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作的坚持与读者阅读的不买账，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几个古老的问题：作家到底是为了什么写作？文学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生存样式繁复的时代，文学担当了什么？读者又为什么阅读？

　　作家为什么写作呢？大致看来，一则是生存之需要。写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就好像工人为什么做工，农民为什么种地，教师为什么教课。既然选择了“卖文为生”，那么姑且就这样做下去，作品是写给工农兵、写给人民大众的。我写，故我在。另一则是心灵之需要。写作是为了敞开生命，倾听语言。司马迁“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著《史记》藏名山、传大都，他这一生所有的屈辱与斥责都可释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史铁生说，我寂寞，所以我写作。他们写作是献给自己的情诗，是要记录下来人生磨砺给别人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作家写作是因为心理郁积的无处安放。再一则是人性之需要。人性是极为丰富复杂的，面对爱、面对罪与罚、面对彼岸，作家穷其文字也难以将人性写得圆满。巴金说，创作总根源于爱；萧红说，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徐志摩说，诗歌的性灵全在对爱、自由、美的追寻。这样的写作，写给了文学的历史。当然这几种分类未免简单而武断，因为作家的写作是流动的、不均衡的。有的作家本是为生存而写作，却逐渐使自己的文字上升到人性之美的真纯，比如沈从文；有的作家本是为“玩票”而写作，却使作品成为一座城、一段历史的宝贵记录，比如老舍。按常规思维，为生存而写作的作品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否则便不会有销路，作家也就不会有收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许由于题材、主题太切近现实了，读者反而质疑这类写作的真实性，也就谈不上更深的感动与升华。

　　对此，作家可否扪心自问：我的写作是接地气的吗？如果是，接的是柴米油盐的地气还是心灵人性的地气？我的文字以怎样的方式书写了生活，会给未来留下些什么？如果不是，那我这写作表达了什么，读者又能从中读出什么？写作的根基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作家便没有理由苛责读者的不解风情。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被毁掉了——烧了，炸了，只剩下一本或几本这几年的小说，小说中的“地气”能否真实地反映或代表今天的人或事？一部分的真实也好，“一声叹息”的真实也好。是不是写青春就要在校园里风花雪月，喝咖啡、穿名牌、开豪车？是不是写农村就要让底层被苦难碾压得喘不过气来？贫困可以让人为三百块钱杀人，家暴只能让媳妇烧了房子来报复？是不是写职场、写官场就要让白领、公务员尔虞我诈、心力交瘁地踩着别人向上爬？是不是写历史就要让历史顺应当下的伦理价值观？当然不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广袤而深刻的写作资源，为什么就难出扛鼎之作呢？说到底，还是作家为什么写作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接地气地写作并非是快捷便利地使用手机信息的段子、道听途说的绯闻或闭门造车地以己度人。作家的写作要接地气，接这个时代有血有肉、可触摸可感知的地气；作家要讲述曾经有怎样的一些人，以怎样的方式生活过；在作品中触摸生命脉搏的微弱或沉重，感受历史车轮的缓慢或急促，沐浴人类爱的生生不息。只有这样，作家的写作才能否真正地立足土地、叩问现实，才能称得上是对历史、当下、未来负责任地写作。

　　那么，在这样一个生存多元、信息多元、审美多元的时代，读者为什么仍然阅读呢？有一派是人生经验派，读作品是为了追随经验。他们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学习成长，在《简·爱》中学习恋爱，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学习生存。对这一类读者，文学不过是手段，是通向目的的途径。况且对经验来说，文学并不是“特供”的，去“百度”“360”远比文学来的快捷、全面。这类读者跟文学的关系只能若隐若现。另一派是人生幻想派，读文学是为了获得镜像式的意淫。他们极易将自己移植到作品中去，东施效颦地误读人生，幻想自己是灰姑娘、白雪公主，期待白马王子、霸道总裁的降临。而这类读者近年来常常被文学的图像化——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网络游戏等分流走，他们也并不是文学的忠实爱好者。最后留下来的一派就是接受美学所谓的“真正的读者”了，他们是为阅读而阅读的读者，是能够投入地、欢娱地、悲伤地欣赏文字之美、词藻之丽，用心去和文学作品共振共融的读者。正因为有他们，一代代文学经典才能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读者的阅读期待虽然有分歧，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在接地气方面不谋而合——作家的描写总要受控于当时当势的规约，要真实而不拧巴、不造作地写心灵、写人生、写历史。对于经验派，他在“市长秘书”“驻京办主任”里得到的官场经验还没有《厂长秘书的日记》或《乔厂长上任记》真实，那他就会宁肯放弃今天的小说转向别处；幻想派也要求“写今天”，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在世界上170多个国家流传了几百年，每个地区的版本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动。当年在日本，小说中的水晶鞋就被改掉了，因为其时的日本是不穿鞋的，若硬让灰姑娘穿上鞋，童话在当地的民间基础就会大打折扣。文学的阅读一派是今天的作家最应该对得起也最需挽留的读者。他们为《红楼梦》的青春而感叹，为海子的“麦地”而吟唱，他们以自己的心灵去触碰另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世界，他们在文学中读出的是人类内心深处隐秘的声音，静默、聆听、欣慰，读出了巴金先生所称的“生命的开花”。只是，让他们感念的鲜有当下的创作，他们常常要穿越历史的隧道执手于“百日王朝”时期的马赛或1805年的彼得堡，去接续彼时彼地的地气，而不顾今天的排行榜或畅销书。对此，生活在今天的作家又作何感想呢？

　　可见，不论对作家还是读者来说，文学并没有成为不相关的身外之物。各种各样的阅读工具、传播样态（微信的朋友圈，就有点儿像一个个学习小组）依然滋养着文学的地气，就看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利用并延长其生长期，让生命之花芬芳吐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