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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童年的忠实记录者
来源: | 作者:石 锋  时间: 2019-12-03
  辽宁这片土地盛产儿童文学作家,从建国后到本世纪初,老中青三代作家前呼后应,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赢得了“儿童文学重镇”的美名。近年,又有一批新人加入了辽宁儿童文学创作阵营,王海燕就是其中的一匹“黑马”。
  说是“新人”,却并不年轻。这位辽西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已经用文字之锄苦心耕耘了三十多年,终于在儿童文学这块试验田上获得了意外“惊喜”:2013年,她的短篇小说《大宝》喜获第二届“周庄杯”全国儿童小说大赛三等奖;2014年,《出山》又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这样的“惊喜”当然不是凭借运气,它是对一名写作者的才华与勤奋的肯定与奖励。
  虽然到目前为止,她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但其创作实力与潜力已有目共睹,创作风格亦清晰可见。她的儿童小说以浓郁的乡土气息与鲜活的人物形象,完成了一组真切感人的北方农村少年儿童生活记录。
  一、场景:乡村·劳作·野趣
  生长于乡村的写作者,总是喜欢把家乡那片土地上熟悉的景物与气息,带入自己的作品当中,让笔下的人物也在同样的山川草木间生活、行动。王海燕脚下的阜蒙县这块地方,也有幸拥有了这样的命运。阜蒙县所属的阜新市位于辽宁西北部,与内蒙古相邻,多平原,以种植玉米、高粱为主。这里与大部分北方乡村相似,只不过,在王海燕的小说中,它是从孩子们的眼中呈现自己的面貌的,因此就显得格外鲜活真切,充满了野趣。
  农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干农活,大人忙不过来,孩子们也就早早地成了劳动力,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割猪草、起猪粪、喂鸡鸭、赶集卖菜、挑水浇园,或者洗衣做饭、看护弟弟妹妹……这是他们生活的艰辛之处,却也有淡淡的愉悦和暖意。在小说《大宝》当中,对这些劳动有细致的描写:“除了帮助婶婶烧火做饭外,我的任务是掳一筐野菜喂鸭子,再割一捆草喂猪。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婶婶前夫的大儿子一块玩跳棋,或是到河套里抓泥鳅……”“还没有吃午饭,大宝就含着泪水顶着炎炎的烈日去割草。我也很累,在家里妈妈是舍不得叫我洗衣服的,可看见大宝受气,我从内心可怜他,也拿了一把镰刀出了屋……到了沟南沿,见大宝正攥着手指头呲牙咧嘴呢,还没割上一把,就把手指头割了个大口子,鲜红的血从指缝中流出来,前襟、大腿、镰刀把,都沾上了血迹……我赶紧把衣兜翻过来,用刀割了一块布,反正兜也是经常空着,没什么好装的,给大宝包扎好了,并嘱咐他别让叔叔看见。我就发疯一般割草,一会就割了一大捆。”简洁的语言,写出了乡村孩子干农活的日常情景。这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性格与情感的生成之处。
  当然,在劳动之余,他们也能享受到乡下孩子得天独厚的乐趣,比如骑驴(《红城》),比如“嚼“高粱杆”、吃“黑甜甜“:“我和大宝手里拿着镰刀往南走,一路上我们割杂交高粱杆,或者玉米杆,当甜杆嚼。有的不甜,干巴瓤子,我们也仍然狠劲地嚼着,感觉那丁点的甜丝丝的味道。嘴角拉了口子,血把嚼过的碎渣子染成红色,可全不在乎。最高兴的是看见‘黑甜甜’秧子,每当看见一大棵,我和大宝就赶紧跑过去,蹲下来翻找熟透的黑甜甜。这东西又甜又酸,像葡萄,就是粒小,一嘟噜一嘟噜的。”(《大宝》)
  对起居生活的描摹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对食物的描写:“每当夜晚来临,爸就坐在炕沿上,手里扒着烧得漆黑的土豆,一股香味弥漫了小屋。爸把土豆的表面烧得焦黄的嘎嘎塞进明子的嘴里,真好吃。”(《出山》)“不一会儿,我和叔叔就喝上了苞米面的疙瘩汤,婶婶往里放了四个大土豆,挺面乎的,还放了荤油,香喷喷的。”(《大宝》)简单的食物,在孩子眼中却成了诱人的美味,生活的艰苦与孩子的满足既矛盾又和谐。
  这些乡村生活场景与自然风物的描写,看似闲笔,却一丝一线织就了一幅幅明快亮丽的乡土风俗画。既显露出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也为人物的活动与性格的展示提供了浑融自然的背景环境。王海燕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永远也洗刷不掉的乡土气息。爱上文字几十年的我,永远也离不开我的老房子、柴火垛、毛驴车、山坡地,以及朴实的左邻右舍,他们是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①这些丰富的素材是家乡给她的慷慨馈赠,她以文字的方式回报了这片生她羊她的土地,并把家乡的泥土气息作为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独特印记。
  二、故事:苦·辣·酸·甜
  在王海燕的儿童小说当中,有聪明能干的“大丫头”(《大宝》),有调皮大胆的机灵鬼(《红城》),有天真可爱的倔小子(《出山》),还有朴实憨厚的残疾少年(《大宝》、《哑哥》)。这些性格与命运迥异的乡间少年,演绎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令人品味出苦辣酸甜滋味不同的童年。
  在这些少年儿童形象当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那些或愚钝或残疾的不幸的孩子了,比如大宝和哑哥。他们因智力或身体的缺陷遭人嫌弃,经常挨打受骂,但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淳朴的天性。而这样的孩子似乎注定了的悲剧命运,又让人不由得产生深深的痛惜之情。
  大宝有轻微智障,身体又羸弱,智力和体力都比正常孩子差上一大截,这使得他成了不受待见的“废物”。母亲改嫁与家庭贫困加重了他的厄运,继父打骂他,母亲也不给他好脸色,大宝于是动不动就哭上一场。哑哥也有相似的遭遇,他不仅聋哑,还有些愚钝。即使他承担了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也难讨得爸妈的欢颜,他永远是爸妈的一块心病。”“没人看重他,哑哥成了累赘。”
  大宝和哑哥的境遇,是对落后贫困的乡村中残障儿童生存状态的真实摹写。这些孩子先天的不足是他们遭受歧视的显在原因,然而其根源却在于落后乡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贫困。物质资源与劳动力的匮乏,带来生存的艰难,也导致人们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干枯与贫瘠。他们忽视甚至践踏这些残缺的生命,直至悲剧发生,似乎才恍然意识到,这一个生命与其它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
  苦难,当然不是乡村童年唯一的色彩,王海燕叙写的童年故事是滋味各异的。《大宝》中泼辣能干的“我”仗义地充当了大宝的保护者,给大宝惨淡的日子带来些许亮色;《出山》里的明子热切地向往着到学校上学,可是当他得知自己是爸爸拾荒“扒拉”出来的,而且为了供自己上学,爸爸要白给人家放一年的牛时,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令人难受的滋味使上学的甜蜜也冲淡了……;《红城》里的小姑娘享受着进城的愉悦,也为放飞了卖鸟人的笼中鸟而感到既紧张又快乐……
  与城市孩子由学校到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同,王海燕笔下乡村儿童的童年显得那么丰富多彩,他们的故事又总是跌宕曲折,带给读者的感受也是五味杂陈。因为这些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这片作者生长于斯的熟悉的土地。当众多作家用轻松有趣的校园故事博得孩子们的欢心,或构造神奇玄妙的幻想世界吸引孩子们的眼球时,王海燕却用她的笔记录着发生在身边和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记录着并不如人意的生活现实。这些故事平实、质朴,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没有高大的形象,没有超人和英雄,甚至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情节,但是它们能打动人。原因就在于:它们同现实生活一样,有甜、有酸、有辣,更多的是苦涩的滋味。而这,正是今天的孩子们应该多了解和品尝的一种生活的味道。
  三、情感:粗粝·坚硬·温暖
  情感,就像一篇小说的血液,无声无息地流淌,表面又不易察觉;但没有了它,人物难以鲜活,故事也少了生气。在文字与情节的背后,在人物的行动与语言当中,小说向我们昭示着情感的流动,这流动形成一股潮,冲击着读者的心灵。
  儿童小说展示的情感世界,一般并不复杂,但常常是多向度的,包括儿童与儿童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人与动物或自然之间等等。而由成人与儿童双方建构的亲情,是其中最主要的情感关系。通常在儿童小说当中,都会看到慈爱的父母亲形象,而爱的主题(包括“父爱”与“母爱”)也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②。但是在王海燕的小说里,会看到对亲情的另一种呈现:坚硬、粗粝,有时也不失温暖。
  乡村贫困的生活和艰辛的劳作,让为人父母的农民们无力、无暇也无心疼爱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点缺陷的孩子。大宝随母亲改嫁,本来就是一个“拖油瓶”,还愚傻羸弱,自然遭到嫌弃。继父“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他。在饭桌上,大宝常常只吃了几口饭就被叔叔呵斥下去,躲在外面哭。”即使在亲生母亲身上,也很难看到对大宝的一点温情:“每次大宝挨骂,婶婶从不和叔叔计较,而是骂大宝:‘你咋这么没记性啊?说一百遍了你就是不听啊你!你不改,这个家以后就别待了。’”
  但是当“我”和大宝有一次割草回来,却发现叔叔(大宝的继父)不仅煮好了挂面条,里面还卧了鸡蛋。叔叔看见大宝手指流血了,还赶紧把正痛片压碎,给大宝上好。这难得的温情,让大宝发自内心地欢喜。在叔叔把大宝狠狠揍了之后,大宝的母亲也会禁不住大发脾气,要撵叔叔走。大宝意外死亡后,两个人的悲痛,更是真情流露。可惜大宝有生之年得到的打骂太多,温情太少。
  哑哥的遭遇与大宝类似,因为聋哑愚钝,他从小不受家人待见:“哑哥无论干多少活计,流多少汗水,也难讨得父母的欢颜,他永远是父母心头的一块心病。因为哑哥,我家就显得不那么十全十美。妈妈经常叨咕,说后院的大娘有一次和她打架,骂了这样一句话:你家祖上干了缺德事,不然为啥生个哑巴。这句话比扎我妈妈的心都疼,所以,妈妈稍有不顺就拿哑哥出气: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生了你这个废物。”直到哑哥能为家里挣钱,才得到些好脸色。哑哥出事前,因为是阴雨天气,爸爸提议不让哑哥干活去了,可妈妈执意不让,结果酿了大祸。哑哥死后,妈妈既后悔又心痛:“她的心,碎了,眼神再也没有那些犀利和仇恨。冷不丁地就喊一嗓子:哑巴呢?哑巴咋没回来?把我们吓一跳。然后妈妈就哭,往死里哭,那声音似乎藏着一只利器,划人心脾。”
  即使是残障孩子,也是父母心头的肉。只不过那份疼爱被生活的重负与他人的眼光紧紧地抑制,深深地埋藏了。当那可怜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不是父母的负担和累赘时,他们才终于得到原本就该享受的亲情表达。这样的故事一点也不温馨,它甚至是苦涩悲凉的。可这就是现实,是那些特殊的孩子所面临的共同命运。爱,在现实的重压下,有时也是不甜美的。
  四、语言:质朴·活泼·直率
  王海燕小说的风格其实最鲜明地体现在语言上,这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是一种性格,一种审美取向。她的小说语言,不论叙述话语还是人物内心与外部言语,都带着一股天真、爽利、幽默的味道,具有浓浓的地域特色。例如《红城》的开头:“小毛驴嘚哒嘚哒地跑,我坐在毛驴的背上,我比爸高,树比我高。毛驴很瘦,我坐在上面一点不硌屁股。因为毛驴驮个长长的黑皮口袋,口袋里装满谷糠,放在毛驴背上。爸用手在口袋中间拍个坑,我拽着驴缰绳,坐在坑里,软软的。随着毛驴四蹄的迈动,我也跟着有节奏地颠伏着,舒服着呢。”用简练而形象的字句,写出骑驴进城的小女孩喜悦的心情。
  再如:“不一会儿,我和叔叔就喝上了苞米面的疙瘩汤,婶婶往里放了四个大土豆,挺面乎的,还放了荤油。香喷喷的,我想不吃白不吃,干脆别虚浮,吃个痛快是根本。这也是临行前妈妈偷偷在我耳边嘱咐的话。我头也不抬吱流吱流地喝着,专挑土豆吃。”“天晴了,空气格外清新,东边有半截彩虹。雨后的蜻蜓出奇的多,满院子横飞。”(《大宝》)
  这是道道地地的家乡语言,大白话。几乎不用修辞,也不见修饰,清楚明白,又细致入微。这是一种最本真的表达方式,透露出主人公单纯爽朗的性格和一颗火热而透明的心。这种方式也是最适合儿童的,简洁明快,字字落到实处。小说描述的是乡间的人事景物,采用的是这里原生的语句,浑然一体。辽西方言时时夹杂其中,令人既感到亲切又觉得新鲜。
  除了朴实与爽快,王海燕的语言,还总带着一股幽默诙谐的劲儿,把贫瘠苦涩的日子写得妙趣横生、流光溢彩。比如:“自从昨天晚上决定,爸带我去红城卖谷糠,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眼巴巴地熬到天亮。妈早早地起来,煮了小米干饭,切点葱花,拌上酱油。葱花拌饭真好吃!如果有荤油,趁着饭热用筷子夹点,化开,我能吃三大碗。但是我今天没有吃那么多,我知道,红城里有麻花,还有糖三角。肚子里留着空儿呢。”(《红城》)这是一个写作者为自己找到的一种风格,也是乐观豁达的性格在文字上的表现。
  王海燕在获得冰心奖后的感言中说:“我的童年是苦涩的灰暗的,特殊年代,特殊家庭,正是如此,我写童年苦难才这么得心应手。少年的创伤与悲哀,早已在我的文学之路上打下伏笔,我不能跳出我的经历而写得山花烂漫;但我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有一双善于发现善良与美好的大眼珠子,望着高山和蓝天,内心总是被豁达浪漫宽广填满。童年我去抓蚂蚱的山岗,抓鱼儿的小河,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永远是我梦中的最美风景。苦中求乐不仅是我的人生状态,更是我人生的境界。”③言为心声,她小说中的语言就是她的性格与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也由此形成了作品人物、环境、语言在风格上的和谐统一。  
  王海燕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时间虽短,但在以往多年的创作积累中,她已经逐渐磨练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素质,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实,在初露头角的《大宝》之前,她已经多次尝试过以儿童视角切入的小说创作,如《今夜我去卧底》、《留住妈妈的半桶泔水》、《渴望》、《三叔在月亮上跳舞》等。而且她始终关注着身边的少年儿童,特别是那些生活不幸的孩子们,并用自己的笔呈现与抚慰他们的心灵。因此,《大宝》等儿童小说的成功与王海燕向儿童文学的转型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虽然她的儿童小说在技巧和文辞上还略显粗糙,有待打磨,但相信这位儿童文学之路上的新人,一定能取得更令人瞩目的创作成果!
  参考文献:
  ①肖泽伟、郭宝平:《一手握锄,一手提笔——阜新村妇王海燕摘得“冰心奖”》,载《辽宁日报》2015年4月15日。
  ②参见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③王海燕《我的红城在远方——获奖感言》,载《阜新文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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