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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7期《福建文学》
 

苏三的面纱

 
冯 伟
  在米镇的东南方向有一个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这个院落解放前叫“祥和大院儿”,解放后叫“红卫街五组”,可没有几个人这么叫的,仍然叫它祥和大院儿。
  祥和大院儿是解放前的一个大地主郑祥和留下的。听说这个地主有些像南方大地主刘文彩那么有钱、霸道。老婆就好几房,全家几十口人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可谓家称人值,远近闻名。后来解放了,让共产党给分了房子分了地,大地主郑祥和因罪大恶极让人民政府给毙了,那些老婆孩子也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只留下这么个院子。
  祥和大院儿一共住十三户人家,都是普通市民,我家就是其中一户。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我们家属于铁路家属,其他的人家都属于地方居民。那时的生活过得拮据,家家基本都一个样子,没有攀比,日子过得也就稳稳当当、平平淡淡。
  在正对我家院门有一户姓苏的人家,后搬进来的,不属于祥和大院的老户,可也有近二十年了。人们管这女的叫苏三。苏三没有丈夫,领着两个男孩儿。大的比我大一岁,叫大崽,小的比我小一岁叫二崽。大崽和二崽长得不像中国人,大脑袋,大鼻子,大嘴,深眼窝,蓝眼睛,面皮粉白,人高马大的,还生着一头带卷儿的黄毛儿,院子里的孩子都叫他们外国人,至于像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也搞不清。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外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样子,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苏联人、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人长得都差不多,分不出哪个国家的,只要不像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在祥和大院儿,有人管苏三叫苏大姐,也有叫苏阿姨,还有叫苏小妹的。其实,真正这么叫的人也没几个,无论大人孩子在背地里都叫她苏三。无非是在大街上遇见了,实在躲不过去了才叫她一声苏大姐、苏阿姨什么的。祥和大院儿的人们表面上很尊重她,可在背地里尽说人家的坏话。
  那会儿,院子里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只有苏三家是两个,整个院子里的孩子都出来也要有三四十人。每到放假的时候,祥和大院儿就闹得不得了,乱乱哄哄的,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男孩子一伙,女孩子一群,打弹子,扇啪叽(叠成三角的烟盒),跳皮筋儿,丢手绢儿,吵翻了天。只有苏三家的孩子和我们玩的不一样,他们打的是竹板儿,吹的是“气球”。竹板儿就是那种表演曲艺说快板书用的竹板子,打起来噼里啪啦的,很脆,也很有节拍,边打嘴里还要嘟囔一些顺口溜儿:               
  我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他们师徒四人爬山涉水赶路程,
  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猪八戒沙僧紧跟行……
  听起来挺有意思,但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可气球对我们来讲就很新鲜了,我们从没见过大崽他们玩的那种气球,白白的,大大的,有些透明,用手一碰就飘起来了。
  苏三的两个儿子,大崽的学名叫苏铁,二崽的学名叫苏黎。大崽和二崽哥俩很随和,也很和睦,从不像我们这些人家的孩子吵吵闹闹,哭哭叫叫,动不动就打到一块儿去了。大崽和二崽出出进进总是一对一双的,而且很干净,不像我们一天造得像泥猴儿。
  祥和大院儿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院中任何一家乱走乱窜,甚至睡觉吃饭,唯有苏三家不能去,自然她家的孩子也绝不可以到别人的家里来。当时我才十几岁,还说不清是为什么,如果说一家两家让苏三给得罪了,那么全院十二家不可能都得罪,想必是有一定问题了。可我总是有逆反心理,你大人越不让我去,我偏是要去,就像不让碰的东西,我偏要碰一碰一样。渐渐地对苏三家既有一种疏远,又有一种神秘感。我敢说所有在院子里玩儿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想到苏三家去看看的。包括大人,特别是那些大男人更是有一种向往。
  苏三白天很少出来,即便出来头上也要包着纱巾,很难看清她的真正面目。有人说是为了防太阳晒,才把头包起来的,可一年四季她都怕晒吗?人们就难以理解了,也就惹得院子里一些人的猜疑。特别是那些女人,更是满嘴的不是,臭美,脸还蒙上了,有能耐一辈子不出门儿。苏三白天出来的不是很多,晚上天黑了却经常出来。
  苏三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她的穿戴。苏三一年四季总是穿旗袍,夏天穿夏天的旗袍,冬天穿冬天的旗袍,无论从颜色到款式都不拘一格,很扎眼。那个年代,在米镇没有女人敢穿旗袍,我的母亲和其他院子里的女人都是穿着那种要胸没胸,要腚没腚,要条儿没条儿,水汤汤的,蓝、白、黄、黑四种颜色大众化的衣服和裤子。苏三的穿戴同样引起了院子里好多女人的蜚语:有病,不正常,封资修,花儿姐,都什么年代了还穿那种东西。我的母亲虽不说什么,表面上也是和其她的人差不多,那目光就是别扭,就是排斥,就像钻头拧着一股劲儿,锋利利的往上戳。
  在我十一岁那年春日的一个下午,星期三,学校放假。我们每星期三的下午都放假,这一天是老师备课或政治学习。我中午吃完饭,草草地写了作业,到外面来玩儿。
  正是春日,阳光明媚的季节,那种明媚能让你领略到一种生机、一种蓬勃、一种生活就是美好。院子里没人,阳光暖洋洋地照下来,晒到脸上有些像把脸贴到母亲的怀里,舒服服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年久了,一半枯死,一半还活着,死去的部分早没了绿叶,活着的一半依旧是那么蓬蓬勃勃。春天的树冠还不是那么丰腴,嫩绿的颜色,看上去那么柔弱,一副经不起风霜的样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长在古老的枝干上显得不那么协调,有些像年迈的老人长了新的头发,妖里妖气的,不正经。我走过去,正想爬到树上玩儿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打竹板儿的声音。我寻声望去,是苏三家的大崽站在他家小院儿的门前。大崽见我瞅他,便向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过去。我看了看四下没人,就跑了过去,随他进了院子,关上门。大崽把我领进了他家。
  祥和大院儿每家屋子间量的大小基本都是一致的,大也大不了多少,小也小不了哪儿去,大崽家的格局和我家的完全一样。进门是厨房,往右拐再进一个门就是卧室,没有卫生间。那会儿,整个祥和大院儿几十口人只有一个茅房(厕所),公用的,在院子里老槐树的后面。茅房只有两个坑位,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到了早上,你就能常常见到一些人在茅房的门前徘徊,他们或是抽烟,或是在原地打转,等里面的人出来。那时的人老实,在外面憋着的也毫无怨言。
  可以说,苏三家绝对没有我们家富裕,但很干净。那种干净法儿让院子里的那些不干净的人意想不到。苏三家不是简单的窗明几净,而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洁净。无论是灶台上,灶台下,炕面上,地面上都是一尘不染;包括锅碗瓢盆儿都是锃明瓦亮。让那些日子过得邋遢的人看了望尘莫及。苏三家除了干净,整个房间的摆设还透着艺术的味道。那是一种不张扬,透着淡淡的雅致的味道。进了屋,迎面的地上放着个大躺箱,箱子已经很是老旧了,原本红红的漆面明显斑驳,可也是亮亮的,仿佛有一种渗出来的釉色。就像一件很古旧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的盘磨,透的那种光亮,看上去让人心里明快。箱子的上面摆放着一尊白色的一般家庭都有的瓷制毛主席半身像,像的左右两侧是两只古色古香的陶瓷花瓶。花瓶上,一只插着鸡毛掸子,一只插着两把唱戏用的扇子;躺箱的左侧,也就是屋子的东侧放着一架缝纫机,用一块白地儿兰花的小花布蒙着的,上面是一台留声机(那时这个东西很少见,我也是后来才认识);缝纫机的对面是一铺炕,勉勉强强能容下五六个人。炕席已经很旧了,有些发黄,看样子已经有几年没换了,破损的地方糊着一块块小花儿布,为整铺炕做了点缀,就像一束束小黄花绽放在那里。明亮的玻璃窗上还粘了一些剪纸,红色的,有鸳鸯戏水,有喜鹊登梅,还有个大红的“福”字,太阳一照,看上去明晃晃的耀眼,喜庆得很。而整个屋子最显眼的还要属门对过南侧躺箱上的那面墙,墙上有两排像框,里面镶着照片,那照片全是女人的剧照,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么诱人,那么美。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照片和这么美的女人,就问大崽,这女的是谁?
  大崽回答说,这都看不出来,我妈呗,是我妈的剧照。
  你妈?你妈是唱戏的?我吃惊地瞅着大崽,又瞅了瞅剧照上的人。
  大崽说,就是我妈,我妈从前唱过戏。
  我把眼睛凑到照片上去看。照片是黑白的,大多由于年久了有些发黄,只是保存得十分完好。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那剧照的内容很丰富,有《秦香莲》、《拾玉镯》、《玉堂春》等等。
  我很是恋恋不舍地将目光从照片里拔出来,又把目光搁到了大崽的脸上。这张脸和照片里的脸有明显的区别,心想,大崽怎么就像个外国人呢?
  你妈呢?我问。
  去街上买菜了。大崽又说,咱们玩儿打竹板儿好不好?
  我说,我不会打竹板儿。
  大崽说,我教你,好学。
  我们就拿起了竹板儿打起来。竹板儿分大板儿和小板儿,小板儿也叫碎嘴子,是配合大板儿的,大板儿打一下,碎嘴子也要响一下或几下,配合得很有节奏。我见过别人的竹板是用细绳连着的,大崽的竹板却不同,他的板子用红绸带连着,板子一打,那块红绸就跟着上下翻飞,很耐看。
  大崽先打,一下一下的,能打出点儿来,噼噼啪,啪噼噼,噼噼啪啪,噼噼啪,有板有眼,有起有浮,再加上他说的快板儿词,就有一种艺术的味道了。
  我问,你是跟谁学的?
  大崽说,还有谁?我妈呗。那样子满自豪。
  我说,你妈会打竹板儿?
  大崽说,不仅会打竹板儿,还会拉京胡,还会唱戏,什么戏都会唱。咱家还有戏装呢,哪天我拿给你看,可好看了。
  正说着,大门响了。我透过窗子望去,大崽的妈苏三回来了,她的头脸上仍旧是包着白纱巾。我赶忙对大崽说,我得回家了。
  苏三见我跑了,就说,玩一会儿呗。
  我没回头,也没说话,一口气跑到了家。妈正在厨房洗衣服,见我惊慌地跑回来,说,跑啥?让鬼追了!
  
二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的父亲。记得在我记事以后就知道父亲爱听那种古装京戏,那会儿在米镇演得最多的是现代京剧样板戏,没有古装京戏,可爸是怎么爱好上的古装京戏我也说不清,只知道他喜欢这样一段唱: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心好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的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把命断,
  待来世变犬马当报还。
  可当时不准许唱这些,它们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属于封资修的东西。街面上唱的都是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什么的。苏三每天都要唱样板戏,大多唱的是《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段:《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
  风声紧,
  雨意浓,
  天低云暗,
  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
  爸很是喜欢听苏三的这段唱。苏三唱戏的时间大多是在晚上我们家吃完饭以后,爸这个时候总是要坐在一把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根烟,听从窗外传来的唱,或头或脚,随着板眼摇晃,那个得意,那个满足,简直就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一大幸福。这时,妈的脸色是最难看的,吃瓜打皮地说,天天听也不烦,将来给你请个戏班子来,让你听。我就不信没有她唱得好。又说,你这辈子托生错了,应该托生个戏子,说不定能弄个角儿什么的。爸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一般很少发脾气,也很少跟妈顶嘴,那感觉就是没有我母亲的存在。苏三的唱腔是圆润的,有起伏的,抑扬顿挫的。那唱腔从她的家里传出来,绕过老槐树,伴着火红的夕阳,不紧不慢地飘到了我的家里,给爸带来了无限的享受……
  
  要说在少年时期我做的最羞耻的一件事就是那一次吹气球。
  一个夏日的上午,在上完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走出教室玩儿。平时在学校,女同学玩儿跳绳、丢手绢、跳皮筋,男同学玩儿弹玻璃球儿、扇啪叽。那天下课我们男同学没有玩儿这些,出乎预料的是大崽拿出了一些气球给我们吹着玩。十几个男同学争先恐后地抢着,将气球吹鼓,再一个个抛到天上去,整个校园里就有无数个气球在空中飘着。那些玩别的东西的同学也觉着新鲜,停下来,指着空中飘着的气球喊,气球!气球!还是白色的呢。其实我们谁都见过气球,可都是一些红的黄的还有蓝的绿的,白气球还真就没见过。渐渐地大多男同学都感兴趣了,开始在校园追逐,抢着,奔跑着。一时间闹得校园乱哄哄的,直到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们才拿着放了气的气球走进教室。开始没有什么反应,真正有反应的是那天的晚上和第二天的上午。
  由于是夏天,白天很长,一家家都吃完了晚饭,太阳还没有下落的意思。这个时候也正是一家家吃完饭闲聊的时间。人们撂下碗筷,抹了把嘴儿,来到外面,坐在老槐树下,伴着渐渐下落的夕阳,扯南唠北,谈东论西,既温馨又惬意。这种场合是缺不了我们小孩子的,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最开心,不需要写作业,更不用在教室里看老师的脸色,就是一个玩儿。全院一共十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儿在院子里转着,玩耍着。我猛然想起了什么,从衣袋里摸出在学校玩过的气球,嘴对嘴儿地吹起来。那气球开始是瘪的,用嘴一吹就渐渐地膨胀了,直吹得我脸红脖子粗,气球才被吹鼓,薄薄的圆圆的大大的,比我们的脑袋还大。这一吹把其他几个孩子也唤醒了,也都纷纷掏出衣袋里的气球开始吹,吹大了,系紧嘴儿,然后向天上一抛,整个院子就像升起了无数个圆白的“月亮”,在我们的头顶上飘动着。
  我们玩儿着,开始大人没在意,可看着看着就出了问题。第一个看出问题的是我的母亲,她坐在树下,人群中,手里做着针线活儿,当她的目光触到飘动着的气球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定睛细看,眼睛一下子大了。特别是看到我也在玩得乐此不疲的时候,她的脸“腾”地红了,有点像正在燃烧的夕阳。母亲立刻收拾了手中的活儿,几步蹿到我的眼前,一下子扯住我的耳朵,狠命地往家拽。我的兴奋一下子变成了恐惧,嘴上边喊着气球,身子边随着母亲的牵扯往家走。来到家里,母亲一下子将我推到了炕上,又慌忙地反插上房门,脸色紫青着问我,在哪儿弄的那东西?
  我有些懵了,问,啥东西?
  妈说,你玩的那东西。
  我想了想说,那是气球。
  妈上去扇了我一个耳光,说,啥气球?谁给的?
  我捂着被打疼的脸,说,就是气球嘛,大崽给我的,好多同学都有。
  妈说,都有怎么了?都有咱也不能有!
  我委屈道,玩气球怎么了?
  妈又打了我一个耳光,说,那个东西就是不能玩儿,再玩儿看我不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死觉!
  这一夜,我没有睡好,脑子里只想两件事,一个是气球,再就是妈打我的那两记耳光。大概是下半夜,我朦胧胧地睡了,还做了个梦,梦中有无数个气球在天上飞,像无数个太阳照耀着我,紧接着就是妈的无数双手把那无数个太阳抓碎了,然后就伸出那双大手向我打来,我被惊醒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基本上忘记了昨天的事,也忘记了夜里的梦,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我虽跟大崽和二崽是一个班,但从不一起上学,我每天都跟一个叫“大白话”的同学一起走。大白话叫王福才,是个学习很差的男生,别看学习不怎么样,就是喜欢窥探别人的事儿,无论是谁家,大事小情他都知道,什么哪家的两口子为了多吃半碗饭又打仗了,哪家又来了客人在家里又住了几天,临走的时候又拿走了什么东西,包括一些晚上大人们的事儿他都清楚,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开始我很奇怪,他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些东西呢,后来才明白都是听他妈说的。大白话的妈是个快腿婆,哪有事儿哪到,是个“万人烦”的人物。可她自己感觉很好,觉着天下的事儿没有她不晓得的,总是喜欢人前显胜,看看我,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祥和大院儿没我不行。渐渐地也就成了“万事通”,人们没事的时候拿她取笑,说“万事通”有什么好事儿,给咱讲讲呗。于是,她就给你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越讲越疯,越讲越悬,越讲声音越大。
  上学的路上大白话对我说,你知道咱昨天吹的是啥吗,不是气球。
  我问,那是啥?
  大白话神秘地说,避孕套。
  我问,啥是避孕套?
  大白话说,避孕套都不懂,回家问你妈去。
  就这样我带着疑问来到了学校。刚进校门,铃声就响了。
  按课程安排,那一天第一节课应该上算术,可进来的却是教政治的班主任锡老师。这是个从来不会笑的人,即便笑了也是无比的难看。她的那张脸白得没有血色,像一块冰冷冷的,那笑容一旦绽开,就像冰上出现了的裂痕,没有灿烂,只有冰裂的炸响。
  只见锡老师站在门前,一脸的怒相。由于是夏天,每班上课的时候门窗都是敞着的,这样班和班上课的朗读声就能从教室的门窗传出去,或传进来,一荡一荡的,像唱歌。于是,那些老师们讲课就有了激情,相互比着,声音越来越大。特别是学生的朗读声更是悦耳。
  锡老师很胖,只要往讲台上一站,黑板的三分之一就没了。她十分严肃地往台下瞅了瞅,没有说上课,突然说,苏铁,你站起来!那声音是严厉的,而且说话的时候有几粒唾沫星子闪着光,暗器一样从口腔里喷出来,至于喷到什么位置就说不清了,或者是喷到了讲桌上,或者是喷到了地上,或者是喷到了坐在前一排学生的脸上。我们底下的同学当时就是一愣,这是怎么了?还没上课呢,干么把大崽叫起来?
  苏铁站了起来,很是奇怪地瞅着班主任老师,像是在问,我怎么了?这时再看锡老师的脸就有些变形,本来那一脸肉是横着长的,那会儿看上去就有些发抖,发颤,像煮熟的鸡,肉烂透了要掉下来一般。
  锡老师瞅了眼苏铁,几步来到他的面前,声严厉色地说,把你衣袋里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听了这话,我们同学有些糊涂,老师让大崽掏衣袋干什么?就都去瞅大崽。只见大崽晃着大脑袋很是无所谓又很是不情愿地掏着自己的衣袋,一共掏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竹板儿,一样是“气球”。那气球没有吹鼓,瘪恰恰地瘫在书桌上,很难看,像一口痰吐在那里。这时同学们都站了起来,锡老师厉声道,都站起来干什么?坐下!又用粉笔指点着书桌上的“气球”问,这是什么?在哪儿弄的?大崽瞅了眼老师,又瞅了眼“气球”,不说话。这时老师的脸和桌上的“气球”是一个颜色。我在想,恐怕大崽不知道那气球真的是什么。
  锡老师又加重语气问,我问你,这是什么?在哪儿弄的?
  大崽瞅了眼老师,说,气球,妈给的。
  听了大崽的回答,锡老师的脸无奈地向上仰了那么一下,突然说,恶心!恶心!你给我出去,滚出去!太不像话了,污泥浊水!
  就这样,大崽被撵出了教室,然后书包又被老师给扔出门外。扔书包的瞬间,我发现老师很是恶心地打了个冷战,随后抖着腔说,以后你不用上学了!
  我敢说,在我念小学的五年中,第一个学的真正不是课本里的成语只有这句“污泥浊水”。尽管我当时没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完全可以认定这句话绝不是什么褒义词,当我后来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又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把大崽的这种行为视为污泥浊水。
  大崽就是为了一个“气球”被学校开除的。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得多了,才明白那“气球”的用途。事实上在大白话跟我说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了母亲,啥是避孕套?结果是遭到了母亲的一通臭骂。
  
  我第二次去大崽家是在大崽被开除的第二年的阴历四月份。
  米镇每年的阴历四月十八是庙会,在方圆几十里是颇有影响的,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拜庙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把整个山庙堵个风雨不透。这儿的庙叫迷镇山娘娘庙,里面供着云霄、琼霄、碧霄三位娘娘,说是保儿孙平安的三位神仙。庙设在离米镇较远的一座叫迷镇山的山上。那会儿交通不便,到庙里上香要徒步,去一次来回要一天的时间。
  说了也怪,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这一天都是阴雨绵绵的,即便不下雨,也是个大阴天,像菩萨真的显了灵。于是,就有人说这是三霄娘娘同情天下人流的眼泪,也可以说是她们的悲伤。越是这样人们越信,而且信得虔诚。无论家里什么条件,到日子都要去拜一拜,送上一些香火。这一天去上香的人每家起来得都很早,而且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得动身,说是那个时间三位娘娘的眼睛好使,能看见人间的一切,祈祷是很灵验的。我的父母同大院儿的其他人家一样,早早地动身上山了。
  对我们孩子来讲这一天自然是快乐的,有些无拘无束,因为这一天有三霄娘娘的庇佑,大人们不可能指责我们。
  大崽被学校开除以后,虽说不上学了,可我们还是总见面,至少每天能见一两次。开始我们为大崽被开除感到惋惜,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了。大崽被开除,大崽的母亲苏三也没上学校去找,就让儿子这么在家待着,由她教儿子的文化课,再说还有二崽在学校学习,学完了再教哥哥也未尝不可。
  大崽胖了,比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胖了很多,乍眼看去已经不是学生的模样了,由于他长得高大壮实,才十几岁就像个大小伙子。
  大人们都上山去了,孩子们吃完早饭像脱缰的野马都跑到了院子里玩耍,女孩子跳皮筋儿,男孩子弹玻璃球,扇啪叽。大崽和二崽也出来了,站在门前看我们玩儿。正在我玩得兴奋的时候,二崽跑过来对我说,廷国哥,大崽找你。我回头看了眼大崽,说声不玩儿了,就跑到了苏三家里。
  苏三的家依旧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多了两个高低不等的单杠。开始我不明白是干什么用,还以为是晒衣服的,后来是大崽告诉我是他练功压腿用的。大崽说他在家里除了学习,他母亲苏三还教他唱戏、练功。我看着他,感到很奇怪地问,你还会唱戏?
  大崽说,会,妈教的,还是古装戏呢。说着,就唱了起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今何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时我不明白他唱的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唱的是《人面桃花》。大崽唱得拿腔拿调,绘声绘色,很像那么回事儿。当时我很感兴趣,就说,你也教教我吧,我也想学。
  大崽说,没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但我不能教你古装戏,属于帝王将相,封资修,只能教你唱样板戏。后来我跟他学了《沙家浜》中郭建光唱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那一天大崽不仅给我唱了戏,还给我练了功,下腰、开叉、翻跟头,看得我眼花缭乱,佩服得不行。折腾了一阵,大崽又领我进了他家的屋,挡上窗帘儿,打开灯,从柜子里拿出戏装给我看。我看着戏装很是稀奇。那戏装是反叠着的,而且有一种酒的味道。我问大崽怎么有酒味儿?大崽说,妈说戏装不能洗,用完了只能用白酒喷,然后反叠着放起来。大崽说着就把衣服穿到了自己的身上给我看。那是一件唱京剧旦角儿的戏装,长长的,肥肥的,红红的,很漂亮。我敢说,在那个年代那是我看到的最好看的衣服了。从那以后我对颜色就有了反应,一见到鲜艳的衣服就冲动,甚至心慌得不行。
  由于戏装的肥大,大崽穿在身上很是可笑,也很是发傻,水汤汤的,当他舞动起来的时候,又是那般的好看。我有些羡慕地问,你学这干么?
  大崽说,妈说,将来让我唱戏。
  我说,唱戏?那就是戏子。
  大崽说,戏子有什么不好,妈说以前唱戏可好了,哪儿都能去,还能吃好的穿好的。
  于是,我也把戏装穿在了身上。我的个子矮,且瘦,戏装套上去挑不起来,像一只瘦猴,穿着件大大的花衣服在耍怪,怎么看怎么滑稽。
  玩儿累了,我们就坐在他家的炕上,大崽放留声机给我听。那是我第一次享受这种“外来货”,越听越喜欢,越听越爱听,心想,我爸要是有一台就好了。留声机里放出的不是歌曲,也不是样板戏,是古装京剧,我听不懂,虽说不明白,就是爱听,我渐渐地有一种爸听戏的那种感觉。
  
  我家又丢鸡蛋了,这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在我家始终没有破的一个悬案。可以说从我记事起到十五岁我家丢过无数次鸡蛋,而每次案件的发生都要殃及到我们四个孩子。
  在米镇,过了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那一年的端午节我们过得很憋屈,除了吃几个粽子外,一个鸡蛋都没有吃到。
  端午节是在阴历的五月份,在我们那儿正是夏初刚过不久,天儿不凉不热,山上的树该绿的绿了,地里的花儿该开的也开了,可谓山河秀美,景色宜人。
  以往的这一天天刚亮,在我们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妈就要给我们四个孩子的脚脖和手腕上栓“五彩线儿”,传说是辟邪,防虫咬,是真是假我们也说不清。反正到这一天的清早,妈就把“五彩线儿”给栓上了。红黄蓝白黑,每个孩子的四肢上都要缠那么一圈儿。等妈做完饭,再把我们喊起来,洗漱干净,准备吃饭。这一天吃饭和往日不同,先是围着饭桌坐下,妈给我们每个孩子分上三五个鸡蛋,然后说,今天是端午节,吃鸡蛋吃粽子,吃鸡蛋滚运,吃粽子是沾鲶鱼的嘴,不能让江里的鱼吃了屈原的肉。说完了,我们才能正式开饭,吃粽子和鸡蛋。
  我敢说,我母亲绝不知道屈原是什么人,我也敢说母亲的这番话一定是从母亲的母亲那里学来的,每年说一次,一句不多,一句不少,绝对传承,没有杜撰。
  可这一年我们没有那么开心,不仅仅没有分到鸡蛋,连“五彩线儿”都没有栓,更没有听到母亲的那番话。
  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就把粽子包好了,包好了也不能吃,一定要等到第二天的正日子吃。就像一个仪式,非得到时辰不可。那粽子的清香味儿要在我们的家里香一夜。这一夜,我们兄妹四个都睡不好,盼着第二天早上栓“五彩线”,分鸡蛋,吃粽子。我们讲了很多过端午节时的乐子,什么谁吃粽子把牙粘掉了,又有谁把不舍得吃的鸡蛋放臭了等等。说了也怪,往日时间过得像流水,可那一天晚上的时间就像被粽子粘住了,凝固了,停止不前了。好算挨了一夜,本想第二天早上早早地起来,可就是醒不了。什么时候妈喊了,什么时候才能醒来。这一天母亲起得也比平时早,扫地抹灰收拾屋子,然后是做饭。这时爸也起来了,虽说爸起来什么活儿都不干,像干部似的屋里屋外地转,可只有这样妈干起活来才有精神头儿。在我家女人就是为男人活着,妈就是为爸活着的。
  我们懒在炕上不愿起来,能听到妈做饭的声音,还能闻见粽子的味道。每当闻到这个味道,就像我们过年闻到了鱼肉的香,我们的心情就无比的亢奋。这一刻,我们家也是极其温馨,觉着妈就是好,家就是好,没有什么比母亲更亲的了。可后来我们念书了,老师教育我们说毛主席最亲,我才把母亲的亲放到了第二位,把毛主席放到了第一位。也是打那儿以后我就中了病,谁要说母亲最亲,我立刻反驳道,毛主席才最亲呢!
  我们在炕上躺着,听着母亲干活的声音,闻着粽子的清香,可闻着闻着就闻到了哭声。我们兄妹四个就吃惊地坐了起来,相互望着,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心里说,妈哭了?
  我们只是听着,谁都没敢动。妈的哭声是委屈的,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这时,爸走了进来。我问,妈怎么了?爸没理我,拿起自己的烟走了出去。
  爸是铁路工人,在祥和大院儿只有爸一个铁路工人。铁路工人属于国家工人,就像干部,吃皇粮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不一样。赚的钱也比在地方工作的多。从表面上看在铁路工作的人就是要比在地方工作的人的地位要高一些,牛气一些,受人尊重一些。所以,爸在整个祥和大院儿就是要比别人家的男人被人高看一眼。爸的出出进进和别人家孩子的父亲就是有所不同,虽不是什么干部,就像是干部。妈也总是喜欢把爸打扮成干部的样子,给爸穿中山装,穿皮鞋,让爸梳背头。时间长了,院里院外认识爸的人都管爸叫干部,干部上班了,干部下班了,干部吃完了等等。那个亲切,根本就没有捧的感觉,仿佛就是干部了。好在爸配合得也极其自然,听了问话,用目光跟人打了招呼,然后昂着头,挺着胸,背着手,迈着方步,连笑都不笑,就走了过去。既理所当然,又傲慢无穷。其实爸在铁路干的活很一般,是搬道岔的,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干的活儿。
  爸刚拿烟出去,妈就走了进来。我们看着妈,她红肿着眼睛,目光湿润润地站在我们面前,问,你们谁偷吃鸡蛋了?
  其实这并不是个新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家已经无数次丢鸡蛋了,妈也无数次问过我们。
  母亲一共养了六只鸡,去年被黄鼠狼掐死了一只,还剩五只,五只大芦花鸡个个下蛋,可以说母亲把这五只鸡视为珍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五只鸡下的都是红皮蛋,那时市场上卖红皮蛋的少,红皮儿鸡蛋贵,一般人家舍不得买,自然我们家的鸡蛋就比别人家的精贵。
  我们四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偷鸡蛋。
  显然我们的回答母亲是不满意的,说,你们没偷难道是我偷了吗?明明是二十个鸡蛋,我数了好几遍,过节了,准备每人给你们分几个,怎么就丢了十个呢?说着又流下泪来。这时,爸在外面干咳了一声,妈擦了眼泪,又说,偷了也没关系,说一声就行,以后就不要再偷了。你们说剩下这几个鸡蛋还怎么分?
  我们咽了咽唾沫,很是恨那个偷鸡蛋的人。我又瞅了眼小弟小妹,说,妈,我们真的没偷。
  妈听了,又一下子把脸放下,大着嗓门儿说,出鬼了!出鬼了!家鬼闹家神儿了!随手抓起炕上的条帚,不分青红地向我们打来。我们吓得大叫着直往炕里躲。这时,爸在外面又咳了一声,妈就不再打我们了,流着泪走了出去。
  我说过,爸是很少言笑的人,即便说话音量也很少放大,越是这样越是有一种威慑力,在家里我们和妈都怕他。母亲虽说对我们也严厉,我们却不是那么惧怕,全家人对爸就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哭过那么几次,可唯有这一次我的记忆最深刻。母亲来到厨房,蹲在厨房的灶台旁,依旧捂着脸“咿咿”地哭。那种委屈,透着伤感,无法言表。
  这一年的端午,我们只是吃了几个粽子。事实上吃不上鸡蛋没什么,节日眨眼就过去了,可丢鸡蛋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吃完早饭,我们正常上学。这一天,同学们都格外的高兴。他们把在家里没舍得吃的鸡蛋拿到学校,见到同学就开始显摆,看谁家的鸡蛋大,看谁家的鸡蛋皮儿红。他们看着,玩儿着,对比着,鸡蛋和鸡蛋相互顶着,看谁家的鸡蛋硬。全班那么多的同学只有一个拿红皮儿鸡蛋的,就是苏三的二儿子苏黎。
  同学们很羡慕二崽有两个红皮儿鸡蛋,大伙都围着他转。二崽自然是兴奋的,边显摆边说,我们家还有,十来个呢。
  二崽也拿鸡蛋让我看了,说你看我这鸡蛋多大,红皮儿的。不知怎么一看那鸡蛋,我就想起了我家丢的鸡蛋,也是红皮儿的。仿佛那鸡蛋是从我家鸡的屁眼儿里下出来的。
  
  我说过,父亲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爱看戏,什么戏都看,只要有戏来米镇演出,不管花多少钱都要看。内行人管爸叫“票友”,外行人管爸叫“戏皮子”。
  米镇又来唱戏的了,这样的好机会爸从不错过。晚上,爸早早地吃了饭,又重新洗了脸,将头一丝不乱地梳了梳,脱掉工作服,换上中山装。爸刚要走,妈突然说,把廷国也带上吧,我嫌他在家闹腾。
  事实上,我那时近十三岁了,根本就不可能闹人,可妈说了,我虽然不怎么满意,为了看戏还是忍了。我抠着嘴瞅着爸,爸看了眼妈,妈谁都没看,在那低眉顺眼地忙着干活儿,最后只听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我大吓一声,走啊?!我吓了一跳,当时抠嘴的手就不抠了。我敢说,那是我一生中听爸说话声音最大的一次。妈吓得一哆嗦,厨房的水缸也被震得发出“嗡嗡”的响声。
  我知道妈反对爸看戏,可又没办法。当时我们做孩子的不理解,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让他去。后来我大了,才明白那是妈的一种无奈。
  米镇只有一家戏园子(影剧院),不是很大,在腰街,是解放前日本人留下的,在当时有这样的环境就算很不错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前来看戏的人很多,可以说座无虚席。那时候的娱乐实在贫乏,即便大街上有人吵架也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惹得无数人观看。我跟着爸来到戏园子,爸先是买了票,然后领我进去。那是我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场合,就像我后来进了人民大会堂的那种感觉,眼神不够使,心跳过速,万分激动。我和爸坐在中间靠前的一个位置,刚坐下不久,我就看见苏三也来了。苏三还是穿着旗袍,那旗袍是蓝色家织布做成的。由于是夏天,旗袍没有袖子,底下的开岔也很大,每走一步两条腿很分明地露了出来,相当勾人。苏三依旧头上包着白纱巾,她在爸的身边停顿了一下,点了一下头,然后看了我一眼,就坐到前面的一个位置上去了。
  我看了,小声问爸,苏三怎么来了?
  爸横了我一眼,说,小孩子要懂礼貌,应该叫苏阿姨。
  我胆怯地说,妈不让我跟她说话。
  爸又瞅了我一眼,目光狠歹歹的。
  我吓得再没敢说话。
  苏三坐在正对着爸的前一排的位置,我们只能看着她的后背。苏三的后背是挺拔的,而且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从那里飘来。
  演戏开始了。苏三才把包在头上的纱巾摘了下来。我很想看看她的脸,是不是像照片里的那么漂亮,可坐在她身后却怎么也看不到。于是,就想离开座位到苏三的前面去看。可爸就在旁边坐着,我没敢。
  那一天演的是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那是我第一次看《红灯记》,看得有些稀里糊涂。只记住了一个戴着黑边儿圆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还记住了手拿红灯的李玉和,还有穿红袄的李铁梅,其它什么都没记住;什么“密电码”,什么“柏山岗”根本不懂。看完戏,走出戏园子的时候,爸破天荒地买了根冰棍儿递给我,让我一个人先回家,他说他要找那些唱戏的聊聊。
  我到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这时妈已经躺下了,屋里黑着灯。我嘴里含着没吃完的冰棍儿,心情舒畅地,摸着黑儿走进来,刚进屋妈就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爸呢?
  我吓了一跳,回答说,爸说他有事儿,给我买了个冰棍儿就让我回来了。我边说着,边在黑咕隆咚的屋里举着没有吃完的冰棍让妈看。
  我感到妈猛地从炕上坐起来,在黑暗中恶狠狠地盯着我,说,你就是个吃货!
  我没滋没味儿地吃着冰棍儿,糊里糊涂地挨了一顿骂,也就睡下了。可能是下半夜的什么时间,门响了,爸回来了,没有开灯,只听见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我迷糊糊的,仿佛还闻到了一股香味儿。爸躺到炕上,妈像是要做什么。爸说,今天不行。妈就猛的一翻身,不再说话了。
  第二天,我满世界地宣传看戏了。其实我说不明白那戏的内容,也说不明白唱得好坏,只能是把戏中的鸠山和李玉和粗略地说一说,炫耀自己参加了一次大人们的活动,有一种荣耀感和自豪感。正在我说得眉飞色舞的时候,二崽在一旁说,我妈也去看戏了。于是,我又想起了爸那天晚上给我买的那个冰棍儿,还有他带回家来的香味儿……
  
  事实上,我对苏三感兴趣是由大白话引起的。那天我和大白话在一起写作业,他的功课不好,老师让我帮助他,学校搞一帮一,一对红,老师就把大白话交给了我,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写作业,除了吃和住不在一起,我们基本上形影不离。写作业是在大白话家,这一天他家没人,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先是写算术,然后写语文,写完了我们就开始玩儿。弹玻璃球,扇啪叽,玩累了,就坐在槐树下纳凉。坐着坐着,大白话突然说,我告诉你个秘密,可好玩了。那时候我们对秘密是很在意的,不像现在大多的事都公开了,秘密也不是秘密了,可那会儿秘密就是多,说话的秘密,行为的秘密,男人女人的秘密,一切都显得那么深不可测,不可告人。
  啥秘密?我问大白话。
  大崽妈天天晚上出去。大白话把嘴贴到我的耳旁说。
  出去?去哪儿?干啥?我问。
  大街上。大白话说。
  黑灯瞎火的到大街上干吗?我问。
  大白话说,晚上你跟我去就知道了。
  我说,行,我跟你去。
  秘密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悬念和诱惑,特别是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尤为强烈。那天晚上我饭都没吃好,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件事,想着那个秘密的到来。
  刚吃完晚饭,我就对妈说,作业没写完去大白话家写作业。妈没说什么,妈知道我和大白话是一帮一,一对红。我就拿着书包,披着晚霞来到了大白话的家。这一天他的父母正好是上夜班,只有大白话和他的三个姐姐在家。大白话是他家唯一的男孩儿,父母不在家,他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谁也不敢管他。我们在他家里待着,等天黑。
  不知怎么,那天晚上天黑得特慢,晚霞就像灶洞里的火,不燃尽是不会落下去的。我们趴在窗子前望着院子,盼天黑。这个季节人们吃完晚饭总是要在外面坐一坐,聊一聊的。祥和大院更是有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老槐树就像一张蓬蓬勃勃的大伞,吸引着邻居的老老少少在这里纳凉。他们谈着对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事情,聊着相互间的家长里短和鸡零狗碎之事,直到把天边的那抹红霞唠尽了颜色,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了家。
  好容易太阳落山了,我急着对大白话说,天黑了。
  大白话说,再等等,院子里的人都走了,咱们再出去。
  我问大白话,到底什么事儿?
  大白话说,到时候你一看就知道了,刺激!大白话说得神秘秘的,我听得却有些毛骨悚然。
  就这样,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在我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大白话突然对我说,走,院子里没人了。
  我敢说那一瞬我是很紧张的,从未有过的紧张导致了我手脚的不灵便,我的心跳得过速,手心也渗出了汗,眼皮都有些僵硬了。
  我和大白话来到了外面。外面黑得只剩下一勾弯月挑在树梢上,虽算不上明亮,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动还是能辨认出来。我们出了屋子,来到院儿外。
  大白话带我越过一条马路,穿过两条街来到了一所叫工农小学的操场上,操场的尽头是一片小树林,小树林的对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横街,这条路是人们上下火车的必经之路。我和大白话躲在树丛的后面窥视着。
  等了多久我也说不清,反正月亮已经老高老高了,而且越来越明亮。突然大白话说,来了,你看,来了。
  我激灵一下,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问,哪儿了?在哪儿了?
  大白话指着前面,说,那个女的,在路灯下站着的,你看是不是大崽他妈。
  我瞪大了眼睛细看,果然有一个女人站在路灯下,我一眼就认出是大崽的母亲苏三。她还是穿着旗袍,月光下那旗袍显得有些模糊。
  她来这干什么?我问。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大白话很是兴奋的样子。
  我看了眼大白话,没再问,心想,学习没精神,干这事儿倒是挺有精神头儿。
  前面是火车站,由于是晚上,火车站广场没有多少人,显得很冷清。这时,一列火车鸣叫着进了站。我们看着苏三,在路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时而走几步,时而停下来,好像在等什么人。有一个男人从火车站里出来,打她的身边路过,只见苏三上前说了句什么,那人理也没理就走了。于是,苏三又退回了原处,仍然在那里等。
  工夫不大,又一列火车咆哮着进了站,又有十几个人打火车站里走出来。我和大白话瞪着两眼看着,只见苏三跟走在最后面的一个男人说了话,说什么听不见,就几句话,苏三就跟那男人走了。
  可以说当时我很是吃惊,问大白话,那是大崽的爸吗?
  大白话说,什么爸?大崽和二崽是从石稞里蹦出来的,没爸!
  我想起妈也这么说过。
  ……
  这一天夜里注定回家晚了,也注定挨了母亲的训斥,母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和大白话写完作业上学校去了。妈说天都黑了上学校干吗?明天不许跟他在一起了,老师尽扯淡,什么一帮一,一对红,别帮来帮去再把你帮坏了。
  事实上那一天晚上我回家已经是下半夜了,妈已经睡着了,也不知我啥时进的家门。
  妈是在第二天早上训斥我的。那一天晚上我完完全全没有睡觉,满脑子都是那个苏三,还有那个男人。
  由于早上挨了母亲一顿呵斥,心情不好,饭也没吃,就早早上学去了。这一天,我是一个人上的学,我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离开祥和大院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向苏三的家里看了一眼。
  
  自打那天晚上以后,我和大白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说的都是苏三。我们说着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谈论着那个男人是谁?是干什么的?苏三为什么那么干?
  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苏三又开始唱戏了,唱的是《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光辉照儿永向前》。爸和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叼着烟,翘着二郎腿,听苏三唱戏,边听还边跟着哼哼,那个美,那个得意,那个满足。往往这个时候妈都是在厨房洗碗,不知怎么,这个时候妈洗碗的声音特别大,叮叮铛铛的,明显和外面的旋律格格不入。
  第三次去大崽家是在我和大白话发现苏三在火车站跟那个男人走后的第四天。我清清楚楚记着那天是星期四的下午。那天放学以后,大崽在祥和大院儿的胡同口堵我,说,你不是要学唱戏吗,我教你。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看了苏三跟那个男人的事儿,也许就不想学戏了。我也说不清哪儿来的好奇心,特别是苏三的那张脸,总觉着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驱使着我非好好看看不可。于是,我对大崽说,我不想跟你学,想跟你妈学。
  大崽说,不行,我妈只能教我,不能教你。
  我问,为啥?
  大崽说,我妈不仅教我现代戏,还教我古装戏,你们不能学古装戏。
  我想了想说,那好吧,可学是学,但不能让我妈知道。
  大崽说,行,我给你保密。
  那会儿,祥和大院儿只有两个女人有工作,一个在“工农兵旅店”当服务员,就是大白话的妈,另一个在“红卫粮店”卖粮,是我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其余家庭妇女,包括我母亲都没有工作,只能是在家做饭,料理家务。那时在米镇,女人有工作的极少,除了一些商店的店员和旅店的服务员是女的,其它行业大多是男人干,明显的男女不平等。可突然有一天街道通知妈去开会,说是她们可以工作了。不仅妈要工作了,祥和大院儿所有的家庭妇女都要工作了,简直把她们高兴坏了。这不单单是有了工作能赚钱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有了地位,有了脸面,她们可以和那些大男人们平起平坐了。大崽的母亲苏三自然也去街道开会了。
  这一天,母亲异常的高兴。从街道开完会,顺便到了菜市场,买了一斤猪肉和二斤韭菜,回家给我们包了饺子。我放学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味道,口腔里立刻有了反应,哈喇子险些流出来。饺子刚刚蒸好,爸也下班回来了。妈高兴地说,他爸,咱们今天吃饺子!爸听了也挺高兴,还特意自己给自己倒了一壶酒。爸喜欢喝酒,也只是在高兴得时候。妈见爸想喝一口儿,又急忙给爸炒了一小碟儿花生米,还拍了黄瓜,用酱油拌了拌,当下酒菜。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吃饭的时候,妈兴奋地对爸说,我要工作了,在街道的纸盒厂,今天街道给咱开的会,全院儿的妇女都去了。爸听了说,咱家又多个挣钱的,将来生活改善,我可以天天喝酒。妈又说,咱祥和大院儿只有苏三一个人不能工作,说她是国民党投诚军官的女儿,有历史问题,还有海外关系,从前又做过戏子,人家不要……还没等妈说完,爸“啪”的一下摔了筷子,道,一吃饭就唠叨,一吃饭就唠叨,陈康烂谷子,鸡毛蒜皮点破事儿!说罢,站起身就走。爸走的时候带着一股风,把饺子的香味也带走了。
  这一天晚上,爸没在家听苏三唱戏,我们也没有听到苏三唱戏。
  母亲的工作不仅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了宽裕,也给我出出进进带来了方便。母亲有时上白班,有时上夜班。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可以随意到哪里去玩儿,这样我去大崽家的机会也就多了。
  第一次去苏三家跟大崽学唱戏,我有些战战兢兢,可以说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都说不清,只知道那个东西唱起来咿咿呀呀,慢条斯理,拿腔拿调,装腔作势的挺好玩儿。记得,我学的第一段样板戏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要学那,
  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
  其实,我并不懂戏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泰山”,什么“苍穹”,什么“雷霆”,我都不明白,只是跟着随帮唱影罢了。要说大崽教得也很认真,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教得很投入,见我哪儿学得不像还要打我两下。有一次我被他打急了,就说,你怎么打我?
  大崽说,你唱得不像不打你干吗。我唱得不好时,妈就是这么打我的。
  我和大崽每一次在学唱之前都要先练功。练功很简单,就是压腿。大崽家的院子里有高低杠,大崽的个子高能够着,我的个子矮够不着,只能是在他家屋里的炕沿上练。开始练的时候,我问大崽这是干吗?大崽告诉我练功啊,不练功怎么唱戏。于是,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戏曲基础知识,我听了大开眼界,什么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舞,讲得一套一套的。想不到唱戏还有这么多的说道。
  在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大白话就知道了,他问我,你学唱戏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
  大白话说,我是苏三家的邻居,什么事儿能瞒了我?我都听到了,咿咿呀呀的,难听死了。
  我说,唱戏有什么难听。
  大白话说,就是难听嘛,《让我们荡起双桨》多好听。
  我听了没再说什么。
  
  我学唱戏不到一个月,妈就知道了,事情自然是出在大白话的身上。那是一天午饭后,大白话到我家找我上学,进门儿就说,昨天你又去学唱戏了,我找你你不在。这话让妈听见了,妈的目光像钉子似的一下子钉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当时疼了一下,像出了血一样的红。妈问,大白话,你说什么?咱家廷国学唱戏了?跟谁学的?大白话这才知道说走了嘴,脸也一下子跟着红了,瞅着我,好像是很对不起我的样子。
  妈又说,没事儿,别怕,你说,他不敢打你。
  大白话就瞅了我一眼,说,是跟大崽学的。
  妈立刻又把目光刺向了我,这一下我的脸真的疼了,在妈的目光还没有完全落到我的脸上的时候,她的手已经到了,不偏不倚正落在我的左脸上,我的眼睛当时就金花四溅了。妈有个习惯,打人总喜欢打两下,好像打一下不过瘾,我没少让她打两个耳光。可能是大白话在场,妈还是给我留了面子,什么都没有说,打完我一个耳光之后,又狠狠地往自己的手上拍了一下,然后就出去干活了。我捂着脸,委屈地流着泪,就去上学了。
  本来正午的阳光很热,可妈的一记耳光要比太阳热上十倍。我捂着火辣辣的脸,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掉,觉着阳光很冷,身上还不住地冒着冷汗。走着走着,大白话说,你妈也忒狠了,不就是唱个戏吗。我含着泪,转过脸来对大白话说,你明白个鸡巴!我告诉你欠我一个嘴巴!大白话不敢再说话了,怕我真的揍他。
  妈再也没有提我唱戏的事儿,可那一个耳光足已说明她对我学唱戏的反感和不支持。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到大崽了,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大崽又在祥和大院儿的胡同口堵着我,问,你怎么不来学戏了?妈又教我好几出戏。我没说学,也没说不学,只是看了眼大崽,摸了摸被妈打过的脸,回了家。
  第二次监视苏三是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晚上。那一天我和大白话在外面玩儿,太阳落山了,人们还摸着黑儿在院子里闲聊。这时,大白话发现苏三从家里出来向院外走,就小声对我说,苏三又出去了。我的心猛地动了一下,我想看看苏三的脸。
  苏三这一次没有去火车站,而是去了一家工厂。那时米镇唯一的一家地方企业是个磷肥厂,全厂三百多名职工,每年生产很多磷肥,销往全国各地的农村使用。磷肥厂离我们家很远,在一座山下。我和大白话借着黑暗跟在苏三的后面,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磷肥厂,心里纳闷儿她来这里干什么,开始还以为她是来偷磷肥的。只见她三拐两拐就拐到了磷肥厂的后院儿。磷肥厂一共两个门儿,前门儿是工人上下班和运输磷肥的通道,后门是仓库,很僻静,一般没人来。仓库是依山而建的,山坡上是一片果园。
  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到这里来偷苹果。在仓库的左侧有间小屋子,是磷肥厂的打更房,里面住着个老头儿,我们都叫他周瘸子。周瘸子年轻的时候右腿被车给挤断了,落下了残疾,领导照顾他到后门打更。
  我们跟着苏三来到了这里。让我不理解的是苏三晚上出来头上依然包着纱巾,我小声问大白话,苏三晚上出来头上为啥还包纱巾?大白话说,不知道,臭美呗。我说,包上还美啥,又看不见。苏三穿的还是旗袍,什么颜色的也看不清。苏三的体态比我们院子里任何一个妇女的体态都好,匀称的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腰、胸、臀都体现得很尽致。四十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像是在舞台上,不仅婀娜,还风摆荷叶样的轻。
  苏三来到打更房,轻轻地拍了两下门。工夫不大,门开了,里面传出周瘸子急不可耐的问话,你怎么才来呀?急死我了。还没等苏三说话,就被周瘸子一把给拽了进去。
  屋子很小,很破,有的玻璃碎了,糊着报纸,窗口上挡着个半截窗帘,上面昏暗暗地透着光亮,隐隐约约地能看见里面的情景。苏三进了屋,我和大白话也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后窗下。由于是山坡,这个位置既高又隐蔽,能看得见里面。我们站在窗前的一个小土包儿上,伸着脖子,通过窗帘的缝隙往里看。这时的苏三早已被那个周瘸子压在了身下。
  我们知道,周瘸子的右腿是完全断了的,走路很不方便,需要拄拐仗,可到了床上却灵便得很。
  可以说,那一天我和大白话看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爱的全部过程。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事儿,也对女人有了一种向往。大白话后来之所以能被警察抓走,也是跟那一天晚上看到的事情有关。
  本以为那一天能有意外收获,可以看到苏三的脸,遗憾的是没看到。周瘸子没有扒苏三的衣服,而是将旗袍的下摆向上那么一掀,就把苏三按到了床上。周瘸子做了一系列动作,然后就想看苏三的脸,去掀苏三头上包着的纱巾。苏三没让,她立刻把周瘸子的手拿开了,一翻身把周瘸子推了下去……
  我和大白话透过窗子的缝隙,聚精会神地看着苏三和周瘸子的一举一动,看着看着我就不能动了,我的下身有一种粗壮感,害得我动弹不得。我一下子坐到了山坡地上,嘴里喘着粗气,眼睛看着黑乎乎的夜空,耳边听着从小屋里传出来苏三的淫叫,心便狂跳个不停。正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候,猛地听到了大白话轻轻地叹叫了一声,坐到了我的身边。我打了他一下,说,你他妈小点声。大白话没有反驳,软绵绵地躺倒在我的身旁。
  苏三做完了事儿就回了家。临走的时候,我看到了周瘸子给她拿了一块肥皂和两副手套,还有一个小布袋子,里面装着圆溜溜的东西。我想那是苹果。
  苏三走了,我和大白话也走了。我们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没了来时的兴奋。我们谁都没说话,身子发虚,目光发滞,脑子就像那天的夜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阴沉着,空荡荡的。到了家,我脱裤子的时候,才发现裤裆湿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也睡得很香,第二天我照常和大白话上学。路上,大白话突然对我说,我想跟大崽他妈学唱戏。我瞅着大白话说,你不是说唱戏不好听吗?大白话否认道,我说你唱得不好听,没说大崽他妈。我说苏三不会教你的,连我都不教,只能跟大崽学。大白话说,那就跟大崽学。就这样,大白话和我一起跟大崽学唱戏。
  我们和大崽学戏一般是在星期三下午,这一天下午我们不用上学。
  大崽很高兴又来了一个跟他学戏的学生。苏三自然知道,也没有反对,对我们还很热情,时不时的还要参与进来,对我和大白话某个动作的不准确加以指导。只是苏三的头脸依旧包着纱巾。我很难看清她的本来面目。
  大白话对学唱戏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压腿。大白话每次来苏三家都比我早,有多少次我来的时候他都练上了。我们压腿不是在苏三家院子里的单杠上,院子里的单杠太高,我们个子矮够不着,只能是在她家屋里的炕沿上练。
  这一天,我和大白话还有大崽正在屋里练压腿,苏三从外面回来了,见我们在练功很高兴,让我们好好练,还说给我们苹果吃。我想一定是周瘸子给的苹果。苏三说完就去厨房干活了,时不时的还隔着门窗看我们练压腿。
  由于大白话练得时间短,腿硬,总是伸不直。苏三在门外看了就说,把腿伸直,把胸挺起来!我这才发现苏三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不像院子里其她女人说话撇声辣气的,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那么难听。苏三的声音仿佛带着一种旋律,还有一种磁性,像唱出来的,吐字很是清晰。大白话听了苏三的话,勉强把放在炕沿上的腿伸了伸,只是炕沿上的腿直了,站在地上的腿又弯了。苏三又在厨房说,两条腿都得直。大白话又勉强地将站在地上的腿直了直。可还是不得要领。苏三见了,开门进来,就扶着大白话教他练功,让他把腿伸直。可大白话就是伸不直,两条腿都直了,就站不稳,要倒的样子。无奈,只好死死地抓住苏三的胳膊不放……
  我不知道大白话想学唱戏的用意,苏三也不知道,还很热心地教他练功。那是在我和大白话第二次来苏三家学唱戏,也是星期三的下午。这一天外面下着小雨,我和大白话穿着大背心和大裤衩顶着雨一起来到了苏三家。苏三见我们头上淋得尽湿,便用干毛巾帮我们擦头上的雨水,边擦还边说,下雨了,小心着凉。我再一次闻到了苏三身上的那股香味儿。我想,大白话也应该闻到。这时,苏三的两个儿子都没在家,去街上买酱油了。房间里只有我和大白话还有苏三咱们三个人。我们开始练功,还是先练压腿。苏三在厨房的门口处洗衣服,边洗还边纠正我们动作上的错误。这时,大白话的腿又弯了,苏三看了说,王福才,你的腿又弯了,怎么就记不住?抬头,挺胸,膝盖往上顶。说着,苏三站起身,来到了大白话的眼前,先是让他把立在地上的腿站直,然后让他伸直放在炕沿上的腿,收腹,挺胸,往下压。可大白话就是做不好。苏三急了,便把自己的右腿抬了上来,放到炕沿上,面对面地给大白话做着示范动作。苏三穿着旗袍,是一种很薄的真丝面料,穿在身上极其诱人。当她把腿放到炕沿上的时候,旗袍的前摆一下子滑落下来,露出了她那白晶晶的一条腿。大白话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的心一下子慌了,下身猛地有了勃起,腿也立马软了下来。大白话的腿也软了,精神一溜号,站在地上的腿支撑不住,猛的一下摔倒在地上,随之把苏三也拽倒了。大白话倒在地上的瞬间,一下子抱住了苏三的大腿,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苏三吓了一跳,忙说,这孩子是怎么了?快起来。大白话不言语,就那么抱着苏三的大腿一动不动。苏三勉强地从地上坐起来,摸着大白话的头,关切地说,孩子,快起来,没摔坏吧?我看着大白话,他闭着眼,两腿紧紧地将苏三的一条大腿夹到了裆部,身子不断地抽搐。良久,当苏三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上有股黏黏的东西。苏三就猛地一惊,先是看了我一眼,无奈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想了想又懊恼地说,以后不要再来了,赶紧走!便很是气愤地走开了……
  
十一
  大白话出事儿是在临近放寒假的时候,也是大白话在苏三身上“刷浆”四个月以后的事儿。
  自从那次大白话被苏三撵走,我们就没再到苏三家去过,大崽也不再和我联系了。我学唱戏的事儿到此结束。
  在祥和大院儿,和我在一起来往最多的就是大白话王福才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一帮一,一对红,不可能不在一起。可那段日子大白话显得异常兴奋。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他神不守舍和坐立不安。最让我不理解的是他经常旷课,有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却不见了他的影子。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这一天,我们正在他家写作业,大白话突然问我,你说,苏三干那事儿好不好?
  于是,我的思维又回到了那天夜里,那个被周瘸子压在身下的苏三。
  我瞅了眼大白话,没言语。说实话,我也不知干那事儿好不好。
  大白话又问,她为什么跟周瘸子在一起?他是个瘸子。
  我说,不知道。
  大白话又问我,你想干那事儿吗?
  我低下头,脸有些热,不知说什么好。
  大白话又说,我喜欢苏三的大腿,真白!
  我说,就怨你,苏三都不让咱去她家学戏了。                       
  大白话说,学那个东西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抱抱她的大腿。
  我说,你妈不是有大腿吗,抱去呗。
  大白话说,妈是妈的,和苏三的不一样。我喜欢苏三的大腿。
  我说,我不想看她的大腿,我想看看她的脸。她的脸为什么总蒙着?
  大白话又说,我做梦都想抱她的大腿。
  大白话的话有些让我害怕,我直愣愣地盯着他,说,你疯了,咱们是学生,干那事儿是犯法的。
  大白话听了我的话,冷冷地一笑,身子往炕上一仰,说,犯什么法?大人都能干,咱凭什么不能干?又说,我一见她的大腿简直就受不了。说着,他的裆部鼓了起来,我的裆部也鼓了起来。
  冬天很快来了,又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这一天我们考试,考完试就放寒假了。铃声响过之后,我们都坐在教室等老师,很长时间老师才来,还带来一个骑摩托的警察。那会儿在米镇,满大街也找不到几个警察,突然有警察来学校了,就像羊群中出现了一匹狼,有些不祥之兆。只见老师把警察领进教室,他们的脸就像外面的天气冷冰冰的。警察站在门口,怕什么人跑了似的堵着门,目光冷冷地在全班五十多个人的身上扫着,随时都有可能冲上来将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抓走。锡老师走上讲台,说,王福才,你出来一下。于是,同学们的目光都聚到了大白话王福才的身上。我猛地一激灵。
  同学们眼看着大白话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了那个警察的面前。只听锡老师对那个警察说,他就叫王福才。话音未落,警察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把大白话打了个趔趄,然后一把揪住大白话的衣领,像拎小鸡儿似的将他拎出了教室。当时全班同学都蒙了,吓坏了。警察打人了!平时都说警察打人,我们还不信,这回看到了。我们不知道大白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大白话被拎出教室的瞬间,还拼命地挣扎着喊,我什么都没干,只想看看她的大腿……没等大白话把话说完,警察就把他塞进了三轮摩托里。我当时就明白了,大白话一定是又去抱苏三的大腿了。
  事情的真相是大白话从拘留所里出来之后告诉我的。
  在大白话被抓走的前一天下午,就是星期五的下午,按理他应该正常上课。那一天我们俩一起来的学校,可一到上课的时候他就没了,一个人偷摸摸跑回了家。大白话回家后趴在自家的墙头上,听苏三家这边的动静。大白话家和苏三家只一墙之隔,想窥探苏三家的事情是很方便的。这一天的天儿很冷,前一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化,大白话趴在他家落有积雪的墙头上,往苏三家望。苏三家很静,大白话想,苏三家应该只有苏三跟儿子苏铁两个人在家。他听了一阵动静,没听出什么,天儿太冷,也就不想再听了。刚要离开墙头儿,就听苏三家的房门响了一下,大白话马上转回身偷摸摸去看,大崽出来了。大白话也不知道大崽出来干什么,见大崽出了院门,他就急不可耐地翻墙跳了过去。由于是冬天,每一家的屋子都不是很暖,苏三家也不例外。大白话进来的时候,苏三正盖着棉被子,躺在自家的炕上睡觉。大白话进屋的时候苏三根本就不知道。大白话见苏三躺在炕上,一下子扑了上去,抱住了苏三穿着衬裤的大腿就开始亲。苏三一下子醒来了,惊讶地躲避着,见是大白话,胆怯地说,王福才,你干吗?你给我走开!大白话不说话,下身夹住苏三的大腿猛劲地往上蹭。苏三就往外推。正在两个人在炕上撕掠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大崽回来了,见王福才正抱着他母亲的大腿不放,就去拽大白话的大腿,上下这么一挣,大白话的裤子被拽掉了,露出了瘦弱的臀部。大白话这才松了手。大崽见大白话松了手,把他从炕上挒起来,上去就是一拳,打在了大白话的脸上。大白话见自己的鼻子出了血,用手捂着,仓皇地跑了出去。大崽见大白话跑了,并没有完,气势汹汹地出了祥和大院儿,去了公安局……
  
十二
  大白话王福才被抓走以后,班里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看法十分不好。都说我把王福才帮来帮去帮成了流氓。为这件事儿我很是懊恼,老师还特意开了个班务会儿,让我说明事实的真相,怎么就把大白话帮坏了。我没什么可说,也不敢把事实的缘由和经过说出来,原因是我也参加了一部分活动。事实上,我和大白话不仅仅是去磷肥厂看那对男女干那事儿一次,而是有那么几次。只要一瞄上苏三我们就跟着,甚至要看完事情的全部经过才能走。那种刺激让我的头皮发紧,身上发痒,手脚发麻,而且心跳过速。多少次我都僵死般倒在那扇窗子后面的小山坡上,要缓老半天才能起来走路。说实话,自从发现了苏三和周瘸子那事儿,我既期待那一时刻,又恐慌那一时刻。既怕我的父母发现,又怕大白话乱说。好在大白话不是乱说引起的后果,而是他背着我亲自所为,与我的关系也就不是很大。
  开班会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都期待着我的回答。我看着他们,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大白话为什么干那种事儿,我们除了学习写作业别的什么也没干。老师问我,他平时没说过什么流氓话吗?你们天天在一起不可能什么都不说,你说实话,没事儿,他们都是班干部,有觉悟,不会传出去的。我想了想说,大白话总说他喜欢苏三的大腿。老师问我,苏三是谁?我说是二崽苏黎他妈。老师听了我的话,突然严厉道,毛廷国,你在同学面前胡咧咧啥?我说,我没胡咧咧,是你让我说实话的,不信你问大白话去。于是,老师就把我撵出了教室。在我走出教室的过程中,老师说了一句,都不是什么好货!
  真正的冬天到了,我们也放了寒假。可这一年的冬天出奇地冷,雪出奇地多,北风也出奇地大。后来才知道,那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大白话被抓的那几天,我很怕他说实话把我供出去,在某些地方可以说我们是同谋。
  可怎么也没想到,警察没来找我,大白话的妈“万事通”却找上门来。说是我坑了他家的儿子,以前还是一个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学得这样呢?要不是你帮的他也不至于学得这么坏。还要我说明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儿子耍流氓的时候我到底在没在场。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大白话的妈说,不可能,那公安局怎么把他抓起来了?你们不是一帮一吗,好事坏事都应该在一起,我儿子干坏事你怎么就没干?看来还是你帮助得不好,你有责任,公安局也应该把你抓起来……我每天都面临着她的指责和谩骂,还有恐惧。我母亲不让了,跟大白话的妈吵了起来。在祥和大院儿的女人中,我母亲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谁都不敢惹她,更不敢说她的半句坏话。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或者是因为父亲有个好的工作,家庭的生活过得殷实,或是因为母亲的家务料理得好,大人孩子都照理得像模像样儿,祥和大院儿的女人既钦佩又惧怕,没有谁敢和母亲过不去的。大白话的妈在祥和大院儿虽也不是个善茬儿,可在我母亲面前也是老鼠见了猫。大白话的母亲是拿着饭勺出来叫阵的,我母亲拿的却是菜刀,还没等打到一起去,看手里的家伙,大白话的妈就败下阵来了。两家从此再不说话。母亲气势汹汹地拿着菜刀回了家,将菜刀往菜板上狠狠地一剁,说,小样儿,欺负到老娘的头上了!父亲见了说,你还拿个菜刀?咋不拿个炸药包?母亲看了眼父亲,知道父亲在挖苦她,立刻低眉顺眼地说,就你敢欺负我,别人欺负我试试!
  按理,大白话王福才应该被学校开除,可就在他被抓起来的第四天,苏三去了公安局。苏三去公安局原本是想说明事实的真相,把大白话救出来,不曾想的是,大白话出来了,她却以国民党投诚军官的子女有历史问题和有海外关系及教唆下一代为罪名被抓了起来。
  苏三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街道,紧接着祥和大院儿的人也都知道了。那时公安局无论抓了什么人,都要跟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所在地街道联系,一是想让他们配合工作,再是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苏三被抓自然是有犯罪对象的,那就是大白话。大白话被放了,苏三便成了主犯。两个人同在一个街道,又同在一个大院儿,人们不可能不知道,公安机关的人也不可能不来这里调查情况。其实,祥和大院的人也说不清大白话把苏三怎么了,传言就说大白话耍流氓,耍的对象就是苏三。至于耍到什么程度,怎么耍的,又是怎么被人发现的,公安局怎么知道的,当时谁也说不清。如果说大白话耍流氓的对象不是苏三,是别的女人,院子里的人也不会议论得这么凶,这么疯,而且责任也不会放在女人身上,应该是耍流氓人的责任,被耍的人是无辜的,被伤害的,应该得到同情。可这件事偏偏落在了苏三的身上,人们的嘴就调过来了。说是苏三勾引了小孩子,穿旗袍,蒙沙巾,穿高跟鞋,妖里妖气的,怎么能好?就是那些大男人也很难把握住。一切罪过全归罪于苏三。公安局也就根据居民的反应给苏三罪加一等。
  开始院子里的人议论的是大白话耍流氓的事儿,可大白话被放了,苏三被抓起来了,重点就转移到了苏三身上。那些妇女可算找到了新鲜的话题,有滋有味,不厌其烦,兴致勃勃地开始议论苏三。这一下,祥和大院儿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有一种天亮了,乌云散了,太阳出来了的感觉。她们一个个站在老槐树下显得极其兴奋。都冬天了,北风嗖嗖的还要聚在一起唠扯。特别是在提到苏三的时候嗓门儿也大了,无所顾忌了。那一段时间,苏三是祥和大院所聊的中心人物,不管聊什么总是要落到苏三的头上,当然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把别人干的坏事儿,也强加给了苏三。那些男人们虽不参与女人们的谈扯,心里也是难以平静。他们东一堆,西一伙,或是抽烟,或是闲聊,目光却时不时地往苏三家的方向望。女人们谈完了苏三,又开始谈苏三那二个儿子,就是大崽和二崽的来历。他们的父亲是谁?这是个大问题,是要弄明白的。这些女人们好像跟苏三有什么深仇大恨,说起话来唾沫星子四溅,脸憋得通红,脖子青筋绽露,那样子恨不得一口把苏三咬死。
  她们先是从大崽和二崽的模样下手,说他们像外国人。开始只说是像,可说着说着就认定是了,至于哪国人还说不清楚。问题是苏三怎么能出国,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女人们有所争议。有的说是出国唱戏去了,可外国人怎么能听得懂中国人的戏?有的人说那就是让人给睡了,生下了两个孩子,可没出国怎么和外国人睡的呢?双方争执不下,弄个面红耳赤。最后的结论是,苏三早期唱京戏是在黑龙江一带,特别是在哈尔滨待的时间最长。有一年夏天的夜里,苏三又在唱戏,唱的是《贵妃醉酒》,唱完了还没有卸妆就去了卫生间,结果让一个苏联人给强奸了……
  人们在给苏三编故事,在为苏三的两个孩子找出处。她们东凑西拼,添枝加叶,张冠李戴,惟妙惟肖,绘声绘色,演绎推说着整个过程,把故事编了个圆圆满满,天衣无缝。大崽和二崽的父亲就这样在人们的胡编乱造中诞生了。两个孩子就这样有了亲爹,一个说不清是哪个国家的外国爹。
  
十三
  眼看就要过年了。在苏三被抓起来不到半个月,也就是这一年腊月初八的那一天,街道来人到祥和大院儿,下通知说第二天开全县公判大会,祥和大院儿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可以说这天晚上祥和大院儿是最兴奋的,人们没怎么吃晚饭就来到老槐树下闲聊了。虽说天很冷,也没能冻住他们。特别是那些女人们,从家里出来,带着冒有热气的嘴,开始给苏三量刑判决,有的说能判死刑,有的说是无期,也有说是三年五载的,反正最终的结果是苏三回不来了……
  第二天,祥和大院儿除了我父亲没去开公判会,所有能走动的人都去了。他们拉家带口来到了米镇的站前广场看热闹。他们想看看这个被说成是教唆犯的女人,想看看这个国民党投诚军官的女儿,想看看这个有海外关系的苏三究竟是什么模样。
  站前广场剂满了人,广场的正中央是用六辆解放牌汽车并在一起搭成的临时大台子,作为公判台。台下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还有一些当兵的。他们整齐而威严地站在台前台后,四周是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的足有几万人。在广场四角的电线杆上安装着高音大喇叭,义正词严地广播着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九点整,由十几辆汽车拉着的五十几个人犯来到了会场。祥和大院儿的人在众多的人犯中寻找着苏三,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我和大白话也很快就找到了。苏三依旧是穿着旗袍,只是没那么干净利索了,有的地方破了,衣领也被扯开了,还半敞着前胸,头上的纱巾也没了,头发是毛糙的,脸上还出现了几道血痕。人们第一次看见苏三的本来面目,我和大白话也是第一次。所有看苏三的人都为之一惊。那是一张让人见了就难以忘却的面孔,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白晶晶的一张瓜子脸,那模样有点像老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这么说吧,就是把祥和大院儿所有女人的五官加起来,将它们重新组合也没有苏三漂亮。和我在她家照片里见到的基本一样。我吃惊地看着苏三,祥和大院儿的人也都吃惊地看着苏三,她们打心里不敢相信苏三是如此的美貌。可就是不明白,这么俊的一张脸为什么总要包着纱巾。此时此刻,祥和大院儿的女人们哑口无言。
  公判会开始了,我没有心情去听那些宣判的罪行,挤到人群的前面去看苏三。
  苏三是站在第一辆刑车上的,她始终没有抬头,她的脖子上挂着个写有“教唆犯”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她的真正名字——苏姗姗。我看了眼刑车上的其他人,有杀人犯、流氓犯、强奸犯、盗窃犯、反革命犯等等,只有苏三的罪最轻——教唆犯,和她站在同一辆车上的其他三个男人都是杀人犯。
  公判会在宣布死刑犯立即执行中结束了。由于我精神溜号,没有听见对苏三的宣判结果,只能是跟着刑车去了法场。
  法场设在一个叫黄泥头的山坳处,这里也是漫山遍野看热闹的人。刑车到的时候,先是从车上下来了一些警察和一些当兵的。他们站在事先准备好的法场的四周,手拿武器维护着秩序。接着又有八个警察将四名罪犯押到法场执行的地方。苏三也被押了上来。
  苏三是和那三个死刑犯一样被人拖着押向法场的。他们被拖到行刑前挖好的壕沟边,跪在那里,嘴是被堵着的。他们的身后站着六个手持钢枪,眼戴墨镜,面戴大口罩的当兵人。先是验明正身,然后一声令下,枪响了。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耳边只听到枪声不断地在山谷中回荡。良久,突然听大白话在一旁说,苏三没死。我立刻睁眼望去,已经有三个男犯倒在了壕沟里,苏三却依然跪在那儿。这时上来一个女法警,来到苏三身后,把堵在她嘴里的东西取下来,然后松了绑,宣布当场释放。我紧绷着的神经才算松了下来。可苏三并没有站起来,她就在那里跪着,一动不动。猛然间,我的母亲和大白话的母亲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来,急忙忙向苏三跑去。她们来到苏三面前将她背起来,送回了家……
  
十四
  苏三又回到了祥和大院儿,和往常一样穿着旗袍,所不同的是头上再也不包纱巾了。她的手里总是拿着唱戏人用的扇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时不时还要笑上一笑,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只是她再也不唱样板戏了,唱的是爸喜欢听的《苏三起解》。
  苏三疯了。年也很快过去了。就在这一年春天的一个早上,苏三家突然来了两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两个军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外国男人。当时,祥和大院儿只有我和大白话上学往院外走,正好见到一群人从苏三家里出来。苏三面色苍白,目光呆滞,穿着鲜艳的旗袍;她的发式也变了,长长的头发盘了一个漂亮的髻扣到脑后,是由那个外国男人搀扶着走出来的。大崽和二崽收拾得也很干净,他们拿着东西,瞅都没瞅我们上车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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