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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第5期《翠苑》
 

老师与克里米亚

 
高海涛
  春节前整理书架。一本薄薄的英文诗集掉出来,放上去,又掉出来,拾起,是淡红色封面的《莫斯科笔记》,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英国血斧王1991版。第68页,一首诗的标题:“Old Crimea”,直译过来:“老克里米亚”。
  我喜欢这样的句式——老克里米亚,听起来就像老托尔斯泰、老福克纳、老海明威、老人与海,显得厚重而亲切。当然那片土地本身是古老的,因为连古希腊人都知道那里,他们称之为陶里斯。陶里斯啊陶里斯,许多年前,我的老师曾这样感叹。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暮春的午后,两鬓飞霜、年过半百的老师,曾这样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述克里米亚的历史。所以这首诗的及时呈现,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就像春天的鸽哨,破空而来,在我心中引起特殊的回响:老克里米亚,老克里米亚,老师与克里米亚——此刻,我仿佛站在那片从未驻足过的土地上,见到老师,上前问候,还是当年腼腆木讷的样子,以一种不知所措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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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吉秀先生,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关于老师的生平,我曾在一本译作的后记里提到过:先生1920年生于河南太康,曾游学海外,后在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50年代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后因言获罪,被下放到我所出生的辽西小镇,直到“文革”结束恢复名誉,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老师的下放,我们上中学时候听说过,说他临下放时上边有话,一定要下到贫困地区,于是就到了我们黑城子。黑城子现在是个镇,当时叫公社。但我们的中学却并非只是公社中学,附近好几个公社的孩子,都要到这里读书,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黑城子中学都远近闻名。特别是于老师来了之后,学校的名声就更大了,连老百姓都知道,说有个大右派,会讲好几种外国话,被下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了。“下”字这么用很有意思,就仿佛老师是一种雨。
  很少有人会这样想。对于封闭、寂寞、渴望文化的乡村来说,当年的右派,也许真的是一种雨,包括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文化之雨,被时代“下”在我们的辽西丘陵上。
  我们上中学是六十年代末,正在“文革”期间,学校里别说是外语课,几乎什么课都不开了。所以于老师教课的情况,我们也无缘亲历,只是听已经毕业的老初三们传说。他们说于老师刚下来的时候,学校很为难,因为当时的中学,外语课只教俄语,而于老师虽然英语、德语、法语兼通,却偏偏不会俄语。怎么办呢?就派于老师去进修俄语,到省内的一个师范学院学了两年。于老师虽年近四十,却学得一丝不苟。回来教课,也不忘练俄语发音,常在办公室对着镜子练,练到舌尖出血,有学生进来喊报告,才收起镜子,擦擦嘴角问有什么事。
  于老师嘴角的血迹,感动过一届又一届的学兄学姐们。但后来发生了“文革”,那些比我们大两三届的学兄学姐们,就一夜之间纷纷戴上了红袖标,其叱咤风云的姿态,让刚刚踏进校门的我们仰慕不已。老红卫兵们不仅经常发布号令,还动不动就召开全校的批斗会,一声喝令,哪个老师就被推搡到前边,低头认罪,有时还被胶皮管子做的皮鞭打倒在地。这其中就包括于老师。
  关于老师的罪状,我记得是宣布他为历史反革命,说他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所长是傅斯年,而傅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竟然和于老师通过信。还有一条罪状是现行的,说他上给学生上俄语课,不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竟然大讲托尔斯泰。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傅斯年和托尔斯泰,也不认识于老师,只是上学或放学时,偶尔会看到他在校园里走过的身影,身穿中山装,头发蓬乱,不高大,却很沉稳,嘴角上不屈不挠,似有一丝血迹。听说他虽经多次批斗,但表现并不好,只承认历史问题,却坚持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不久,我们就见不到他了,听说已被逐出校门,劳动改造,给生产队放马去了。
  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有幸再见到老师,成为能亲聆他教诲的学生。
  这期间我中学毕业回乡劳动,然后参军,当兵三年复员,到母校的中学当民办教师。就好像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我当民办教师是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忽一日,接到通知,让我去县里的师范学校参加英语培训。报到当天,我一眼就认出了于老师,花白的头发,沉稳的步态,嘴角还是那样不屈不挠,若有血迹。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因为是冬天,老师还戴了顶狗皮帽子。几年不见,如果说老师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彻底不像个老师而像个辽西农民了,他穿着黑色的粗布棉袄,吸着纸卷的旱烟。接近年底,教室很冷,外面寒风料峭,雪野苍茫,可那真是个难忘而及时的冬天啊,是和春天靠的最近的冬天,和春天有些混淆的冬天,于老师是五十多岁的样子。
2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于老师,自己是不是还能上大学呢?我是1978年考进大学的,并且是英语专业。而在恢复高考的前夕,近半年的时间,于老师从ABC开始教我们学英语,对于像我这样既种过地又当过兵的人来说,其意义的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要恢复高考,只是觉得新奇,于老师的英语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是全新的视野、境界、地平线——许多年后,我觉得只有卡夫卡的话才接近我当时的感受——“这个地方我还从没来过:呼吸与以往不同了,太阳旁闪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加夺目”。
  于老师几乎不怎么备课,走进教室就开讲。面对我们二十几个来自各乡镇的土气而懵懂的民办教师,他却像面对真正的大学生或研究生那样讲课。当我们刚记住二十四个字母四十八个音标,单词量也许只有三五百的时候,老师就在课堂上问:你们读过莎士比亚吗?我们在下边面面相觑。
  啊,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王子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老师说,你们能译出来吗? 别说,还真不算很难,但大多数都把to be 译成了“是”,有译成“是还是不是呢,那可是问题”的,有译成“是或不是,那倒是个问题”的,还有个同学为加强语气,把这句话变成了问句:“是或不是,那算个事儿吗”?对这个译法,老师重复了好几遍:那算个事儿吗?哈,有意思。我们觉得也很有意思。
  哈姆雷特这句台词的译法如今尽人皆知,不重复了。不过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to be这个表达,觉得它很哲学、很唯美。老师说to be是个动词不定式,既有“是”的意思,也有“在”的意思,而“在”又有活着的意思。那什么是动词不定式呢?老师打了个比方,说动词不定式就好比是未出嫁的姑娘,嫁给谁还不一定,一旦嫁出去了,那就有变化了,仍以to be 为例,如果说我是,就是I am;说你是,就是you are;说他是,就是he is。总之,就像老百姓说的,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媳妇了。
  那是一些欢乐的日子。县里的师范学校不在县城,而在离县城不远的另一个小镇上,叫桃花吐。桃花吐有座桃花山,春天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有时候真能看到飘着几片桃花。学校前边是一片疏朗的杨树林,我们下课后就在树林里漫步、看书、嬉闹。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男生大多数还没有媳妇。和女生开玩笑,就问人家:哎,你还是个动词不定式吧?女生们就笑答:是或不是,那还算个事吗?慢慢就混熟了。有时我们夜里被惊醒,细听是那条桃花小溪,又继续做梦,水声楚楚。
  因为我是从黑城子来的,加上听课认真,于老师就很看重我。周末不回家,我常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坐坐,一起抽纸卷的旱烟。老师的烟卷得有棱有角,像方头雪茄。老师并不多谈他的历史,但只言片语中,总让我深获教益。比如傅斯年,我第一次从老师那里知道,此人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曾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还当过北大校长。老师说,虽然傅后来去了台湾,当了台大校长,但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比如五四运动时,傅是学生游行总指挥,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他带头喊出的口号。还有“九一八”后,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论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日本人占领东北纯属侵略行为。后来这本书得到国际公认,对抗战胜利可谓功不可没。
  老师还送给我一本《英华大辞典》,商务书局版的,同时送我四个字:“含英咀华”。这本辞典我用了很多年,带着它走进大学校门,并一直到研究生毕业,而“含英咀华”这四个字,不仅让我学会了读书写作,也给了我最大的精神乐趣。
3
  桃花吐,那个遥远而亲切的小镇,它在我记忆中总是如梦如幻,谈吐不凡。到了春天,那里不仅能吐出桃花,还能吐出各种奇异的野花野草。有一次,几个女同学从附近的山上采回一束很好看的花,蓝莹莹的,紫苏苏的,插在罐头瓶里摆到教室,老师看到后十分惊喜:“这里也有这种花?”他说这叫勿忘我,英文是forget-me -not。还随口念了两句歌词:“有花名勿忘我,开满蓝色花朵”。
  我们的英语班是从76年的年底开始,延续到77年的初夏。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和“五七战士”已开始回城,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也如春风乍起。班上有几个学员,包括我们漂亮的女班长,已经不再来上课了。那个女班长是大连知青,曾经是全县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而且还是党员,谁也没想到她会不辞而别。老师说在英语中,不辞而别有多种表达,其中之一就是:take a French leave(告了个法国式的别),这个说法不失优雅和高贵,我觉得多少贴近女班长的气质。
  老师说,勿忘我是托尔斯泰喜欢的花。在他远离莫斯科的故乡田野上,人们会经常看到托尔斯泰伯爵的身影,他一边和农民打招呼,一边捡起春天的勿忘我花,而他的身后是一群马。
  班里还剩下不到二十个学员,都是纯农村的,学校让我代理班长。但剩下的男生女生,因农村的身份被凸显出来,也都多少有点自卑感,心情难免浮动。但于老师好像丝毫不受影响,他上课一如既往,从不迟到半分钟。有时候,我觉得他仿佛是在给我一个人讲课。
  老师说黑城子大洼就有这种花,他当年放马时经常看到。我说这种花在我们那里,老百姓都叫“补血草”。老师感叹:年年岁岁黑城子,寂寂寥寥一群马。
  老师给我们讲他那段放马的经历。
  他说当年是这样的,他在黑城子中学任教,全家却住在村上,吃农业粮。所以看他在中学挨批斗,村里人觉得很不平衡,当时的大队就主动找到公社,说不能让这个大右派继续在学校毒害贫下中农子女了,我们要求让他回队里劳动改造。就这样,他给村上放起了马。老师说,村上不仅给他记工分,分口粮,而且还保护他。后来有几次红卫兵要开批斗会,到村上要人,都被大队一口回绝了,说这个大右派现在是劳动改造的社员,不是老师了,要批斗有我们贫下中农,和你们没关系。
  老师说莎士比亚写一个国王受伤了,只要求再给他一匹马,而老师没想到,突然之间他却有了一群马。黑城子古称川州,那片狭长的洼地一马平川。老师说你们的马都是好马,只有一匹驽马。而事实证明,它或许是更好的马。有一次在后山,天要下雨,赶紧往回走,等回到生产队的院子,所有的马都进了马棚,唯独那匹马站在院子里不动,任大雨劈头盖脸。走近一看,马嘴里衔着一本书,是他每天都带到山上去看的《俄国史》,因为下雨着急,忘在山上了。老师说,大雨倾盆,书竟没怎么被淋透,只是硬皮封面留下两个咬痕,看上去像两只眼睛。老师说他忘不了那匹马的眼睛,还有它后蹄上的一簇白毛,证明它本来属于骧马,却不知怎么伤了蹄子,变成了驽马,能力较差,有点自卑,吃草都离别的马很远。
  一匹马衔回一本厚厚的《俄国史》,而这本《俄国史》里,又该有多少匹马呢?那些马穿过俄罗斯森林,穿过乌克兰原野,穿过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会不会在克里米亚半岛上骤然收住马蹄,为一个古老的神话而感动、而沉静,而去意徊徨呢? 
4
  克里米亚位于黑海北岸,老师说,那是个半岛,英文中半岛是peninsula。那里有个城市叫雅尔塔,蓝天大海,很多白房子,美丽得就像神话。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老师就这样很平常地给我们讲起了克里米亚。他说古希腊人称这个半岛为陶里斯,还有个很著名的神话,说有个美丽的姑娘叫伊菲革涅亚,是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女儿。为了战争的胜利,阿伽门农曾向神发誓,等他班师凯旋的时候,要把第一个迎接他的人献祭给神。可没想到,胜利后当他回到故乡,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的人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美丽的伊菲革涅亚就必须被献祭了。但是,当祭司刚刚把剑举起,伊菲革涅亚却突然不见了。据说这是阿耳忒弥斯女神同情她,将她抱起,并带着她飞越大海,来到了陶里斯。此后若干年,美丽的伊菲革涅亚作为陶里斯神庙的大祭司,就生活在那里。不过在希腊人看来,陶里斯是诸神治外的蛮荒之地,陶里斯人也都是野蛮人。因此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虽得以安身,却并不快乐,直到后来有一天,她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悄悄逃离了那里,回到希腊。
  坦率地说,我至今没去过克里米亚,而且我相信老师也没去过。但在那个春天的下午,他却用这个古老的神话,照亮了那片远方的土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想起了不辞而别的女班长,进而又想起了所有那些城里来的男女知青们。他们是坐着马车来的,打着红旗,唱着歌。在当年的辽西乡村,他们带着眼镜、提着背包、能诗能文、意气风发的样子曾照亮过我整个懵懂的中学时代。可谁知道他们是不快乐的呢?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并不真正理解他们。而正是老师讲的这个神话,才振聋发聩地让我知道,知青们在我的家乡并不快乐。我的家乡只是我的家乡,对他们而言却是蛮荒之地。所以他们现在都要走了,不是坐马车,而是分别坐着长途客车走的,一个个不辞而别,义无反顾,就像女班长,她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给我们。
  总之,不论女知青还是男知青,他们在我的联想中一下子都变成了伊菲革涅亚,以神话的方式美丽并忧伤着,并使他们的不辞而别显得天经地义。根据神话,伊菲革涅亚之所以要逃离那片土地,是为了帮助她弟弟俄瑞斯忒斯完成某项特殊使命,同时也是为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份乡愁,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神喻的乡愁。
  总之,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神话,陶里斯者,逃离于斯也。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伊菲革涅亚的逃离既让我理解,也让我心中有隐隐的不平,这种不平感如长风阵阵,多年来不断吹过我的思绪。 
  我觉得在希腊神话中,有两个神话具有同构性,一个是《奥德赛》中尤利西斯的故事,另一个就是伊菲革涅亚的故事,都是关于乡愁,也都有点让人心潮难平。比如伊菲革涅亚,难道一个人或一个神,为了自己的乡愁,就可以背弃对其曾有过收留、养育、护佑之恩的土地吗?这就像尤利西斯,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险家和思乡者,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乡,回到妻子珀涅罗珀身边之后,难道他就应该忘记远方海岛上曾与他日夜相守七年的卡吕普索吗?但没办法,荷马史诗就是这样简单,希腊悲剧就是这样深刻,也许在希腊人看来,情感是分道德等级的,珀涅罗珀在等级之上,卡吕普索在等级之下——这也正是米兰.昆德拉的感慨,这位流亡多年的作家,他曾为此悲愤地写道:“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却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确实,从伊菲革涅亚开始,也从没有人在乎过克里米亚的泪水。
5
  那么这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他是怎么理解和想象那片土地的呢?——老克里米亚,老气横秋的克里米亚。春节之后,我试着把曼德尔斯塔姆的这首诗译成了汉语,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但读起来仍觉得很震撼,开头是这样的:
   一派春寒,克里米亚,
   仿佛是因歉收而羞愧。
   这是一片负罪的土地,
   先为鞑靼人,后为白卫军,
   就像打满补丁的破布,
   克里米亚一直在羞愧
   ........
  你看,一片土地,自自然然的一片土地,却像个孩子似的知道羞愧——这个意象不能不让人震撼,是为了歉收而负罪,还是为了负罪而歉收?或者是,自从那个神话中的伊菲革涅亚逃离之后,克里米亚就一直这样羞愧着?这是一片羞愧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人有时会为家乡的土地羞愧,比如我,从小到大,每到有人提到我家乡的名字,我都会不自觉地脸红一下,就像父亲或母亲的名字被提起一样。但土地自己也会羞愧,这是我没想到的。不知道克里米亚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和我们辽西一样,也是红土地呢?   
  都说东北是一片黑土地,但我们的辽西却是红土地。黑土地是粗犷的,红土地是诚实的。这样诚实的土地,与其说她是十年久旱的,毋宁说她是经常脸红的。我记得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劳动的时候,那一年因为春旱,庄稼歉收,到年底每家只分到一麻袋谷子,而且是红谷子。可能在全中国,只有我们辽西能长出这种红谷子,碾成小米,也是带一丝红晕的。据说这种小米曾经是贡米,给皇帝吃的。那么小的小米,带一丝红晕,好像它作为一种粮食,也是知道羞涩的。而粮食的羞涩与土地的羞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我们辽西的红土地,她从春天开始就满怀歉意,连野菜的叶子也镶着红边儿,而到了秋天,她更是羞愧难当,在她贫瘠歉收的田野上,除了高粱不红之外,几乎所有的庄稼都是低着头,红着脸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有一本书叫《价值的颠覆》,其中谈论羞涩问题,从女人的羞涩到男人的羞涩,从孩子的羞涩到老人的羞涩,从身体的羞涩到心灵的羞涩,都说得十分透彻,但他是否曾想过,这世界还有一种羞涩属于粮食,还有一种羞愧属于土地呢?
   牧羊犬无所事事,蜷缩在
   小院里,就连炊烟,也是
   寒酸的,尖刻得让人流泪
    .........
  炊烟,英译本中是smoke, 本意为烟雾,但我断定是指炊烟。那是饥饿年代的炊烟,寒酸得真像面黄肌瘦、强颜欢笑的诗人,在家乡人破旧的屋顶上走来走去。我对这样的炊烟太熟悉了,这样的炊烟甚至都不足以召唤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回家吃饭,因为它所许诺的,至多也不过是几块红薯、野菜团或糠饼。记得那年秋天,父亲终于爆发了,作为土改时期的老村长,他不仅拒绝到队里参加忆苦思甜大会,而且拒绝每天在家吃饭的时候“早请示晚汇报”,他看着我们这些孩子们低头喝粥、饭碗叮当的样子,转身面壁,长吁短叹。后来,父亲自己干脆不吃饭了,只是在一边愁苦地吸烟。父亲这样的表现把我们都吓坏了,一连几天,我们既要劝解和安慰父亲,同时还要互相嘱咐,不敢让外人知道父亲的思想状态。
  曼德尔斯塔姆这首诗写于斯大林时代的1933年,诗人目睹了克里米亚因集体化而导致的大饥荒,写下此诗,尽管诗中也有充满希望的句子,但其讽刺意味还是让当局无法容忍。六个月之后,曼德尔斯塔姆被捕了,并从此开始了他接二连三的厄运,直到最后倒毙在符拉迪沃申斯克集中营。
  曼德尔斯塔姆被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王子,他毕生对克里米亚情有独钟,他甚至认为,俄罗斯文明起源于古希腊,而克里米亚是世界文化的源头之一。在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相恋的日子里,他们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只有圣彼得堡和克里米亚。前者是他的故里,后者是他的圣地。因此茨维塔耶娃这样称呼他:“圣彼得堡人兼克里米亚人”。                         
6
  从地图上看,克里米亚的形状很像一条章鱼,也有人说它像一只鹅。鹅头向东南,朝着俄罗斯;鹅尾向西北,对着乌克兰。于是近两年就有了领土争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鹅的想象似乎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就是克里米亚的天空。但另一方面,一只鹅不管怎么向往天空,基本上还得行走在大地上,并且鹅越是向天歌,鹅尾就越会指向大地,而乌克兰就是克里米亚的大地。
  当然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我所关心的只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当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前夜,老师给我们讲述那个神话,是否有什么深长的意味?
  ——寂寂寥寥黑城子,年年岁岁一群马。
  我记得,老师看我们懵懂的样子,还背起了卢照邻的那首《长安古意》:“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唯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并把这几句写到黑板上,给我们解释。于是我们知道了杨雄,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辞赋家,“杨子居”就是杨雄的住所。还有“一床书”其实是一院子的书,床在古时候是指院子。还有“飞来飞去袭人裾”,是指桂花飘到了衣襟或衣袖上,也指穿得整齐。《论语》中孔子问他的学生:“裾裾何也?”意思是你穿得这么整齐,有什么事情吗?
  因为有《长安古意》,我想曼德尔斯塔姆的这首诗,题目也可译成“克里米亚古意”。特别是在诗的最后,曼德尔斯塔姆还描述了那里的民风,说尽管克里米亚很穷困,却还是有些远方的盗贼在夜间出没,那么当地人该怎么办呢?诗人写道——
   啊克里米亚,那些因饥饿
   而面黄肌瘦的农民,
   趿着毡拖鞋,守在
   街头店铺的门口,
   但店门上的铜锁,
   他们却碰都不碰。
  这真是一幅风情画,一支古老的歌谣。当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克里米亚的时候,你难道看不到那群勤劳善良的农民吗?他们自己饿着肚子,却自发地出去守护店铺,守护食品,然而他们是那样的诚实,碰都不碰店铺的门锁。这正像有人说过的: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我们的辽西也有这样的民风啊!你看,不正是当地的农民,他们在“文革”岁月中,在自顾不暇的艰辛中,守护了老师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吗?而且连续多年,不求回报。甚至,他们从来没向老师请教过任何问题,无论是英语中的动词不定式,还是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他们对老师的知识和学问,那些比粮食和蔬菜更宝贵的东西,也同样是碰都不碰。
  我把《克里米亚古意》这首译诗发给一本杂志,几天后编辑回信说,曼德尔斯塔姆写克里米亚的诗以前没见过,最好能发一组。于是我又译了另外两首,都是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在此各引其中一段,以表达对诗人的敬意——
  其一,《我多爱》:“我多爱这重压之下的人民/他们像钉子一样坚守土地/挺直着生活,睡眠、哭泣、生儿育女/在他们眼中,每一年都是一个世纪”.......
  其二,《童年书》:“我爱这土地,尽管它贫寒/因为别的土地我看不见/在遥远的花园里,我荡起了/普通的木头秋千/在含混的梦境中/我怀念高高的黑云杉”......
7
  梭罗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河水,一年之间就可能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淹没那些已经干涸的土地,还将会淹没所有的麝鼠”,这段话出自《瓦尔登湖》,每当想起这段话,我就想起在那个桃花小镇和桃花小溪,想起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虽然那段时间才不过半年。
  我们直到快结业的时候才知道,老师也要走了。实际上还没等我们正式结业,老师就要走了。记得那天,老师还特地换上了西装。我们从不知道他还有一身西装,好像是浅绛粗花呢的,年代很久远的式样。老师这种打扮把我们吓坏了,距离一下子被拉得很远,一边是即将远行的学者教授,一边是还要在乡村继续活着的我们。我们都哭了。“裾裾何也?”这句话不该是老师问学生,而应该是学生问老师啊。
  我们送老师到公共汽车站。走过春水涨满、四处流溢的小溪,走过高高的杨树林,走过开满蓝色勿忘我的小镇。谁能让我们忘记那个小镇,那个只属于老师和我们这些土气而懵懂的乡村青年的小镇。我们知道老师是调回北京了,老师本来就是北京的,老师调回北京据说还经过了考试,并给北京寄去了那本《俄国史》的译稿,那是他一边放马一边完成的,在教我们英语期间,又做了润色和修改。想到老师回北京竟然是凭借俄语,而不是教我们学了这么久的英语,我们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委屈。正是初夏时节,桃花山上已经不时有布谷鸟叫。布谷鸟又叫子规、杜鹃,子规声声,杜鹃啼血,杜鹃的嘴角和老师的嘴角也许是相似的,但杜鹃练过俄语的吗?杜鹃教过学吗?杜鹃放过马吗?
  和老师分别将近四十年了,这么多年,我上大学、读研究生、参加工作、娶妻生子,有时活得很沉重,有时活得很平庸,但无论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忘记老师。记得在大学毕业时给老师写过信,老师回信说,他经常去大西南,考察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觉得很有乐趣,说他这辈子就和语言打交道了,现在正研究彝文。老师在信中还问我在专业上有什么打算?我说想研究英美文学,或比较文学,还说自己很想成为一个作家。现在看来,这些话真有点大言不惭,但当时是八十年代初,而整个八十年代,我觉得都像是一个大言不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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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唯一能告慰老师的,是我真的很喜欢读书。特别是上大学之后,我读了莎士比亚全集,也读了几乎所有的希腊神话。还有一本薄薄的小书,可能老师想不到,因为与克里米亚有关,我也凭借着那本《英华大辞典》,激情澎湃地读过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时候,偶然在外语系的教师资料室,查到了这本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淡灰色的封面,书名也印的很小,是牛津大学1949年出版的英译本。这本小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是我在母校的大学唯一借阅之后没有归还的书。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是歌德的一部五幕歌剧,是这位德国文学大师对伊菲革涅亚神话的改写。主要情节是这样的:美丽的伊菲革涅亚来到偏远的陶里斯之后,陶里斯的国王托阿斯对她暗生倾慕,并曾派仆人向伊菲革涅亚求婚,遭到拒绝仍无怨无悔。而伊菲革涅亚作为陶里斯的大祭司,虽每天都望海思乡,但仍能恪尽职守,保持着对国王的忠诚。所以最后,尽管她私自放走了她的兄弟俄瑞斯忒斯及其同伴,自己却并未一起逃离,她来到托阿斯的王宫,向他承认了一切,并请求应有的惩罚。而正直的托阿斯不仅原谅和赦免了她,还同意让她返回故乡希腊。
  应该说这样的改写是令人安慰的。故事的抒情性、启蒙性,以及理想主义精神,放在八十年代初来读,我觉得真是恰如其分。人与神谕的关系、人与命运的关系,在这里都得到了新的诠释和调节。还有那片土地,我觉得就像当时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正因为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才改变了人与命运的关系。伊菲革涅亚被重新塑造了,她不再是逃离者,因为她终于有一颗眼泪落在了陶里斯的土地上,这是伊菲革涅亚的眼泪,希腊女儿的眼泪,哪怕只有一颗,就足以安慰那片土地,并让那片土地焕发青春了。 
  是的,许多年来,我一直对克里米亚充满了好奇。九十年代,有位美术界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俄罗斯风景画》,精美厚重,也价格不菲,但听说可以通过画册了解克里米亚,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其中关于克里米亚的有二三十幅,风景之美,让人心向往之,你看着看着就很想走进画里,或坐在那山道的牛车上吸一斗烟丝,或坐在那海边的岩石上钓一条鳟鱼。这就是克里米亚的土地吗?我感到困惑,并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安慰。是不是越贫穷的土地,才越有迷人的风景呢?或许世界上的土地是这样的,有的像白雪公主,有的像灰姑娘。克里米亚显然是灰姑娘类型的,她虽然贫穷,但她的脚却最适合王子的水晶鞋。
9
  精神与思想,总能让世间的万事万物彼此相关。克里米亚,这片远方的土地我虽然没去过,但因为老师的讲述,因为一首诗、一本书和几幅画,却仿佛和我有了很深很深的关系。这也许就像鲁迅说的:“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2004年我随一个作家团去莫斯科,非常意外地,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克里米亚姑娘。我们那次最想看的是托尔斯泰庄园,但导游说托尔斯泰的庄园离得太远,行程上没安排,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说可以去看看契诃夫的庄园。
  那是一座淡粉色的小楼,导游说这就是契诃夫住了七年之久的梅利霍沃庄园。其实我们只被允许参观这座小楼,而且仅限于一楼,除了门口契诃夫的半身雕像和他身后那两个古板严肃、穿黑色衣裙的女管理员之外,我们几乎什么都没看到。这时候,一位穿白色衣裙的姑娘从二楼走下来,她与那两位女管理员是那样不同,手里拿着几本书,洋溢着可能只有女大学生才会有的青春活力。听我们说明了来意,姑娘就主动去和管理员交涉,然后招呼我们一起上二楼参观。
  姑娘会说英语,自我介绍是克里米亚人,来自雅尔塔,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为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契诃夫戏剧的,所以到这里来查阅资料。 姑娘说,契诃夫不像托尔斯泰,没有祖产,梅利霍沃庄园是他从一个画家手上买下来的,七年之后转卖给了别人,因为契诃夫患有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去雅尔塔,那里的气候更适合他。契诃夫是在这里开始写作戏剧的,不过雅尔塔对他更重要,因为他在那里写出了《三姊妹》和《樱桃园》。知道吗?姑娘强调说,我们的克里米亚,到处有“三姊妹”,到处是“樱桃园”。
  因为这个姑娘,也因为克里米亚,2010年,当我在亚马逊购书网上看到英文版的《契诃夫戏剧选》,就立即购买了。《三姊妹》读了三遍,《樱桃园》更是流连忘返。有一天我突然感悟,这两个故事,至少《三姊妹》的故事,是不是也和老师讲的那个希腊神话有关呢?你看剧中的“三姊妹”,多么像伊菲革涅亚的化身啊。
  “三姊妹” 是一位将军的女儿,从小随父亲到其所驻防的边远小镇,父亲去世后,她们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少年时的莫斯科去生活。因此,在这部五幕话剧中,“莫斯科”是出现频率最高也最具象征意味的词汇——Moscow,Moscow,Moscow,这三个音节的地名,被三姊妹赋予了太多的情感,仿佛在她们旷日持久的、乌托邦式的呼唤中,隐含着什么咒语或巨大的解放力量。我印象很深的是有这样一个细节,三姊妹中最小的伊琳娜,因为自己想不起意大利语的“窗子”一词而深感沮丧,仿佛那个明亮的外国词能够立即把她从绝望的苦海中救出去似的。
  这难道不是一种伊菲革涅亚式的乡愁吗?我想是的,而因为这样的乡愁,所有的逃离和守望都变得可以理解了。所以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几乎都有“三姊妹”及与之相似的人群在生活着,她们以寂寂寥寥的怀念,年年岁岁的想往,为平庸的日常生活提供批评与鉴赏的尺度,并增舔了必要的高贵、浪漫、伤感与温馨”。
  我把这几本书重新放回到书架上,《莫斯科笔记》、《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还有《俄罗斯风景画》和《契诃夫戏剧选》,它们高矮悬殊,厚薄不一,但我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么多年,从老师的那次讲述开始,它们相继被我阅读和思考,并见证了我的精神历程。回想当年在给老师的信中,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要研究英美文学或比较文学,而现在虽早已像老师当年似的两鬓飞霜,年过半百,却仍然一事无成,只能以这样半是翻译、半是比较的方式来追忆往事,我真的非常惭愧。但老师是不会为此惋惜他对学生的付出的,因为,正如另一位俄罗斯诗人丘切托夫所说的:“我认识他是在远方,神话一般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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