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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8年12月《朔方》
 

T波

 
冯 伟
  房间里很静,只有氧气的滋滋声和老姨艰难的呼吸声。我看着老姨,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那皮包骨的手背挂着点滴,输着药液,心电图的胸部导联和肢体导联纵横交错。我想只要我伸手将氧气一拔,老姨也就安祥地走了。
  
  老姨有病是在去年的冬天。那时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文学研讨活动,需要一周的时间。大概是在参加活动的第四天的晚上,正和几个文友聊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杰作《卢昂大教堂》和关于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时候,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表哥打来的。我接了。表哥在电话里说,你老姨病危,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回来看一眼。这回真的挺不过去了。当时我很着急,可以说我跟老姨的感情要胜过一般侄男侄女对她的感情。在我幼年的时候,总喜欢到蒲草的姥姥家玩儿,也总是住在老姨那里,由老姨带我东走西逛。夏天上山采花儿,游泳,冬天就是滑冰车,抽冰嘎,或是吃些烤红薯烤白薯之类。反正不是吃,就是玩儿。那时老姨应该是二十刚出头的样子,单身一人,我和她住在一起是很方便的。我不仅住在老姨的房间,还和老姨睡在一铺炕上,一个被窝儿。我忘不了老姨姑娘时的体香。那时我还小,对女人的感觉和对男人的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从宏观上看就是男女不能同时在一个茅坑里拉屎;再是女人可以穿花衣服,男人不可以。我每天晚上总是要摸老姨的胸睡觉,就像在家摸妈的胸睡觉一样,没有一点的害羞感,不摸就睡不着觉。老姨也没有害羞的意思。她搂着我,喜欢摸着我的小屁股睡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蒲草,有两个大美人儿,一个是我的老姨李秀兰,一个是我的老姐李慧芝。李慧芝老姐是我五姥爷的大孙女,管我老姨叫老姑,她比我大二十几岁,自然我就管她叫老姐。老姐是大个儿,性格开朗,落落大方;老姨和老姐不一样,内向沉稳,不善言辞。老姨比老姐大两岁,两个人走在路上,绝对是蒲草的靓丽风景。当时,老姨和老姐两个人在蒲草公社门前的成衣铺工作,公社集体的买卖,归属供销社,她们也就是供销社的一员。说白了,就是有工作,不用种地,给开工资的农民。由于工作的便利,两个人穿的衣服都比较新潮,什么“布拉吉”连衣裙、花格裙子、瘦腿裤,城里流行什么,她们自己就做什么,穿什么。乡下的这些人看了才能敢穿。才能照着她们穿的衣服的样子,到她们那里去做。老姨和老姐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梳个又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能拖到膝盖的位置,再配着时髦的衣裙,只要在街上一走,辫子在身后一甩,扯着天,连着地,甩出了春风,甩出了浪漫,更甩出了妩媚。把蒲草的男人们甩得神魂颠倒、心旌摇曳。
  老姨的个子要比老姐矮一些,可模样却比老姐要俊俏一些。大个子女人除身材好,面相好看的并不多。相比之下,老姐属于大家闺秀,亭亭玉立,老姨就属于小家碧玉,清秀玲珑了。老姨和老姐不仅仅是亲属关系,平时相处的也不错。在缝纫手艺上,老姨是老姐的师傅,老姐是老姨的徒弟。
  记得在老姨三十二岁那一年相了个对象,是公社的一个厨子。那时在乡下,所有的人都不是很富有,不仅兜里没钱,吃的也不是很好。厨子虽说不是机关干部,可人家是给机关干部做饭的,嘴唇上总是挂着油的,说话的时候也总有一股猪大油的香味儿飘出来。
  是个春天,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一天老姨和厨子打对面。介绍人是供销社的一个会计,和厨子是姐夫与小舅子关系。那时打对面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介绍人是必须在场的。原本是说在供销社的食堂里见一面,顺便再吃一顿。老姨不同意,说,我又不是饿死鬼托生的,干么非吃他那一顿饭?硬要在成衣铺见面,就按照老姨的要求由介绍人把那个厨子领到了老姨所在的成衣铺这里来。按说老姨从二十几岁开始相对象打对面,直相到三十多岁,蒲草内蒲草外的男人看了很多,也算是阅人无数,就是没有一个对她心思的。她和老姐一样挑肥拣瘦,硬是把自己的黄花大姑娘,挑成在村里供人传说的老姑娘。两个人还不识好歹地打趣道,看他个海枯石烂,挑他个地老天荒。可一到真正相亲了还是不那么自然,有些难为情,也有些不好意思。总觉着自己像市场的牲口让人家瞅来瞅去的不舒服。便让我的老姐留在了身边,说是帮着参谋参谋。老姐埋怨老姨说,看你,打个对面也害怕。老姨说,你不怕,上次还让我帮你!
  老姨是有个性的人,打对面也没说捯饬捯饬,平时穿啥还穿啥。老姐让她换件衣服,打扮打扮,老姨就是不干,说就这样儿,打扮啥,还能成仙儿呀?又不是往外卖。老姐说,其实女人就是往外卖,不卖干啥收人家的钱,干啥管人家要彩礼,有能耐什么都不要。我要是看上哪个男人了就什么都不要。
  本应该是定在上午九点在成衣铺打对面的,都九点半了,还不见那个厨子的影子,老姨就有些生气。老姨一生最烦的是男人的不守时,连打对面都不遵守时间,以后过日子会怎么样,便打心里对这个厨子有些反感。
  快到十点了,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走进来。老姨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胖子就是今天见面的厨子,老姨立刻觉着一块油腻腻的白肉硬是塞到了她的嘴里。顿时感到一种恶心,也就不再看了,只是在那儿低着头,摆弄着手中缝制的衣服。
  介绍人是个瘦子,和厨子相比,就是非洲难民。好在他的嘴并不瘦,厚厚的嘴唇,猪大肠一样翻翻着,叼着一根烟,边抽边喋喋不休地介绍着那个厨子,说着厨子的好话。老姨一句也没听进去。老姐看不下去了,替老姨在那边说话。你一句我一句唠得热乎,直到该说的都说完了,两个男人也走了。老姨才抬起头来,说,我再也不打对面了。
  老姐问,咋了,好话我都帮你说完了。我看这个人还可以,就是胖一点儿。
  老姨说,两扇大腚,一身肥膘,胳膊像腿,腿像腰,我看了都要吐。说罢,一个人就笑起来。
  老姐说,听说他可有钱,公社的厨子,你想想,锅里有一块肉都得是他的。
  老姨说,我嫁的是人,又不是嫁肉。又说,将来,我得找个有文化的。老姐说,我要找,就找个大个儿,“大个门前站,不俊也好看”。
  第二天一大早,介绍人来到了成衣铺,问老姨,怎么样?老姨看了眼老姐,笑了。介绍人没明白,就问老姨笑啥?老姨也不说话。老姐插嘴问,你这个小舅子多少斤?介绍人说,一百四五吧。老姨说,一百四五?挡不住,再加五十吧。他肯定比去年咱家杀的猪沉。老姐笑道,二百斤,差不多,你看那下膗(小腹)多大。介绍人说,胡说,哪有那么多?又不是猪。老姨在一旁小声嘟囔,就是个猪。说着,便在那儿偷偷地笑。介绍人又说,胖点儿好,男人胖点儿有力气。老姨没说话。介绍人又说,你们哪,就看模样,男人要什么模样?顶吃顶穿?能往家划拉钱就行呗。谁要是嫁给这样的人,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享福去吧。老姨说,他一顿能吃六个馒头,还要喝两碗稀饭,咱可养不起。说罢,又呲呲地笑了起来。介绍人说,又不让你养活,他能吃也是能挣。再说,能吃还不好吗?能吃也能干呐。找男人要的是力气,有力气干啥都行。介绍人把‘力气’和‘干啥’四个字说得很重,意思是干晚上那点儿事也行。老姨和老姐没结过婚,也不懂晚上都需要男人什么力气,没听出来。老姐说,我老姑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配得上她的。她不喜欢窝窝囊囊,臃臃肿肿的那种男人。老姐说完就有些后悔,她看了眼介绍人,就是她说的那种窝窝囊囊的男人。又说,姚会计,我可不是说你,你还行,你是个领导。介绍人也不介意,说,我就这样儿了,别看我没啥出息,长得也不出奇,你嫂子可稀罕我了,拿我当宝儿。老姨心想,你老婆在外抵粮盗米,跟人家别的男人搞破鞋你知道吗?可这话是不可以乱说的。只听介绍人又说,我真是担心你们俩,这么挑三拣四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还要有文化的,你看蒲草哪个像文化人?等有合适的我再给你们介绍吧。说罢,也就灰溜溜地走了。老姨和老姐见他走了,便哈哈大笑起来。
  ……
  
  我没有开完会就回来了,急着见老姨最后一面,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公共汽车,经过一天多的折腾才从南方的昆明回到了北方的蒲草。
  蒲草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我对这里是很有感情的。下了车,双脚一落地,心就开始发慌,想我病中的老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乡下的卫生院,照比城里的大医院天壤之别。由于是冬天,卫生院里的室内温度也不比室外的温度暖多少。我进了病房,来到老姨身边,老姨的身旁站着侄男侄女。
  老姨正昏迷着,鼻孔插着氧气管,手背上也是管子,直通头顶的点滴瓶。胸脯上粘着心电图的吸球,胸部大幅度地起伏着,明显的呼吸困难。老姨有肺气肿病,已经很多年了。
  好多年没来蒲草了,刚到,亲属们就是没完没了的问候,忘却了身旁还有个病人。他们上下打量着你,看你的穿,看你的戴,听你说些什么新鲜的事儿。当然最关心的是你能赚多少钱?
  我从病房里出来,来到了医院的走廊,一群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也跟着走了出来。他们看着我,目光很是期待。我知道他们期待的是啥,看我是否给他们从城里拿来了什么好的东西,好吃的,或是好用的。我有些难为情,来的匆忙,两手空空。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脸上无光,面色难看,刚刚熬过夜那么无精打采。我简单问了问他们情况,然后就问老姨的病情。他们说老姨已经病两个多月了,住院也有二十多天了,眼下打的是什么针,用的是什么药等等,都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问,怎么不转院?大表姐黑着湿湿的眼眶告诉我,医生说,怕死在路上。我说,城里医院的条件要比这里好。表哥说,没法护理,在这里住院,大伙都能帮忙照顾。
  我想了想,他们说得有道理。这时突然有人打开病房的门,喊道,老姑醒过来了。一群人又拥进了病房。
  老姨醒过来了,眼睛瞪得很大,凸凸着,白眼球红红的,充着血,完全走了模样,怪吓人的。我们一群人,围床站着。老姨目空一切地望着我们。她的呼吸依旧是急促的,嘴的两腮空洞洞地哆嗦着,不知是呼吸不足憋的,还是因为冷冻的。老姨的整个上半身是袒露在外的,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见到老姨的胸,是瓷实、丰满、白嫩的,眼下却是皮包着肋骨,乳头不仅塌陷、干瘪,还变成了黑色。我想,那时的老姨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想着,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半跪在老姨的眼前,攥着老姨干瘦的手,泣不成声地叫着老姨,我来看你了。老姨开始没看见我,她瞪着大大的两眼,目光很是空旷地瞅着什么,像是什么都看见了,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过了一会儿,目光挪动了一下,像是听到了我的叫声,看着我。我依然攥着老姨那黑黢黢的且有些发凉满是老年斑而枯瘦的手,说着我的名字,喊着老姨。老姨见了我,像是认出来了,一滴眼泪从左眼角滑下来。我又叫了她一声,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泪水在汹涌。我的眼睛模糊了。
  突然有人说,老姑要说话。我忙揩了一下眼泪去看老姨,老姨的嘴真的动了。我赶忙问老姨,你要说啥?我将耳朵凑过去听。
  由于老姨呼吸困难,说话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只有轻轻的语气在耳畔拂着,像细微的风,很难听清她说啥。我急着问老姨,你想说啥?便把耳朵贴到老姨的嘴旁,脸贴脸地听着。
  老姨的嘴唇动了动,气息极弱。我摇了摇头,对大表姐说,听不清。大表姐哭泣着告诉我,她说她不想活了,想死。每次醒了都这么说。
  老姨突然又是一阵急剧的抽搐,眼球儿往上一翻,又昏迷过去了。
  我站起身,看着老姨急剧喘息的胸脯,问总这样吗?表哥告诉我,最近这几天很频繁。我问大表姐,老姨怎么不想活了?
  大表姐哭诉道,她早就不想活了,一缓过来就说。去年她犯了一次病,也是这么折腾,她就说不要再救她了,喘不上气儿,憋得慌,遭不起这罪。她总是拔输氧管,已经拔好多次了,幸亏发现得及时,不然早就死了。
  又有护士进来,给老姨打强心剂。
  扎完针,我和护士一同走出病房,问护士,老姨的病情怎么样?护士摇了摇头,说,不好,现在只靠氧气在维持,氧气一撤就完了。我问,氧气能维持多久?护士告诉我,患者现在不仅是呼吸问题,还肝昏迷,肾衰竭,这样用氧气顶着,十天半月是她,一年半载也是她,她本人却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护士让我去问问主治大夫。
  我来到了医生办公室。医生办公室要比病房干净一些。我走进来,接待我的是个男医生,下巴上有颗痣,正和一个女护士聊着什么,像是挺开心,笑嘻嘻的。见我进去了,女护士走了,边走还红着脸笑。那个男医生见我进去了,明显的不高兴,不耐烦。像是妨碍了他什么,很不自然地用手擦了擦嘴角儿,像是嘴角儿有什么东西,擦得很用力,没有擦掉。我站在他的对面,看见了,他的嘴角上有一根毛发。我没有告诉他,只说,我是四号病房患者李秀兰的亲属,想问一下患者眼下的病情。男医生先是没有说话,伸手从一堆X片子当中找出一张写有李秀兰的片子,插到立在办公桌上靠墙的位置的光片灯上给我看。然后告诉我患者眼下不乐观,肺型P波和ST段改变,频发性房性心动过速,偶发房颤和停搏,偶尔意识清醒,也是病情加剧的表现……
  医生给我介绍着老姨的病情,嘴上沾着的毛发随着嘴的张合在一飘一飘。
  我见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看着男医生问道,如果让患者走得没有痛苦,医院有什么办法?男医生说,没有。安乐死我们国家是不主张的,除非撤药,不给输氧,那人很快就完了……
  医生虽说不耐烦,说得还算详尽。安乐死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安乐死,另一种是延续性安乐死。第一种对于患者来说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第二种是终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不给用药医治,让患者在继续生存则是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来延续生命的长度,涉及到我们自身情感的死法……我没有再跟医生说什么。谢过医生,走了出去。
  一群人侯在医生的办公室门外,我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跟表哥去了他家。
  
  表哥是我大舅的儿子,叫李成和,是蒲草的中学教师。在我众多的表兄表弟中,老姨最器重的也是我们两个,按老姨的话说,是个文化人。
  我的姥姥一共生养了十二个孩子,表哥是我大舅的儿子,表兄弟中他排行老三;我排行二十一。在众多的表兄弟中,我和表哥李成和处得最好。表哥是老师,为人师表,人生得虽说不俊,却极其的聪明,经纶满腹。这一天的晚饭我是在表哥家吃的。
  表嫂是个乡下的家庭妇女,人厚道、温和,对人也热情,每次来她家都是大鱼大肉地招待。
  吃完了饭,我和表哥又聊到了老姨的病情。表哥说,不要以为那些围前围后的人不想让你老姨死,他们让你老姨的病给磨克了。说白了,早就不应该治了,白花钱。医院的院长是我的一个学生,说再怎么治也没意义。就是没人抱这个刀儿,谁也不能说让自己的老姨去死,让自己的老姑去死,那是不孝。就是我这个一家当族的侄儿也不能说,何况其他人……我想起了安乐死的第二种死法。
  表嫂说表哥,就你瞎说,你怎么知道别人的想法?
  表哥笑嘻嘻地说,我是心理学专科毕业,研究一辈子人的心理了,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都这么想。“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个姑,是个姨。就是生身父母又能怎样?这个孝敬,那个孝敬,哪个儿女父母死了跟着去了?儿女死了,父母跟着走的、疯的倒是大有人在。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说可怜天下儿女心的,讲的是天下的儿女情。做母亲的就像一头母猪,生下的崽儿是它身上的肉,母猪疼,崽儿不疼。等崽儿再有孩子了,它才知道自己疼,一辈一辈就是这么疼下来的,也是这么遗传下来的。记住,儿女疼父母,和父母疼儿女,永远不能相提并论,也永远不是一个概念。父母疼儿女是有血缘的疼、心疼、肉疼,儿女疼父母是有血缘的遗传情感疼。不一样,永远不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表面做文章给人看的。表嫂说,表面也行,还有不少儿女面儿也没有。
  我看着表哥问,有没有抢救过来的可能?
  表哥说,绝对不可能,八十多岁的人了,身体机能衰老,都不行了。肝昏迷,肾衰竭就意味着死亡,怎么抢救?抢救过来也是废人一个,躺在那里让人常年侍候,不仅她痛苦,遭罪,别人也跟着揪心。可这话谁去说,谁去动手拔那根氧气管儿,又没花咱的钱。这些侄男侄女,表面上说抢救,心里恨不得让她早些咽这口气……
  我和表哥从他家出来,往蒲草的水库方向走。由于是冬天,乡下有一种无遮无拦的寒冷。
  蒲草有个水库,很大,三面环山,一条大坝拦着,像个大大的湖。每次来我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山光水色自然是很美。
  这是条我很熟悉的乡路,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来到了水库。我和表哥走上来,想起了小时候老姨第一次领我来看水库的情景。   
  那时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又到乡下来玩儿。乡下犹如我的避暑圣地。我喜欢水,又不会游泳,只好跟老姨来。老姨是我一生中第一个认识的会游泳的女人。那时在乡下,游泳的大多是男孩子,脱得光溜溜地往水里跳。老姨领我来了,还有老姐。老姨会游泳,老姐不会,跟着学,我只能在一旁的岸边上看着。无形中,我饱尝了女人在野外游泳的美姿美态。老姨和老姐游泳不像那些男孩子光着身子,她们是穿着泳装的。老姨和老姐穿着她们自己做的游泳衣(那时还没有比基尼),是用花布做的,很是艳丽,穿在她们的身上,兜着他们的胸和臀,露出四肢,在水里游玩儿,美人鱼一般。当然,不是跟那些野小子在一起游。老姨和老姐有她们游泳的地方,是在一个靠水库很近的一个小河叉子里,在水库的另一侧,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我喜欢看她们游泳,就像喜欢吃乡下的烧苞米一样,津津乐道。特别是她们刚出水的样子,穿在身上的泳衣是湿的,紧紧地箍在她们的肌肤上,显示出女性优美的线条,如出水芙蓉。
  我和表哥站在水库的坝上。冬天的水库是封冻着的,阳光下,厚厚的冰层蓝蓝的,反着刺眼的白光,犹如一面无边无际的大镜子,照着天,映着地。我们俩心事重重的下了堤坝,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耀眼的冰面上。
  表哥问我,你老姨的事儿,你怎么想?
  我看了眼远山,群山叠嶂,逶迤绵延,说,这天和地怎么从来就不老,冬天过去了还有春天……人要是能不死该多好。
  表哥说,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说的好,“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不是有情嘛。
  我说,看老姨折腾的那样儿,我也揪心,这口气儿咽了也就咽了。
  表哥叹气道,下不了手啊。
  我说,老姨一辈子没享着福。
  表哥说,你老姨一生中三个愿望,一个都没能实现。
  我看着表哥。
  表哥继续说,她想找个有文化的知书达理的男人,想生两个小孩儿,一丫一小儿,还想有三间漂亮的大瓦房,一样都没能实现。眼下想痛痛快快地死去都办不到,一群人拼命阻拦。
  我说,一辈子没过着好日子,老了,还这么遭罪。悲哀呀。
  我突然想起了老姐,问老姐现在怎么样了?表哥说,慧芝老姐三年前走的。她和你老姨为了争一个男人,四十多年没说话。老姐走的时候,你老姨想见一面,老姐都不同意。
  我问表哥,她们相好一个男人了?表哥笑了笑。
  ……
  
  这一夜,本应该是在表哥家住,却没有。我跟表哥说,我想去老姨的老宅住,很多年没住了,想去看看。表哥理解,也就没说什么。天黑了,我们从医院出来,表哥陪我到老姨的家。帮我生了炉子,烧了炕。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老宅,我小时候每次来都要住在这里。在乡下,一个房子如果不想翻盖,也能用个百八十年。老姨的房子和老姨一样已经很老了,满院子的凄凉。房顶上还长着些许的蒿草,早已没了绿色,枯黄着,随着寒风摇曳,显得很冷的样子。我走进屋,拉开灯,看着房间里的陈设,和我小时候见过的没啥变化。朦胧中,我看到了一些挂在北墙上的照片。大多是老姨年轻时照的,有手捧红宝书的,有梳大辫子的,有合影,还有单身照,面目表情却差不多,木木的,僵硬的,严肃的,那样子,每一张都可用做遗像。我看了一下其他人的照片,也都是严肃的,一本正经。那个年代的人照相是很少笑的,不知为啥。再细看,还有我,老姨是抱着我照的。照片中的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儿的娃娃,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开着裆,露着小鸡鸡,目光稚嫩得有些恐惧。老姨穿的是一件旧式对襟棉袄,由于是黑白照,看不清质地和颜色,也看不出棉袄的新旧,棉袄的领子做工精细,小手儿似的托着老姨那张俊美的脸,白净净的好看。我也是一张小白脸儿,头上戴着个手工编织的绒帽,是老姨亲手给织的,绒帽上还有个虎的图案,戴在我的头上,把我弄得虎头虎脑。墙上那么多照片,有两张是我跟老姨的,至今还有记忆,印象深刻。
  我躺在炕上,炕不是很热,想着小时候来老姨家。那时老姨的房间总是干干净净,亮亮晶晶,东西摆放得也总是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还有一种香草的味道。那种香味儿,至今难以忘怀,很特别,不用闻,是可以想象的一种香,清清的,淡淡的,侵入心脾的香,闻起来很提神。现在却只有寒冷和潮湿了……
  
  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晚,早饭同样是在表哥家吃的。这一天是腊月初八,表嫂给我做了腊八粥喝,喝得我满头是汗。吃饭的时候表哥问我,昨晚睡得咋样。
  我说,从工作到现在这么多年,头一次睡了一次好觉,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方。乡下真静啊。
  表哥说,老宅就是能冷一些。又说,其实,城里没什么可待的。
  我说,我想把老姨的那所房子买下来。
  表哥说,愿意住你就住,买它干啥,你也不能总回来。
  我说,我喜欢那个地方,要买下来,老姨不知能不能同意。
  表哥说,他都昏迷不醒了,怎么说话。
  我问,按当地的房价,老姨的这个房子能值多少钱?
  表哥想了想,说,撑死四万。
  我说,我拿五万,你给我做见证人。反正是老房子,她也用不着,闲着也是闲着。老姨眼下需要的是钱治病,我想给她转院,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看。
  表嫂说,医院不能同意,他们想挣这笔钱,他们治不了病,还不想让患者走。
  我看了眼表嫂,觉着她说的是实话。我们城里的一些医院,何尝不是这样。
  表哥说,你的心情是好的,我看没那个必要。
  吃完了饭,我和表哥又去了卫生院。
  老姨依旧昏迷不醒。旁边的床上坐着几个亲属,在那儿陪护着,见我们来了,都站了起来。
  我问,昨晚老姨咋样?
  大表姐说,不好,又折腾了两次,上半夜一次,下半夜一次。醒过来了,自己就撸氧气管和输液管,可能是上不来气儿,憋得要蹦起来了,双手抓挠着自己的胸,都抓破了,让我们给阻止住了,按住了双手,头就往墙上撞,直到再一次昏迷过去……
  我听着他们的述说,口气中带着无奈和不耐烦。这时一个护士走进来,说哪位是家属?患者的医药费不够了,需要续一下。
  大表姐问,不是昨天续的三千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护士说,你问不着我,问患者吧,昨天晚上折腾一宿,用了什么药,怎么抢救的你们自己清楚,实在不明白就去问主治大夫。
  护士这么一说,没人再敢说话。护士走了,我和表哥也跟了出来。我们来到走廊里,问护士,还需要交多少钱?
  护士小声对我说,看你像个明白人,跟你说吧,这样的患者救不救没多大意思。我们该用的药也用了,该上的器械也上了,还是这个样子,都快一个月了,一点儿不见好转,最终的结果就是劳民伤财,交多少钱都是打水漂儿。
  我看了眼表哥,表哥没说话。护士走了。我对表哥说,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吧。
  
  病房太小,也没有坐的地方,一群人来到了医院附近的老舅家。表哥找来了几个年龄也不小的长辈,有我的五舅、四舅、二姨夫及当村主任的二舅家的大表哥,还有我的大表姐。
  到了老舅家,表哥偷着跟我说,不要自作主张,这些亲属的关系挺复杂。特别是钱的问题,有不少人还欠着老姨的钱,说白了他们是不想还,就等着你老姨咽这口气儿,人死了,账也就烂了。我看了眼表哥,心说这怎么可能?表哥说,乡下就是这样,有的是没钱还,有的是有钱不想还。老姨没有后人,欠钱也无人追究……
  老舅家这些年和蒲草其他人家差不多,没什么实质性变化,说穷也不穷,说富也不富,看家里的陈设和人的精神面貌也就是混日子过。由于天儿冷,七八个人都尾座在一铺大炕上。
  在这里,我是唯一的城里人,他们对我总是保持着那么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先是聊了些别的,聊到了城里的生活,聊到了我的母亲,最后聊我。他们知道我是写书的,对我还是有些另眼看待的。
  老舅问,还写书啊,当官儿多好,写那个东西干啥?怪累的。
  我瞅老舅笑了笑,说,老舅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
  老舅说,不行了,今天是你老姨,明天就可能是我,蜡头儿都不高了。
  四舅问,你写书挣钱吗?
  我红着脸,说,有少许的稿费。
  四舅问,稿费,多钱啊?
  我说,说不准,按字数算。
  四舅惊讶,按字数算,一个字多钱?
  我说,有的两毛,有的五毛,有的一块。”
  四舅说,那就多写点儿呗。
  我笑了,说,是应该多写点儿。
  这时表哥李成和说,这次小表弟从城里回来,是专程为他老姨来的,老姑眼下的病情挺重,大伙说说怎么办好?
  我说,对,还是大家说说吧。老姨生病这么长时间,你们住的比我近,照顾老姨都很辛苦,我这个做外甥的也没尽到什么责任,我的意思是想把老姨转院到城里去,钱由我来出,不知大伙是什么意见。
  一听转院,大伙都不同意,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第一个反对的是我的老舅,说不行,死也得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
  五舅说,都这样了,还折腾个啥,七八十岁的人了,又不年轻,再说医院说转院有危险,人家不愿意给转。
  大表姐说,他们是想挣咱的钱。
  老舅说,我看是没希望了,只是不知啥时咽这口气儿。
  二姨夫说,氧气一拔,这口气儿就没了。
  五舅说,钱儿也花的差不多了,这些日子,三万块钱出去了吧?我想秀兰再也拿不出多少了。
  老舅说,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找个人嫁了好不好,偏偏看上了右派,把人家害了不说,把自己也耽误了。如今光身一人,没儿没女,让大伙跟着受累。
  二姨夫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啥?
  大表姐说,不管怎么样都得救。死是死的,不救是不救,老姑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我了,不能让村里人指我的脊梁骨说我不想救,……说着,很是为难地流下了泪。我看了眼大表姐,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佝偻着身子,还配着满头的白发。我伸手抚摸着大表姐的手,安慰着。
  当村主任的大表哥说,这病就是劳民伤财的病,结果是钱也祸祸了,人也没了。还赶不上得癌症,死个痛快。
  其实这话是不中听的,可大表哥说了又没人反对。我看了眼在场的人,都没什么反应,像是都认同这种说法。
  老舅说,死就死了,早死早托生。
  四舅说,就是,我要是有那天,我就自杀。
  表哥说,老姑又不是没自杀过,她死得了吗,我们哪个忍心?还不是让大
  伙抢救过来了。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不说话了,像是把老姨抢救过来了有些后悔。
  我说,老姨对咱们都不薄,特别是对我,小时候最疼爱我。昨天我和主治医生见了一面,医生说老姨的病情很难好转,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救还是不救。现在只要氧气一撤,老姨也就走了。
  老舅说,话说得轻巧,理儿倒是这个理儿,可谁说撤氧气这句话?谁去拔这个管子?
  五舅说,就是,谁的心也不会这么狠。
  ……
  大表姐不再说话,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哭。
  老舅又说,咱也想救,大伙换着侍候呗,可钱怎么办?她自己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种病可是个无底洞。
  大表姐哭着说,我就是要救。怎么没钱?谁欠老姑的钱都还了,不就有钱了?
  在场的人又都不说话了。我看了一眼,在座的百分之八十欠老姨的钱。
  ……
  屋内的土炕是热的,空气却很凉,外面虽说有阳光,可冬日的阳光就是热不起来,它给人带来的暖都是表面上的。
  我们就这样散了。
  
  我和表哥走在雪地上,把雪地踩出了一串脚印。
  昨天夜里又落了一场雪,把前几天下的雪给覆盖了,增添了新的洁白。
  白日里,老姨由那些表姐表妹护理,用不着我们男人。我和表哥实在没地方可去,便又去了水库。在蒲草,在冬天,水库就像我们城里的公园。
  我和表哥都没话可说,我又想起了刚刚商量事时每个人的嘴脸,觉着事情难办,也很复杂。我和表哥站在落雪的冰面上,双脚不停地玩着冰,打着跐滑。玩儿了一阵,我突然对表哥说,那房子我买了,五万,咱去医院交钱吧。
  表哥说,你想好了,真的不值那么多。
  我看了眼表哥,说,只要老姨没吃亏就行。钱只有花的时候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果她缓过来,这房子我就不要了,就等于我拿钱给老姨看病了。
  
  又到了晚上,眼看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老姨又开始折腾,又是拔氧气,又是薅输液管,疯了一样,在一旁的人又是一阵的阻止。医生来了,护士也来了,又是给老姨打针,又是给老姨灌药,直到老姨安静下来。然后,又是氧气又是输液地上了老姨的身。我没有去阻止老姨的折腾,也没有去阻止护士和医生的抢救,就那么看着,心很疼。
  这一夜是我陪护的老姨,上半夜挺平静,表哥陪我坐到十点多钟才回去睡觉。送表哥走的时候,在医院的门前,月光下,表哥看了我一眼。我明白表哥的意思,说,我再陪陪老姨吧。
  病房里很静,也很冷,只有我和老姨两个人。病房很脏,墙也不白了,到处都是苍蝇的粪便和被打死蚊蝇的痕迹。地面本应该是水泥的,却没了那种色彩,只有过道处能看出水泥地面的本色,也是斑斑驳驳。床底下更是脏兮兮的,全是尘灰,堆满了废罐头盒子和废饮料瓶子之类的东西。病床就更是旧了,是七十年代的那种在医院常见的木床,本应该是白色的,却有些旧得发黄。老姨身上盖的白色被子,也是皱皱巴巴的不堪入目。老姨是干净人,一旦知道身上盖着这种被子,非嫌弃死不可。老姨是有洁癖的,她的衣服和什么东西是不准别人乱动的。这些亲属只有我她不嫌弃。我拿过老姨自己的衣服,遮住了她的上半身,然后又重新掖了掖被子,整理了一下她那扭曲的身子,尽量让躺在床上的老姨能舒服一些。病房的灯光冷清清的,我借着冷清的灯光,看着老姨的脸。我想那不是老姨的脸,老姨的脸我是熟悉的,小时候我抚摸过无数次。那是张白嫩的脸,肤色好,有弹性,且有一种淡淡的胭脂味儿。眼前这张脸,却是土色的,带有皱褶的,瘦弱的,皮包着骨头的。老姨的嘴是大张着的,牙没了,那张着的嘴是一个黑黑的洞,艰难地呼吸着每一口气。我看着她,仿佛自己的气息也有些紧张。老姨是被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管子网到病床上的。
  我伸手,去摸老姨的手。她的手比脸还要枯瘦,如同乡下在太阳底下爆晒的干柴。我的一颗眼泪落了上去。我又把手伸进老姨的被窝,想摸摸她的脚,给她按按摩。记得小时候,我总是搬着老姨的脚趾学数数,她也很喜欢让我摆弄她的脚趾。有时候,我的小手碰着她的脚心,痒痒得她直笑,脚也直往回缩。缩回去,又伸出来,还是愿意让我摸,让我给她按摩。那时老姨的脚是光滑的。在我的印象中,老姨的脚比妈的脚长得耐看。妈的大脚趾极长,无论穿什么鞋先破的肯定是大脚趾的位置。老姨的脚长得小巧,白净,有些像艺术品。只是当我的手摸上去的时候,不禁缩了回来。我把被子掀了一道缝儿,去看老姨的脚,眼前的这只脚是畸形的。很难想象从前那双好看的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忍心再去为她按摩了,怕把老姨的脚弄疼了。
  
  夜很深了,我坐在老姨的身边,想起了表哥给我讲的老姨的故事。
  老姨一生中真正看好的男人只有一个,那是一段并不轰轰烈烈,却有些凄惨的爱情。那男的姓贺,叫贺来,是蒲草的中学教师。贺来不是本地人,是黑龙江唯一一个分配到蒲草改造的右派分子。老姨和老姐认识贺来是在一次公社组织的批斗他的大会上。大伙批完了,贺来作检讨。老姨和老姐在底下听。老姨和老姐都被这个右派吸引了。老姨喜欢贺来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老姨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声音?清晰、清脆、嘹亮,声音不大却字字惯耳。老姐想,人间还有这么高大的男人,昂扬、挺拔、肩宽胸阔,在蒲草,属于最伟岸的男人了。老姨不能忘怀了,老姐也不能忘怀了。缘分说来就来了,不仅老姨的缘分来了,老姐的缘分也来了。
  老姨和老姐认识贺来之后,两个女人便偷偷地开始对贺来暗恋着。她们的那颗心除了每天工作,想的就是贺来了。贺来原本是教语文的老师,到蒲草来,因为是右派,由语文老师变成了体育老师。可时间长了,有时语文老师缺课,就偷着让贺来给上那么一两节课。校领导见贺来课教得好,也没有什么反动意识和言论,渐渐地也就语文和体育一起兼着教了。贺来是右派,多干活也不敢说什么,让教就教呗,也就把小学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和体育课都承担了起来。老姨为了听到贺来的声音,时常来学校偷听贺来讲语文课。老姨被贺来那磁性的声音给迷住了,简直是让她如痴如醉。老姨来偷听语文课,老姐就来偷看体育课。按理贺来教体育不是很内行,可不教又不行,就学着其他体育老师的样子教了起来。像不像,做比成样。这就给老姐一个很是方便的观赏机会。只要成衣铺不忙,一有闲暇,她就背着老姨往学校跑,看贺来上体育课,看贺来那魁伟的身材。当然,老姨和老姐对贺来的这种关注,贺来是不得而知的。
  老姨第一次偷听贺来讲课,是在那次在批斗会上认识贺来一周后的事情。这一天上午,老姨把该干的活干完了,心里有事儿,总惦着去学校见见贺来,听听他的声音。只是这事儿不便跟我老姐说,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老姨念过书,不多,三年小学,小学校她是很熟悉的。老姨来到学校,心忐忑着,唯恐见到熟人,也怕人家问她干什么来了?特别是一些老师,是很熟悉的,也时常到她的成衣铺去做衣服。遇见了不好解释。好在是冬天,天儿很冷,老姨穿着大棉袄,还围着条白色手织线围脖。不仅将头包上了,将脸、嘴、鼻子也都捂了个严严实实,只露着两只眼睛。这样就很难有人能认出她了。那时小学校还没有楼,只有两趟红房,一到六年,每年级两个班,一共十二个班,十二个教室。老姨不知道贺来在哪个教室上课,就从前趟房走到后趟房开始找。看着窗口,听着声音。小心翼翼的。从头走到尾,也不见贺来的影子。心里正着急,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吓了老姨一跳,忙躲了起来。好容易,盼到了上课的铃声又响了,学生们和给上课的老师都进了教室。老姨才又从角落里走了出来。还是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找。当来到三年级二班的时候,猛然听到了一种声音,清亮,爽朗,掷地有声的念着一篇寓言课文:“……小灰兔没吃的了,就到老山羊的家里去要白菜。在路上,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往老山羊家里去。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儿来的?小白兔说:“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老姨停下脚步,听出这是贺来的声音。精神顿时紧张起来,心狂跳着,腿也有些发软。她靠到红砖墙旁,躲在教室外窗子的一侧,偷听着。虽说是冬天,好在没有风,上午的阳光还是很灿烂的,并不是很冷。为了听清贺来的声音,老姨将围包在自己头上的围巾向下拉了拉,露出两只耳朵听着。她不再听他念什么了,她不是来听课的,是来听他的声音的。听着听着,老姨想起了第一次批贺来时,贺来的样子,不卑不亢,不反驳。他穿着一身很旧的中山装,灰色的,领口和袖口都绽破了,可依旧是整洁干净。他的面目白净净的,头发不是全黑,配着几根白发,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老成。他穿的鞋也不是很好,是那种当时供销社买的黑色条绒布棉鞋,灰灰的,应该是洗得次数多了,掉了本色,鞋帮处也有了破损……老姨正想的投入的时候,猛然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老姨转过神来,向远处望去,一个老师模样的人从前面教室的方向走来。老姨认识,是小学校的一个副校长。老姨便慌忙地走开了。
  老姨回到了成衣铺,老姐问,老姑,干啥去了,有两个人找你做衣服。
  老姨说,回家一趟,天冷,把炉子生着了。
  老姐说,老姑,我看好一个人。
  老姨问,谁呀,你看好一个人可不容易,哪家的公子?
  老姐反问老姨,道,老姑,你说那个右派咋样?
  老姨听到老姐的问话,刚刚拿起的剪子轻轻地落到了案板上,案板上铺着布,没有发出更大的声音,老姐也没察觉出什么。老姨说,你胆子不小,那可是右派。
  老姐说,我真喜欢他的身材,大个儿,挺拔,四方大脸的,真像个男人。你看咱们这儿的男人,就像土豆没长开,球球儿的。
  老姨心慌着,嘴上却说,球球儿的也比右派强,他会毁了你的。
  老姐不再说话。第二天的下午就跑到小学校看贺来上体育课了。
  老姐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她去学校见贺来的做法已经早老姨好几天了。老姐见贺来不像老姨那么麻烦,也没那么胆儿突突的。她有个一家子的外甥,在蒲草的小学校念三年级,也是在三年二班,她把贺来上课的课程表给弄来了,贺来什么时候上什么课她清楚着呢。老姐喜欢贺来的身材,也就喜欢看贺来上体育课。看贺来上体育课是不管成衣铺忙不忙的,只要想看了,扔下手中的活儿就去。看完了跟没事儿似的再回来,嘴里哼着当时时兴的小曲儿,高高兴兴地继续做活儿。这么说吧,只要贺来有体育课,她几乎都要来看看。
  这一天的上午,老姐再一次来学校看贺来上体育课。不曾想的是串课了,把第二节的语文,串到了第三节,把第三节的体育串到了第二节。老姨也来了,老姨原本对贺来什么时候上语文课是没有把握的,可时间久了总来,基本上也就摸清了他什么时候有课,什么时候没课。可今天来了却没在教室见到贺来,正纳闷儿往回走的时候,在校园里发现贺来在给孩子们上体育课,一下子精神头又来了,就呆呆地站在校门口偷偷地看着。不曾想的是老姐也来了,老姐满有把握贺来第三节上体育课,趁她老姑不在的时候早些溜出来,溜得有些太早了,第二节课没上完就来了,万没想到在学校的大门口看见了她的老姑。我老姨见我老姐也是一愣,老姐问,老姑你怎么在这儿?太突然了,老姨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就说,我到学校办点儿别的事儿,等人。又问老姐,你不在铺子里跑这儿来干啥?老姐扶在老姑的耳旁小声道,我是来看贺来的。老姨恍然大悟,看着老姐,目光很是惊讶,问,看贺来?你疯了,她是什么人?老姐说,什么什么人?老姨上去拉住老姐说,你跟我回去!就硬是把老姐拉回成衣铺。
  老姨和老姐回到成衣铺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老姐一下子甩开老姨的手,说,你干吗?老姨说,你说我干吗?不准你胡来!老姐揉着被老姨扭痛的手腕,说,我怎么胡来了。老姨说,他是右派,你就是胡来了。老姐说,右派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老姨说,你小点声好不好?嚷什么?怕人听不见呀?老姐不说话,仍旧是不服的态度。老姨看着老姐气得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嘴唇直哆嗦,道,你再胡来,我告诉你爸。小心公社把你开除。老姐没有反抗,一屁股坐到凳上。两眼喷着火,真想把自己的老姑烧焦了。
  一晃几天老姨看着老姐不让动窝,老姐见不到贺来简直要疯了,说,你能看住我的人,看不住我的心。老姨说,我不管是人是心,我就是不同意。老姐哀求老姨道,老姑,你说贺来哪儿不好?老姨说,哪儿都好,就是右派不好。老姐说,嫁就嫁这样的男人,一辈子也值了。老姨听老姐这么说,突然不说什么了,她的目光极其无奈地看着自己的侄女,心情很复杂,便很是气愤地坐下来,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儿……
  老姨真正和贺来面对面,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
  已经是腊月天了。这一天的夜里,蒲草落了一场大雪,早上老姨正一个人在清理店铺门前的积雪。这时老姐还没来上班。自从老姨阻止老姐去见贺来,老姐就闹情绪,每天来得都很晚。没办法,生炉子,扫地,抹灰只能是老姨一个人做。老姨正扫着门前雪,扫着扫着,发现眼前的雪地上出现一双脚,抬头一看,老姨险些晕过去,一个高大的身躯站在了她的眼前。老姨的脸当时就红了,这是老姨从未有过的羞红,她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贺来先说了话,想做一件衣服。
  贺来在老姨的大辫子的吸引下进了成衣铺。由于是早上,火炉刚刚点燃,屋里的温度还没有上来,老姨没话找话地说,屋里有些冷。贺来说,我那儿比你这儿还冷。
  老姨壮着胆子看着贺来,问做什么样的衣服?老姨终于又见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男人了。第一次他们是远距离的,今天是近在咫尺的,贺来那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样子,老姨看了就是舒坦。
  贺来说,我也没做过衣服,过年了,随便做一件就行。换换新。
  老姨向他的身上看了一眼,依然是那天开批斗会时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领口和袖口已经绽得很开了,飞了边沿,却依旧是干净的。老姨拿过尺子,来到贺来的身边,量着上身的长短,腰围的粗细,胸肩的宽窄,袖子的长短,领口的大小。那一瞬间,老姨的心是不平静的,她从未有过的认真,从未有过的拘谨,好像一口气量完的,大气都没敢喘。量完了说,面料我给你选吧,半月后来取。贺来很高兴,点了点头,走了。
  贺来的到来,如同冬日里给老姨那颗冰冷的心添了一把燃烧的火。老姨兴奋了一段日子,兴奋的劲儿使在了给贺来做的衣服上。老姨给贺来做衣服不在白天,是晚上。成衣铺的晚上是静的。老姐下班了,也没有其他客人打搅了,老姨可以专心致志,认认真真地干她的私活儿。老姨先是选了块上好的做衣服的面料。那个时候没有太多太好的料子,大多是以棉或涤卡的黑、黄、蓝色的面料为主。老姨把自己珍藏的一块纯毛料翻了出来,用手在布上拃了拃,量了量,正好够给男人做一件上衣的。老姨用手将布摊开,用熨斗熨平。这是老姨压箱底的东西,一般是不舍得用的,今天拿出来用了,足以证明老姨的心思。老姨将身子抚在那块深蓝色毛料布上,认真地勾画着,那么的细致,那么的耐心,像是在给自己描绘着美好的未来。老姨用了整整五天晚上的时间,缝好了一件中山装。做完了,看了看,很是满意。老姨把做好的衣服贴在自己的脸上,像把脸贴在贺来的胸上。
  老姨提前十天完成了做衣服的任务,自然是兴奋的,便急着把衣服送给贺来。可还有十天贺来才能来取。老姨本是想去贺来那里把衣服送给他的,可贺来是右派。老姨知道右派是不可以接近的。你可以打他,可以骂他,可以批他,就是不能靠近他。老姨是没有那个胆量的。可算盼到了十天,这一天的下午,贺来来取衣服了。当时老姨不在,老姐接待了贺来。老姐做梦也没想到在成衣铺能见到这个心目中的伟岸男人。当时老姐正在做活儿,在往一件女士的衣服上缝钉扣子。钉着钉着突然手扎了,大拇指出了一点血,老姐将拇指含在嘴里吮血,猛抬头,看见了贺来,老姐一下子站起来。
  贺来的出现,把整个房间照亮了,也把整个房间显矮了。老姐有些不知所措了。老姐盯住了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本是想问做什么的,没张开嘴,是贺来说来取衣服的。一句话把老姐说愣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高大的男人来过,什么时候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老姑没跟她提过贺来的事儿。她打心里责备老姑,有事儿瞒着她,便有些不悦,可又没法说出来。于是说,老姑不在。贺来看着老姐说,那我下次再来吧。老姐忙说,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便开始翻那些做完了的衣服。翻了一气,觉着哪个都不像,就问贺来,是什么时间来做衣服的?贺来说已经半个月了。老姐这才停下手来,说可能是还没有做好,要过年了,活儿特别多。贺来转身要走,老姐忙问,他们为什么批你?贺来纳闷,问,你认识我?老姐红脸道,你不是贺老师嘛。我们批斗过你。贺来低下了头,说,批斗好,我是应该接受改造的。老姐说,他们不应该批你,你能犯什么错?贺来说,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就说我是右派,说是就是呗,就把我弄你们这儿来了。老姐说,我看你像个好人。贺来说,没人敢说我是好人,都说我是个右派分子。老姐固执地说,我就说你是好人。老姐也不知再说什么了,她本想把去学校看贺来的事儿告诉他,还是没说,总觉着有些唐突或有些难为情。也就不再说话了。贺来说,那我走了,改天再来取。贺来便转身走了。老姐看着贺来的背影,有些恋恋不舍。
  贺来走了。老姨也回来了。老姐也没跟老姨说贺来取衣服的事儿。老姨没见到贺来,便有些着急。又等了两三天,还是不见贺来的影子,便决定亲自给
  送去。
  雪还在下,下得天昏昏地茫茫。这一年冬天的雪出奇的频繁,无论白天晚上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老姨从成衣铺里出来,怀里夹着个黑色包裹,顶着北风烟雪,艰难地向学校走来。
  贺来住在学校的门卫,就一个人。这时的学生已经放寒假了,既没有学生上学,也没有老师上课,都放假回家准备过年了。只有贺来不能走。贺来是右派是没有假可放的。领导安排他在学校打更。
  学校门卫的房间设在校园的大门口,不是很大,是用一块块土坯垒起来的,矮矮的,一门一窗,屋后有个小小的烟囱,在大雪中冒着淡淡的青烟。这时的天虽说已经黑下来了,四野还是有些亮,是雪的亮。
  老姨敲响了贺来的房门。
  贺来开门,先是一愣。老姨的头上是包着一块红色围巾的,贺来没认出来,问找谁?
  老姨将围巾从头上抹了下来,露出了冻得有些发红的脸,贺来才看清,惊道,怎么是你呀?随后向老姨身后的四下看了看,没见什么人,便把老姨让了进去。
  房间的灯很暗,蜡烛般的亮度。贺来见老姨来了,既紧张,又有些喜出望外。他不知怎么好,先是慌忙地将窗帘遮上了,然后又是让座,又是倒水。门卫屋内空间很小,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学生用的长条课桌,上面有好些书本儿,一盏台灯,一把椅子,西墙上靠床的位置贴着一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画像,床头及窗台上放的全是书。地的西北角还有一个火炉,火炉上坐着把水壶,火炉附近的地上堆放着一些准备烧的煤坯。
  老姨说,别忙了,我是来给你送衣服的。
  贺来停下说,这么快就做完了?
  老姨说,早就做完了,就等着你去取,你也不去,怕你急着穿,就给你送来了。老姨边说边把包裹放到了课桌上,打开,里面露出了新崭崭的衣服。
  贺来看了,吓了一跳,说,毛料的,这么贵重的衣服我怎么穿得起?
  老姨抚摸着衣服,说,我送你的,你尽管穿就是了。
  一句话,把贺来的眼泪弄出来了。贺来不说话,也不敢看老姨,看着衣服,用手摸着,眼泪落了上去。
  老姨说,看你,还是个大男人,眼泪都落衣服上了,快穿上试试吧。在老姨的帮助下,贺来穿上了新衣服。老姨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打量着,很满意,说这样的衣服只有你这种有文化的人穿最合适。老姨问,你咋不去取衣服?我不告诉你十五天嘛。贺来说,我去了,前天去的,说衣服没做出来。老姨看着贺来,想起了老姐。
  ……
  老姨送完衣服回到家里自然是兴奋的,同时还增添了对贺来的想念,和对老姐的不理解。
  贺来到成衣铺取衣服,老姐始终没有跟老姨说,老姨到学校给贺来送衣服也没跟老姐说。两个人心照不宣地隐瞒着那么一种东西。只是老姐不像从前跟老姑的话那么多了。他们谁都不谈贺来,只是搁心里默念着。时间就这么慢悠悠地过,两个人冥冥中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眼看就要小年儿了,突然这一天公社下通知,全体职工开批斗会。
  是个下午,快要到下班时间了,公社突然来人通知,说是要开批斗会,老姨和老姐不由得心都偷偷的一颤,相互望了一眼。老姨刚想请假,说身子不舒服,有病,不能参加。下通知的人说,主任说了,谁也不准请假,不管什么事儿,批斗会必须参加。又说,批完了还放电影。那一段时间,蒲草公社经常开批斗会,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地、富、反、坏、右轮番着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坏人。老姨和老姐是供销社的人,自然要参加,就来到了公社的大礼堂。
  蒲草公社有一个大礼堂,平时除了开会还放电影,老姨和老姐来的机会也就很多。两个人来得很早,为了看电影,两个人和平时一样,坐在了前面。
  公社的领导,供销社的人,还有一部分放假被招回来的学生,都到齐了。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走上台,老姨和老姐认识,姓伏,叫伏敏。伏敏是个有家室的人,他相好老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有机会就往成衣铺里钻,有事儿没事儿一坐就是半天,有的没的说起来就没完。老姨和老姐都很讨厌这个人,可又不能表现出来,人家是领导,到你这检查工作也是正常。
  伏敏在台下就看见老姨和老姐坐在了前面,他想,他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当走上台的时候,还特意跟老姨和老姐打了招呼,笑了笑,样子很谄媚。老姨和老姐也都看了他一眼。只听伏敏大喝一声,把右派分子押上来!老姨听罢,心里就一紧,老姐的心也一紧,抬眼去看押上来的人,果然是贺来。老姨的头就“嗡”的一声,老姐的头也“嗡”的一声,老姨低下头去。老姐没有,老姐不仅没低头,还把两眼瞪得大大的看着贺来,老姐当时就是一惊。
  贺来是被两个持枪的民兵押上来的。
  老姐吃惊不仅仅是又看到了贺来,而是贺来穿的那件衣服,就小声问老姨,贺来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你做的?怎么像是你做的?老姐这么一问,老姨听了也是一惊,忙抬眼去看站在台上的贺来。贺来正是穿着她给做的那件中山装站在台上的。老姨忙向四处看了一眼,小声道,不是我做的。
  老姐见老姑不说实话,又说,不可能,在蒲草,谁能做出这么像样的衣服,还是中山装,看样还是毛料的呢。这个人也真是,不年不节的,让人批斗还穿这么好。
  老姨听了生气,说,不是就是不是,便站起身,走了。老姐见她老姑走了,她也跟着走了。
  老姨和老姐回到了成衣铺,天已经很黑了。两个人没有开灯,坐在那里。这时,屋内的炉火已经灭了,屋子里冷清清的。老姐不理解地看着她的老姑,问,怎么了?老姨先是没说话,她的眼前还是闪现着贺来的影子。老姐说,不就一件衣服吗,做就做了呗。
  老姨突然说,他是右派,谁敢给他做衣服?你疯了!
  老姐说,右派咋了?右派就得光着?你要是害怕,就说是我做的!
  老姨看着老姐说,他的衣服是我偷摸摸给做的。
  老姐吃惊道,真是你做的?
  老姨说,是,我刚给他送去没几天。
  老姐又问,你去他那儿了?老姐突然明白了什么,看着她的老姑,说,老姑,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老姨说,慧芝,你说在咱蒲草还有像贺老师这么优秀的男人吗,那谈吐,那气质。我去过他住的地方,屋子里全是书,虽说没什么像样儿的东西,那个干净就别提了……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老姨这么一说,道出了她对贺来的心思。老姐看着老姨,心中不禁一阵慌乱。
  老姨又说,你看他站在台上,头是低下了,腰板儿拔得溜直。你还没听过他讲课呢。那叫个好听,我一听他说话,我的身子就发软。那说话的声音简直像电匣子(收音机)里的播音员。
  老姐在一旁嘟囔,我说嘛,干么你不让我跟他见面,原来你也看好他了。
  老姨说,傻孩子,他是右派你知道吗。怎么敢拿婚姻去开玩笑。
  老姐仍淡淡地说,我就是看好他了。
  老姨像是问老姐,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喜欢一个人,是放在心里好,还是让他知道好。
  老姐说,喜欢就得在一起。你放在心里,人家也不知道啊。
  老姨不再说话了,痴呆呆地望着窗外。
  老姨和老姐就这么坐着。老姨突然说,你回去,看看批得怎么样了,咱俩不能都出来,那个姓伏的会起疑心。
  正说着,门开了,公社的秘书走进来,说,你们怎么躲这儿来了?伏主任让你们俩去参加批斗会,并让她们俩选出一个进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老姨说,我不会批判。老姐说,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成右派的?秘书严肃道,不会批也得批,这是态度问题,也是给你们的政治任务。说完,秘书先走了。老姐和老姨随后又回到了大礼堂。批斗会是有批判内容的,今天批斗贺来的主要内容,是因为贺来穿了一件新衣服,还是毛料的,说他没有改造好,批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老姨听了,就后悔给他做了这么好的衣服,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老姨和老姐再次进来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学生在台上进行批判。老姨和老姐坐在原来的位置,听着学生批判老师。这时,那个伏敏走过来,小声问,你们干啥去了?老姨看了他一眼,说,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伏敏转过目光问老姐说,你也不舒服?老姐说,我帮老姑去取药了。伏敏说,下一个该你们俩批判了,你们谁批?老姨看了眼老姐,说,我不会批判人。付敏就对老姐说,那就你批,不批证明你们的思想觉悟有问题。老姐看了眼老姨,没说去不去,伏敏也就走了。这时台上的学生批完了,伏敏上了台,说,下面由供销社缝纫组的李慧芝进行批判。老姐听了,无奈,上了台。
  老姐上了台,并没有批判贺来,而是直接走到了贺来的旁边,往那儿一站,不说话。台下的人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老姐,台上台下一片寂静,都在看着台上的一男一女。主持批判会的伏敏也蒙了,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上来的人不批判,反倒和被批判的人站在了一起?过了能有两分多钟,台下渐渐有了躁动,伏敏这才走上台来,问我的老姐,李慧芝,你怎么不批判?老姐看了眼伏敏,还是站在贺来的旁边,说,我不会批,批啥?在台下的人听了就哄堂大笑。伏敏对台下喝道,严肃点儿!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台下又静下来。伏敏又对老姐说,你不会批你上来干什么?
  老姐说,是你让我上来的,我说我不会批,你硬让我批。我批不了,就在这儿陪他站着呗。
  伏敏说,他是右派,你怎么能跟他站在一起?你看他穿的,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老姐说,不就一件衣服嘛,怎么就能扯到小资产阶级思想上来。
  伏敏说,你也是有问题,没认识上去。你看看,这是一般的衣服吗,毛料的,穿在他的身上不合适,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老姐说,这我可不知道。
  伏敏突然问贺来,你说,你这衣服是谁给做的?
  贺来在台上微微抬起头,看了眼老姨,没说话。
  伏敏大声道,贺来,我问你这身衣服是谁给做的?
  贺来刚要说话,老姐说,是我给做的。
  台下的人听了一阵哗然。贺来也瞅着老姐,老姨也瞅着老姐。
  伏敏疑惑道,什么?你给右派做的衣服?
  老姐坦然地说,对,是我。
  不对,不是她做的,是我给做的。众人看着台下站起来的我的老姨李秀兰。
  老姨走上台来,对伏敏说,贺来的衣服是我做的,不是慧芝做的。
  老姐辩解道,是我做的。
  老姨和老姐这么一说,把主持会的伏敏给搞糊涂了。他对老姨说,她说是她做的,就是她做的,怎么会是你做的?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呀,争什么?
  老姨说,我知道不是好事儿,但真是我做的。
  老姐刚要说话,老姨又对伏敏说,你问她,是什么时候给做的,什么时候接的活儿。
  伏敏对着老姐说,对呀,你说什么时候给他做的衣服,什么时候接的活儿?
  老姐看着贺来,不知怎么说好。
  老姨对伏敏说,我告诉你,是上次开批斗会后做的。贺来到我们成衣铺来,我接的活儿。不信你问贺来。老姨去看贺来。
  贺来不说话,点了点头。
  伏敏气得脸紫红,瞪了老姨一眼,像是在说,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我帮你,你硬要往火坑里跳。便对老姐大声道,你下去,让李秀兰在这站着,两个人一起批斗!
  老姐无奈走下台来。
  台上站着老姨和贺来。这时又有人自告奋勇上来批判,但批判的内容变了,从批贺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转成了贺来和老姨有男女关系的批判。
  ……
  这一夜,老姨没有被放出来,和贺来一起被关进了公社人保组。
  这一天晚上老姐也没有回家,在成衣铺等老姨一夜。
  老姨回成衣铺,是在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是公社人保组押送回来的,同时宣布了开除老姨在供销社成衣铺的工作。老姐听了便愣在了那里。老姨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听着。
  蒲草那时有个民风,一旦有人乱搞什么男女关系,被人捉奸了,或是被人举报了,是要游街示众的。蒲草的游街很特别,是将两个不轨男女栓在一架大马车后,前面有车老板赶着车,两个人在地上跟着车走,车快,两个人走得就快,车慢,两个人走得就慢。从前街游到后街,一游就是三天。别的大队还可以租借批判,条件是一麻袋黄豆。就这样,老姨和贺来被游了十多天。后来是因为贺来自杀了,才停了下来。
  贺来是死在一天的中午。那天老姨和贺来被租借到一个叫香水的大队,开完批斗会,下午准备继续游街,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贺来对老姨说,是我坑了你。
  老姨说,是我坑了你。
  贺来说,你不应该说衣服是你做的。
  老姨说,就是我做的嘛。干么往别人身上推。
  贺来说,我是右派。
  老姨不说话。
  贺来又说,你跟我遭罪受辱,不值。
  老姨说,值,我愿意。
  贺来无奈,咬着自己的嘴唇,不再说话,痴呆呆地望着远方。
  中午,吃完了饭,老姨跟看他们的一个民兵说,要上厕所。看守的人就押着老姨上了厕所。马棚里只剩下贺来一个人。贺来见机会来了,勉强地挣开捆他的绳子,并用那根绳子把自己吊到了马棚的房梁上。等老姨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
  
  天亮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姨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外面的天也晴了,连续几天的大雪,把蒲草下了个皑皑一片。我又走进了老姨住的那间小屋。由于雪下得过大,老姨小屋的房门被封住了。我把门前的积雪收拾了一下,生了火炉,开始睡觉。昨天一夜没睡,实在有些困。
  我很快进入了梦境,梦到了老姨。梦中的老姨还是那么年轻,白净,个子不高,梳个长长的辫子,带我去水库边的山上采野花儿。我跟着老姨,时而扯着老姨的辫子,往辫子上插野花儿。老姨那长长的辫子,被我插满了花儿,红的紫的黄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走起路来辫子在摆,花儿也跟着摆,摆出了清香。我们高高兴兴地在山上奔跑着,我的手里还有一朵白花儿,想给老姨插上去,老姨不让,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了悬崖,老姨一下子栽了下去,我吃惊地大喊着,从梦中惊醒……
  我醒了过来,吓得满头是汗。这时的天已经大亮了。房间不是很暖。我起了身,穿好衣服,洗了一把脸。这时表哥找我到他家吃早饭。我说了刚刚做过的梦。表哥说,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老姨想的。我突然想起那个贺来,问,那个贺来死了以后,埋哪儿了?
  表哥说,就埋在这个房子的后面了。
  我看着表哥,觉着很稀奇,说,咱去看看吧,便跟随表哥来到了屋子的后面。
  屋子的后面是一个山坳,山坳处有一片白桦树。由于是冬天白桦林的树干虽是白的,树冠却灰蒙蒙的一片。林中有一盔坟,坟不大,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坟包儿。我走过去,有一块很旧的木牌插在坟前,模模糊糊写着几个字,已经看不清写的是什么了。
  表哥说,你老姨告诉我,她死后要跟他合葬。
  ……
  
  又过了两天,老姨也就又折腾了两天。这一天又是我陪护老姨。
  白天,病房里陪老姨的人能多一些,侄男侄女,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不清场,到了晚上很少有人愿意来陪。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把陪护的人靠得有些精神委靡,无精打采。老姨却依旧那么呼哒着,昏迷着,时而醒来,就是不想活了,挣扎着想死,一旁的人就拼命地抢救,又是电击,又是强心剂地折腾,直到她再次昏死过去。侄男侄女们便又要无休止的陪护。把一个个人搞得精疲力尽,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暗暗地有着一种希望。
  房间里很静,只有氧气的滋滋声和老姨艰难的呼吸声。我看着老姨,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那皮包骨的手臂输着药液,心电图的胸部导联和肢体导联纵横交错,我想只要我伸手将氧气一拔,老姨也就享福地走了。
  我不忍心再看老姨了,出了病房,来到走廊。走廊里阴森森的,不仅冷,还静得瘆人,虽有灯光,也是犹如人弥留之际的目光萎靡地亮着。我从走廊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到东头,想着如何让老姨少遭些罪。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想彻底让老姨解除病痛只能是拔掉她的氧气,只是我下不了手。我抽着烟,手在抖着,思维也在抖着。想着想着,我把思维放到了氧气管子上,开始活动,慢慢地往外拔那支管子,拔着拔着老姨的呼吸便开始急促,而且身子不停地抽搐,跳动……我的思维没有停,手也在口袋里慢慢地跟着思维动着,拔着,心电图的T波渐渐地拉直,拉直,直到拉成一条直线……这时,猛地听到一种声音,把夜撕个粉碎,也把我的思维撕个粉碎。我立刻跑回病房,只见老姨身上所有的管子都从她的身上脱落下来,鲜血流了一地,点滴的药液也流了一地……
  
  老姨就这么走了。当所有的亲属知道老姨死去的噩耗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意外和惊讶。他们看着我,像是松了一口气。我胆突突地看着他们,生怕有人问老姨是怎么死的,死前还说了什么。没人问,不仅没人问,仿佛还带着一种轻松,像是在安慰我,走了好,走了她就享福了。他们披着麻,戴着孝,简单地吊唁一下老姨,一天也没有在家停放,就把老姨埋了。原因是老姨没有家室,没儿没女,没有在家停放的必要。也就在没有泪水也没有哭泣的忙乱中把老姨和贺来葬到了一起。
  葬完了老姨,我也该走了。临走时表哥送我,问还什么时候回来?我没有说话,也没敢看表哥,只是在想,那一天的晚上,要是我在病房老姨也许不会走得那么快。想着,眼里的一颗泪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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