奔突的雄狮如人而立，尖啸呼吼着压将过来”；写糟糕的路况——“卡车开进大戈壁，每道坎、每个凹坑、每个斜坡，起伏的盐壳子，密集的石块，都是对魏磊的摧残和谋杀。每一次颠簸，脱肛处破裂的血管都要集体失控，撕大裂口，血液喷涌，痛如刀割。遥遥400公里戈壁滩哟，颠簸密若暴风骤雨……”作品还将人物意志和行动的坚韧顽强，放置于罗布泊恶劣自然的环境里加以对比和映衬，以此来凸显人物的“精气神”，甚至用诗意语言描述细节和场面，例如灭鼠蝇大战、盐田保卫战、多次的乘车经历等。“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我想到的’这个部分特别充分、特别饱满，作家激情四溢，全方位而从容地调动自己的感官、知识和才情，语言铿锵，诗意充沛，诗性富足，扑面而来，给罗布泊这个地方，给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这群员工的身上，投射了一道道诗意的光芒。”（3）  

　　在谈到刘国强报告文学诗意语言表达时，有学者指出：“‘优美地抒情’是《罗布泊新歌》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有些段落的抒情铺排得有点过度，有些用力过猛，要是能冷却、克制一下就好了。就纪实作品而言，抒情、诗意可以让题材飞起来，但有些地方飞得太高了。”（4）此语十分中肯地道出了刘国强报告文学叙事性话语的特点和局限。克制而留有想象空间的叙述，也许要比铺张性叙述更具文学蕴藉之美。“寄意在有无之间，慷慨之中自多蕴藉”，王夫之所说此言主要是针对诗这样偏于抒情的文体，但我以为，对报告文学这样偏重于写实的文体，同样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质朴的语言表达主要体现在刘国强报告文学的非叙事性话语上。《日本遗孤》中的非叙事性话语运用比较普遍，但它们主要不是一种偏于理论色彩的文字，而是侧重于情感性的激情评说。譬如在第12章“报恩”里，当叙述到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有着四五十年朝夕相伴的经历时，作者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按40年算，40年休戚相关、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岂止是‘血浓于水’啊！”在作品中，类似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还有很多，它们在呼应叙事性话语的同时，更多地是在表达作者对于日本遗孤现象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罗布泊新歌》里的非叙事性话语则更为质朴——“李守江团队豪迈地创造了‘罗钾质量’，时刻牢记担当和责任，把‘家国情怀’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良心钾’和‘放心钾’，让优质钾肥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驾护航，让中国声音和中国品牌导引世界钾肥市场，成为全球的风向标。”相比较诗意话语，这种质朴话语的“实用性”更强，它们简明扼要直指题旨核心，或揭示意义、或表明态度、或引导阅读。  

　　作为复合型文体，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是比较突出的。这就是指其在艺术技巧上对于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剧本或其他非文学文体的借鉴。刘国强报告文学也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在《日本遗孤》《浪子的春天》《鹿王朝》《祖国至上》《罗布泊新歌》和《弹孔里的和平》等篇什中，作者充分发挥其所擅长的小说写作特长，将小说的笔法生动地运用于场面、细节和人物的描绘上，并将书信、电子邮件、表格、诗歌、新闻、日记、网络跟帖和留言、书籍文字、起诉意见书、历史资料等多种文体的文字融入整体的叙述之中，形成其报告文学特有的跨文体写作现象。譬如在《罗布泊新歌》中，“许多表达罗钾人生活内容和心声的诗歌，被作家借用来作为切入人物故事的门径，然后透过这些门径探视和描述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在各自不同的生活情景和生命轨迹中形象呈现，显示出他们在罗钾创业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5）跨文体艺术技巧的借鉴，使得刘国强报告文学更具复合的“艺术范儿”，有利于其传播与接受。此外，被采访人的口述实录、“证言”或“采访笔记”等在其多个作品里也得到广泛运用，譬如《日本遗孤》里“大收容”一章的三节“采访手记”和亲历者“证言”；《罗布泊新歌》里的孙斌、晏河新、方靖荣、马林和沈华等人的口述；《浪子的春天》里的“南非饥民”孙海、“半残人”王希成、“下岗女工”侯淑斌的“自述”，少年犯李智、赵博、张光远与各自母亲的口述实录，作者与柏灵学、姜昆夫妇的现场采访对话笔记等。这些口述实录、证言、采访笔记（手记），加上其多数报告文学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和“出场者”的身份，使文本的现场感和亲历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真实性效应大大增加，充分显示出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品质。  

　　由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文本结构、人物再现，还是语言表达和跨文体技巧运用，其实都透射出刘国强艺术营构意识的用心和专心，它们与题材选择的多向度和地方性、“及物”的现实性书写等特点一道，共同凸显和强化了刘国强报告文学的个性色彩，使之成为东北乃至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群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