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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期《满族文学》
 

忍冬花与自行车

 
高海涛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

——米沃什《礼物》

1

我之所以引米沃什的这首诗,是其中有一句触动了我:“蜂鸟停在忍冬花上”。我喜欢忍冬花。小时候我家的南园子里,每年春天,至少有两个畦子,会开出黄白相间的忍冬花。栽忍冬花是刘子臣先生的主意,作为家乡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私塾先生,刘先生不仅熟读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也精通药理。他说忍冬花又名金银花,是禳灾祛病的好东西,科尔沁那边家家都种。刘先生的话首先打动了我母亲,我们家孩子多,难免三天两头,不是这个感冒,就是那个伤风的,这金银花又好看又治病,栽到园子里,就像家里有个女大夫,岂不太好了。于是就敦促父亲侍弄这花。

这花也真的很神奇。小时候每有微恙,母亲就会煮点金银花汤,全身搓洗两遍,睡一觉就好了。夏秋之际,采下几大捆,让我们搬梯子上房,晒金银花。金银花必须晒,却又不能暴晒。不过我家房后偏巧有棵大杨树,遮天蔽日的,把金银花摊开在房顶上,树荫自然就会罩上去,仿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父亲从来不叫金银花,而是直接叫忍冬。我家的忍冬是藤栽的,父亲用木棍搭起藤架,整个冬天都是绿的,像个小小的邮局,而到了三四月间,花叶就舒展开来,一瓣金一瓣银的,却又不显奢华和俗气,而是既蓬勃又素雅,既婀娜又勤奋,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花开得很“出挑”。这个词是方言,如果说谁家的姑娘“出挑”,那就是可爱和出众的意思,杨柳细腰的意思。而忍冬花无论怎么看,都是杨柳细腰的花。

我带个小凳子,坐在花架旁边看书。我喜欢忍冬花的香味,淡淡的、脉脉的、不言不语的。我看的书是从刘子臣先生那儿借的,主要是诗词歌赋,记得有一首与忍冬花有关:“独表芳心三月尽,忍冬宜唤忍春花“。这诗不错,但我很久没想明白,春天怎么还需要忍呢?现在我明白了,忍春就是不忍让春天归去的意思,因为春天走了,蜂鸟就会走了。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真是恰到好处的描述,因为像忍冬花这样的花,麻雀落下会显得太重,蝴蝶和蜜蜂又有点太轻,只有蜂鸟飞来,轻重才刚刚好。当然辽西很少有蜂鸟,或者几乎就没有蜂鸟。也许此刻,我的思绪就像蜂鸟,轻轻落在记忆中的忍冬花上,让花瓣微微颤抖,却又能撑住,构成一种很美的张力与平衡。

如果这时我听到自行车响,那一定是海华姐。

海华姐是五叔家的二姐,也就是我的堂姐。我家的姊妹虽多,但我和海华姐还是更亲。这是因为海华姐从小带过我。那是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说正好五叔没儿子,就把我送给五叔家了。当时海华姐已经七八岁,就让她哄我,整天拽着我院里院外地玩。可玩了几个月,母亲有一天忽然反悔了,又把我从五叔家要了回来。据说抱我回家那天,海华姐哭得昏天黑地,而且跟到我家不回去了,在我家哄我。直到她九岁上学,才回五叔家住,但赶上放学早或星期天,还是要过来看我。

海华姐把自行车停在外面,进院就直奔园子喊我,说走啊,陪姐练车子去。

2

从前慢,从前的自行车也好看。

但在我讲述海华姐的故事之前,我必须先说说树行哥,因为他仿佛就站在我面前,穿一身开花棉袄,瑟瑟地说:你就不能先讲我的事吗?我的自行车,那才是咱们湾南村的头一份啊!

我出生的那个村叫杨树湾子,但村南是个大队,村北却有座矿山,因此我们的整个村子是南北分治,工农杂居。矿是国营煤矿,而且规模不小,因此就叫杨树湾子矿,而大队呢,却叫湾南村大队。小时候到公社中学上学,自我介绍就说是杨树湾子的,这样含混着说,比较荣耀。但人家要细问,说你是湾南村的还是矿上的?就有些尴尬了。因此我们湾南村的姑娘,一长大了,普遍的想法就是嫁给矿工。这样的选择显然是有道理的,当矿工家属不用下地干活,而且有饭吃,有钱花,更重要的是,家里还往往有自行车。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整个湾南村都没一台自行车,有自行车的都在矿山。成百上千的矿工,有本村的,有外村的,他们每天听着矿山的汽笛上班下班。骑在自行车上的矿工多么令人神往啊!他们从山梁上沿公路直冲而下,就像从天而降的神兵。有的年轻矿工为了炫技,竟然撒开车把,两臂伸开,雄鹰展翅般从山坡上冲下来,让一群大姑娘小媳妇为之惊叫。

但忽然有一天,就像发生了湾南事变似的,跑盲流的树行哥回来了。树行哥从小没妈,兄弟三人都是光棍儿,他们的父亲我叫三大爷。可树行哥人长得很帅,在湾南村是数一数二的,只有一点,不安心农业劳动,喜欢出去跑“盲流”,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家。树行哥那次回来是个秋天,他不仅衣冠整洁,还骑回了一台八成新的自行车,一路响铃。真让人难以置信,多年游手好闲的树行哥,一下子成了村民们的骄傲。从村口到地头,年轻人都围着他,听他讲外面的新鲜事。如果有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按一下车铃,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呵斥,而树行哥却笑笑说:没事,男孩子就是好奇。

树行哥甚至处上了对象,人们看到村西头的满桌姐让他骑车带着,有时去割地,有时去赶集,如果谁开句玩笑,满桌姐就满脸通红,或者跳下车捡块石头追打,很张扬也很浪漫的样子。

然而没过几天,树行哥却被公社抓了起来,说树行哥的自行车是偷来的。树行哥被拷打了两天两夜,甚至被吊起来打。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作为旁观者,只记得民兵们反复问树行哥一句话:你的自行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啊,别说树行哥说不清楚,就连我直到现在,也想不出为他辩解的理由。天上可以掉下林妹妹,却绝不会掉下自行车。何况你一个辽西乡村的农民,每天的工分不值两毛钱,就算你一天工不耽误,一年也挣不下个买自行车的钱啊。当然,树行哥是个盲流,可盲流又会有什么特殊办法呢?在那个年代,当我们谈论盲流,不就是在谈论小偷吗?

因为有自行车的基本上都是矿工,两天后树行哥的自行车就被送到矿上,问是否有丢的,或听说有丢的,让矿工们辨认。但一连几天,这自行车也没人认领。后来听大人们说,还是工人阶级觉悟高啊,终于几个矿工主动站出来了,说树行哥买自行车的钱是和他们耍钱赢的,树行哥之所以没交代是怕连累他们。

几个矿工说的是真是假不知道,可总算为树行哥的自行车找到了出处。耍钱虽然属于赌博,却毕竟不是偷,所以过了些天,公社就把树行哥放了。树行哥的自行车被公社没收了,他被打断了三根手指。

过了寒露,快到霜降的时候,西头的满桌姐要出嫁了。说是不远,婆家在北边,属于内蒙地界了。临行那天,北边来了驾马车,还有自行车,说这是满桌姐唯一的要求,要对方骑车带她一段,再坐马车。早晨吃过饭,母亲说她要亲自去满桌姐家随个礼,而让我抱着一捆晒干的金银花,到三大爷家去看树行哥,嘱咐用这花熬水喝,伤就会好得快些。我去了三大爷家,三大爷正在屋里骂着,树行哥拄着根树条,穿着棉袄,一个人在院门口发呆。院墙很破烂,而他的棉袄显然更破烂,看上去就像是一支狼群附在他身上,而他断了三根手指的那只手,则怯懦地隐匿在狼群里。

3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忘不了树行哥的那身棉袄。自从被打断手指之后,树行哥没有了跑盲流的资本,只好留在村里放羊,春夏秋冬,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那身狼群似的棉袄,这样的棉袄,会不会把羊群吓得不敢吃草呢?其实还是家乡人厚道,他们从不夸张苦难,像这样的棉袄,他们只叫“开花棉袄”,仿佛这样的棉袄,也能凌寒绽放,花开不败,开到荼蘼花事了似的。

现在我继续说海华姐。按理说我应该叫她二姐,但海华姐不让,因为我是她从小带大的,就让我叫她姐。这样她就和家族中所有的姐妹都区别开了,别人的姐前面都有个序号,而她对我来说就是姐,最亲的姐,最纯的姐。

海华姐是我们湾南村最出挑的姑娘,杨柳细腰,聪明能干,初中毕业后,因正赶上“文革”,就没上高中,回村当了赤脚医生。赤脚就是光脚的意思,英文是barefoot,可在我的记忆中,海华姐可从来没光过脚,她的鞋是全村最好看的。那种传统的、民间的、平底的、圆口的、系带儿的布鞋,穿在海华姐的脚上,怎么看怎么周正,怎么雅致,怎么俏丽。姐当然也给我做鞋,千层底的,她一双双地做,我一双双地穿。好像从小到大,我的鞋都是姐做的。

海华姐不仅会做鞋,还会梳头,记忆中她几乎天天都在洗头和梳头。那头发又长又密,有时梳成两条辫子,有时梳成一条辫子,也是怎么看都顺溜。母亲笑话她,说她上辈子肯定是个丫鬟,而不是小姐,因为小姐是不会自己梳头的。海华姐赌气,就经常支使我,她梳头,让我给她举着镜子。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哪怕两手酸酸的,也坚持举着。

但更让人羡慕的,是海华姐有自行车。那车子本来是大队的,因为村里支援过矿山,为表达谢意,矿上就送给大队三辆自行车,都是白山牌的。当时刚有了赤脚医生,上边很重视,老百姓也当回事,大队革委会于是决定,三辆车子,一辆书记用,一辆主任用,还有一辆,就归赤脚医生高海华了。

白山牌的车子结实,有点笨重,不过让海华姐一骑,那就不一样了,显得特别轻盈。姐骑车的样子好看,下车的样子也好看,就连她按响的车铃声也和别人不同,像是给谁做针灸,柔声细语的,玲珑剔透的,晶莹璀璨的。姐每天梳洗完毕,往往头发还没干透,就带着一种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清爽,骑车出发了。然后整整一天,从村里到公社,从学校到矿山,到处都能看到姐那杨柳细腰的身影。

海华姐的自行车是我陪着学会的,她学会了,我也学会了。可问题是海华姐有车骑,而我却只能步行。我走在乡间公路上,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初,即使在辽西乡村,自行车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骑车从我身边穿过,有矿山的工人,也有大连来的知识青年,沈阳来的下放户子女。特别是还有些孩子,他们比我还小,因为腿不够长,就“掏挡”骑车,左脚踏一个脚蹬,右脚从横梁下伸过去,踏住另一个脚蹬,这样骑自行车,身子难免要上下一耸一耸的。从远处看,十几个十来岁的小孩骑车穿行在绿树成排的乡村公路上,起起伏伏,就像是画在黑板上的一段曲线。那是春天,空气十分强大,有时连曲线也看不到了,就仿佛是春天的风在骑自行车,风本身打着口哨,左摇右晃,悠然自得地穿行。

4

米沃什是美籍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去年夏天,有朋友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米沃什诗选》(Czeslaw Milosz:Selected and Last Poems),才让我对这位诗人产生了兴趣。我觉得他这首《礼物》(Gift),几乎是绝妙的诗篇。但也有些诗比较沉重,好像与战争有关,比如《黄色自行车》(Yellow Bicycle),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女孩,喜欢和她的自行车说悄悄话。

当年的海华姐,或许也是个喜欢和自行车说悄悄话的女孩吧。给人们的印象,就仿佛她是个女孩,她的自行车是另一个女孩似的。两个女孩都那么干净清爽,形影不离,走在路上,显得特别亲昵和美好。但突然有一天,这两个女孩却分手了。我坐在南园子里看书,听到自行车响铃,知道是海华姐来了,但那响铃的声音却与平日不同,就像某个刚入学的新生,显得既腼腆又兴奋不已。原来海华姐已经换了自行车,是飞鸽牌。看我一脸懵懂的样子,海华姐也不解释,直接到园子里,折了几枝忍冬花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海华姐处上对象了。母亲说那台新自行车就是男方家里送的,同时还送了几块布。原来的车子呢,说是还给了大队,归妇女主任了。

海华姐二十几岁。以前听说有人给她介绍过几次对象,但海华姐连看都没看,就一口回绝了。母亲说,你姐咋那么有主意呢?说这个对象个子不高,是河东村的民办老师,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何况还是个民办的,本来五叔和五婶都不太满意,可海华姐却点了头。据母亲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那人是个高中生,在县城里念过书,有点文化吧。

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姐是越来越顾不上我了。我继续在乡间公路上走着,来回二十多里路,到公社中学上学。每当有大人孩子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穿过,我就想起海华姐的不义。我甚至开始不珍惜海华姐为我做的鞋了,一边走路一边随意踢起石子。大概有两三双新鞋吧,就这样被我踢坏了。许多年后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句英文:If the shoe fits,it’sugly(如果鞋是合脚的,那就是难看的),我觉得这话真是太对了,海华姐给我做的鞋确实很合脚,但也确实很难看。恋爱中的海华姐,就像所有恋爱中的乡村女孩,脸色红红的,眼神傻傻的,她可能根本想不到我的感受。而且,她比以前更忙了,白天忙,晚上回家也忙,五婶对母亲说,人家晚上不是绣花,就是做鞋。

海华姐几乎是个鞋匠了。用母亲的说法,说那鞋做的,里是里,面是面的,鞋底不仅结实,而且还用针脚纳出了花儿,有梅花,有枣花,有打碗花。总之不论单鞋、夹鞋还是棉鞋,一双双都越来越像艺术品,或者,就像梵高那幅题为《农鞋》的画,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描述,这样的鞋就像是某种真理,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荒芜田野上那朦胧的冬冥。

我知道,梵高画中的那双农鞋是破旧的,而海华姐做的鞋是崭新的,我之所以这样比喻,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是指鞋的精神和灵魂。

可这样的鞋,谁配穿呢??

5

事情已过去了许多年,很多细节可能被疏漏了。但毫无疑问,海华姐做的那些好看的鞋,都是给河东村那个高中生做的,这几乎让我悲痛欲绝。记得我曾跑到五叔家,问海华姐是不是真的找了个高中生,海华姐笑而不答,眼睛弯弯的,搂着我脖子说,高中生算啥呀,等将来弟弟你上了大学,比他还有文化。

有文化,这是多么奇妙的标准啊!在我们当年的辽西乡村,到县城读过高中的人的确不多,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海华姐却能独具慧眼,义无反顾地找到了一颗,那颗星在河东村,在河对岸,朝海华姐闪耀着不可抗拒的光芒。也许那光芒是黄色的吧。米沃什为什么要写《黄色自行车》呢?而且在那首诗的开头,他还引用了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诗句,哈斯也写过《黄色自行车》。

哈斯是美国桂冠诗人,也是这本《米沃什诗选》的编选者和英译者,许多年前,他和米沃什都以《黄色自行车》为题,各自写了一首诗,这很有趣。但问题是,黄色自行车真的很好看吗?当年,我们是没有黄色自行车的,可能全中国都没有。所以海华姐的自行车上,唯一的黄色是忍冬花。特别是换了新自行车后,她好像更喜欢忍冬花了,三天两头就到我家园子里折几枝,然后别在车子上骑走,碰到谁家孩子头疼脑热,也不用开什么药,就随手把这花儿给谁家了。赤脚医生高海华,一根银针走千家,车子别着金银花——自行车和忍冬花,成了海华姐的精神标志。

我把米沃什的《黄色自行车》译成汉语,贴在我的个人博客上。本来想把哈斯的那首也译出来,却一时无法找到原文,就只好在博客上写几句话,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位大诗人都写了黄色自行车,这让我感到困惑,甚至也觉得不够美。

没想到几天之后,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博士看到我的博客并回应了我的问题,他说他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后,而哈斯先生不仅是该校的英语教授,而且还正是他的指导教师。他说已经把我的问题转给了哈斯教授,并将哈斯的简历发给了我——

罗伯特·哈斯出生于旧金山,出版过多部诗集,后到伯克利任教。上世纪60年代有一天,哈斯发现不久前刚从波兰移居美国的那位名气很大的波兰诗人,不仅也在伯克利,和他同校教书,而且其住所离他只有三个街区,从此,哈斯成了米沃什最好的朋友,也成了米沃什诗歌最重要的英文译者。

大约又过了两三周吧,年轻的博士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转来了哈斯教授的回信,同时还转来了他的英文诗集及其中那首《黄色自行车》的照片。回信是这样写的——

请转告高先生:(1)之所以写自行车是因为它是一种谦逊质朴的交通方式,不同于摩托车或汽车;(2)之所以写黄色自行车是因为黄色是能让人联想到阳光的色调。米沃什所引用的我那首诗,其中所列举的意象,或许有助于解答高先生的问题。款冬花在美国是一种普通的野花,金黄色的。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也经常会有这种黄色的标牌,上面印着英文单词YIELD,意思是‘避让’,即应该彬彬有礼地为别的车让路。

确实,当我把哈斯的那首诗译出来之后,我看到了那些意象,它们稍显杂乱,但色调统一,构成了奇异的、爱情般的、赏心悦目的联想:“太阳、向日葵、路边的/款冬花,都是黄色的/就像金翅雀,和那块/写着“避让”的标牌/也像她的头发,一只/猫的眼睛,以及/这黄色的自行车”……

6

我应该感谢哈斯教授,这个大洋彼岸的美国诗人,他眼中的自行车是质朴的,他心中的黄色是明亮的,那种明亮不仅赏心悦目,而且彬彬有礼,昭示着万物之间的规则、秩序和一种避让精神。或许此时此刻,当我回想往事,也正需要这种避让,至少,我应该让自己的讲述客观而平实。

所以,在高中生最后一次到五叔家串门的时候,我决定让他带来一束款冬花。

五婶和母亲都亲眼所见,高中生确实带来了一束花,母亲说是野菊花,在我此刻的猜想中,那可能就是款冬花。款冬花不仅在美国很普通,在我们辽西乡间也很普通,河边、林地、路边都有。在英语中,款冬花(coltsfoot)和忍冬花(honeysuckle)是两个词,在汉语中却只差一个字。一个字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许有,比如它们都是黄色,但忍冬花比较浅淡,是玉黄色,而款冬花却是“明日黄花蝶也愁“的那种黄,黄得比较沧桑,让人有一点莫名的惆怅和心痛。

母亲说高中生那次来串门,是有意来退亲的。但他开始并不明说,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先说了些庄稼的长势,年成的好坏等等,而这样的话题显然最对五叔的胃口。五叔和父亲及我大哥陪高中生在屋里说话,五婶和母亲及海华姐在外面准备饭菜。可正要放桌子准备开饭的时候,高中生却下了地,说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把那辆自行车推回去,还说他爹说了,定亲时送的几块布就不要了,留给海华做衣服穿吧。

那是个临近中秋的中午,所有人都愣在了五叔家。只有海华姐特别镇静,每临大事有静气,她好像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似的,很默契地打开柜子,拿出那几块布,连包袱皮都是原样的,到院里放在已被她前一天擦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上,连同高中生带来的两包月饼,然后对高中生说:你走吧,看别赶上雨。

高中生就这样走了,有人看见说,他是推着自行车走到村口,然后才骑上走的。什么东西!五叔和父亲一起骂着。而五婶和母亲更心疼那一桌饭菜,五婶抹着眼泪,把高中生带来的那束花随手就扔到院子里,说我早就该看出这小子是干啥来的,送一把破花,啥意思啊?不就是想让事情黄了吗!

海华姐一句话没说,她甚至还是笑吟吟的,找到一个空酒瓶,灌上水,然后默默地到院子里捡起被五婶扔掉的花,然后拿着插花的酒瓶,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了门。

其实关于高中生退婚的缘由,河东村都知道,很快就传到了我们湾南村,是因为他看上了一个女知青,那个女知青也在学校代课教书,家是县城的。高中生穿着海华姐亲手做的鞋,有时放学后和那个女知青一起走过树林,因为他在县城读过高中,就和人家谈些县城里的事,见多识广的样子。开始时他还很骄傲,故意把脚抬得高高的,那个女知青就问:这是你对象给你做的鞋啊?高中生脸红了,他看到女知青像所有县城的女孩那样轻佻地撇了撇嘴儿,然后说,很结实吧,但你到了县上可别穿,县上没有穿这种鞋的。一星期后,高中生就换上了一双解放鞋,一个月后又换上了一双球鞋。

据说高中生让他爹骂了整整三天,因为这不仅涉及河东河西老亲少友的脸面问题,而且那女知青无论哪方面,都不能和海华姐相比,比如长相啊,个头啊,心灵手巧啊,等等。但别人议论是别人议论,海华姐也并没把自己看得多好,她唯一有点想不通的是,那个女知青说是知青,其实也就是念过初中,文化一点也不比她高,凭什么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劫走了她的高中生呢?海华姐觉得心被砸得很疼,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星星,都稀里哗啦的陨落了。

我再次见到海华姐,大约是事情发生一两个月之后了。这期间我几次想去五叔家,母亲都拦着不让,说你姐病了,谁都不能见。我说那用不用送点金银花去呀?母亲说傻小子,你就知道金银花啊?直到初冬时节,天上飘起了雪花,母亲说去吧,你姐想见你。

7

海华姐明显有些见瘦了。事实上,我一见海华姐就鼻涕眼泪地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问五婶:我姐给那小子做的鞋呢,好几双呢,他凭啥不给退回来啊?

我记得姐突然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嫣然、灿烂,一点也不勉强。她说弟弟啊,你说姐做的鞋好看吗?我说好看。比解放鞋好看吗?比解放鞋好看。比球鞋好看吗?比球鞋好看。你敢穿着姐做的鞋去县城吗?我说,敢啊,那有啥不敢!海华姐就下地,从柜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边是一双里面三新的棉布鞋,说这是给你做的,冬天穿的。姐这大半年没顾上管你,看你这鞋穿的,都张嘴了,快换上吧。

我换上了新棉鞋,在地上连蹦带跳,走来走去,一副云开雾散、没心没肺、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样子,就像我年幼时摔倒在地,姐把我扶起来,我哭喊两声,就继续到一边玩耍的样子。海华姐扭过头去,仿佛对着墙角说话:别美了!你去给姐拿镜子来,姐想梳梳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海华姐梳头,连洗头带梳头,足足有大半天时间。我两手举着镜子,看姐把辫子打开又编上,编上又打开,而镜子中她的头发越来越黑,脸色却越来越白,那种奇异的神态让我惊讶得差点喊五婶过来。

许多年后,我看到一幅俄罗斯油画,题目叫《巧梳妆》,是著名女画家谢列布里亚克娃的自画像,这幅画让我特别怀念海华姐,除了头发不是那么黑,脸色不是那么白,女画家的那份清爽,那份顾盼,那份自赏,都像极了海华姐当年。英文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艺术、生活与文化》(Moscow & St. Petersburg:Art,Life & Culture of the Russian SilverAge)一书中,有一段对这幅画的评价,我翻译过来,意思是这样的:《巧梳妆》“表现了白银时代那种自我中心的倾向。镜中人通过镜子凝视本人,这既肯定了本人的存在,同时作为一种副本的、对立的映像,又对本人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是的,对于海华姐来说,没有什么能对她构成威胁,除了镜子中她自己的映像。我听到那个越来越苍白的映像在对我说话,它说一句,我应一句:?长大了可一定要有文化啊——嗯;一定要超过高中生啊——嗯;也要超过城里的知青——嗯;你要自己挣钱买自行车——嗯;你要一辈子有自行车骑——嗯;你要骑自行车带姐上县城,上省城,上北京……

这就是海华姐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故事的起点和终点都和自行车有关。没有自行车的海华姐是难以想象的。其实高中生走了以后,五叔家和我家的人都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自行车,高中生把自行车推走了,大队的自行车早已还给了大队,而没有自行车,海华姐还怎么当赤脚医生呢?更关键的是,怎么向父老乡亲们解释呢?为此,五叔和父亲及我大哥商量,决定大伙凑钱,再给海华姐买辆新的。可这个动议却被海华姐不由分说地拒绝了,说要买也得她自己挣钱买,还说她就是要看看,不骑自行车能怎么样,天会不会塌,人会不会死。

海华姐当然不会死,她坚韧不拔,甚至是风姿绰约地走过了那个年代,在我的记忆中,她至少走过了那个没有自行车的冬天。实际上,乡亲们心照不宣,没有任何人问起海华姐的自行车,连每天在山上放羊的树行哥也不问。在那个难忘的冬天,海华姐不卑不亢,往往是一个人踏雪走在乡间公路上,从村里到公社,从学校到矿山,她那杨柳细腰的身影就像是一簇火焰。而几乎所有骑自行车的人,见了她都会主动下车打招呼,包括矿上的工人,也包括下乡知青。海华姐背着小巧的药箱,手持一束忍冬花,有时把花举在眼前,仿佛那干枯的花仍然还是像春天的样子,金烛银钩,素馨舒展。

直到第二年春末,也许是第三年的春末吧,总之是我中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之前的那个春末,我家南园子里的忍冬花正疏篱翠蔓、方兴未艾地开着,我在园子里看书,又听见熟悉的车铃响,一看果然是海华姐,她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头发像刚刚洗过,清清爽爽地站在门口。姐一脸微笑,眼睛弯弯的,说这是用自己挣工分的钱买的,是永久牌的。姐说,走啊弟弟,姐带着你去一趟县城,要不你带着姐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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