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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第10期《安徽文学》
 

无相

 
王雪茜
一条丝巾
  我有很多条丝巾。但使用率很低。一则嫌麻烦,不会系出花样;二则常随处乱放,想用哪条的时候偏找不到。虽如此,每次在异地游逛,最先吸引我目光的还是它。丝巾好像带着天然的柔软密码,甚而在文野之分的作用上,不逊于阳春白雪。
  《罗马假日》中的奥黛丽·赫本,短发、长裙、白衬衫,黑白条的丝巾在风中飘逸。时间虽反复清场,但她优雅的天使形象,已然刻录于不老的尘世间。她说,“当我戴上丝巾的时候,我从没有那样明确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女人,美丽的女人。”丝巾成为了优雅的代名词。同是女神的伊丽莎白·泰勒也是丝巾狂,她认为不系丝巾的女人是最没有前途的女人。我对丝巾的爱虽肤浅得多,却不乏同理心。
  去年冬天,在广西遇龙河乘坐竹筏,两边茂密的高竹探身水道,形成一道天然的竹子游廊,我突然就喜欢上了绿色,买了一件浅绿色的鸡心领短毛衣,一条绿底方巾,上面是黑色和白色的苹果图案。丝巾仍然并不常系,更多的时候是寂寞地躺在衣橱的某个抽屉里。有一天,突然想起这条绿色的丝巾,却遍寻不着。本是可有可无的寻常之物,因为丢失的缘故突然变得很珍贵,以致没有心思做别的事,一心想找到它。生活中许多事大抵如丢失丝巾,视力能及处并不觉无它不可,不甚珍惜。一旦旁落他手,或目力不至,则心生怅惘,若有不甘。
  一天,偶然在小姑子的脖子上看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丝巾,我当然笃定是我丢失的那条无疑。回想起来,必是去看望婆婆的时候,落在了婆婆家,被婆婆转送给了小姑子。心里便有隐隐的不快,但又不想因一条丝巾的缘故显出自己的小气。但小姑子却仿佛刻意一般,偏郑重告诉我说,我这条丝巾可不是你那条哦,看你的丝巾好看,我很喜欢,特意去买了条一样的哦。我不禁哑然,一条丝巾而已,撒谎大可不必。我装作随意地说,我那条忘了放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了。没想到在广西买的丝巾咱们这里也有。小姑子听了,表情有些错愕。
  很久之后,我收拾衣橱,在一个不太常用的抽屉里,意外发现了我的那条绿丝巾,它沉默地躺在那里,像当初在橱窗里我第一眼看到它时那样,绿得平和而沉静,只是,我再无欣喜,心底涌上难以言说的滋味。
  假如,我并没有找到我的丝巾,我丢失的仅仅是丝巾么?就如韩松落在《老灵魂》一书中所说的,“我们似乎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而又有多少真相,湮没在时间的深渊中,使我们永失觉悟的机会?
  
  搭夜车
  冬月的晚上。照顾完生病的奶奶,最后一趟班车似乎错过了。没有站点的路边,孤零零一座桥,行人稀少。
  别无他路,打车。但,并不容易。偶尔出现一辆出租车,载着一个或是两三个客人,然而,都没有搭理我的意思。天黑得越发快,手机没电,除了呼啸的车流声,只有寂静。没有溜达的闲人,路边只有我一个 。有一瞬间,孤独感铺天盖地,仿佛我成了一个被白天遗弃的影子,找不到自己的形体。那么,索性站在路中间?挥手拦辆顺风车?
  想起一女同学,在乡村办了个养鸡场,每天晚上忙完,都是拦辆顺风车回城。她的经验是,不搭破车旧车,豪车最好。有理。正如王尔德所言,“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可每次听她谈搭车经历,佩服之余,我心里总替她隐隐担着心。
  我是车盲,对车标极其不敏感,又没戴近视镜,看不清车的新旧,也看不清司机的性别。看清又如何呢?桥头是一家小饭店,透出暗黄的光,窗边隐隐有两个男人隔桌对饮。有意无意间,瞥过来一眼。我决定孤注一掷,拦辆私家车。
  巧合吗?对。一辆黑色的奥迪(那四个环,是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车标之一)贴着我身边停下,一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从车窗探出来,带着熟人般的寻常语气,“回家?”“是啊。”“上来吧。”“好啊!”没有犹豫,上车。
  在此之前,我得承认,我是一个谨慎的人。这种信任冲动或许是源于我极少受骗的积极人生经验,但这种被激活的个体信任在一个低信任文化氛围的社会又能持续多久呢?
  恐惧是在上车之后油然而生的。毫无疑问,这不是一辆出租车(也不难判断,它不是黑出租)。车窗外没有灯火,是一段我并不陌生的乡路。无穷尽的黑影向后退去,所有景状变得模糊而陌生。我是一个路盲,很快失去了方向感。司机并不跟我搭话,他全神贯注。我则开始了各种想象,恐怖片里的情节一一在我脑子里演了一遍,我只觉得热血上涌,心里暗暗做好了随时跳车逃生的准备。手心里很快攥出了汗。我因为觉得他可信才付诸信任(感性的信任),但我又无法完全确定他是否可信(理性的怀疑),这是信任的可信性悖论。而潜在的结论却是,我首先对我自己失去了信任。
  十几分钟后,车终于进入市区,街灯像温暖的亲人,迎面扑来。
  “在前面十字路口那停车吧。”在相对热闹的地方下车,总归会安全些。
  “你家不是在电视台对面吗?前边下车离你家有点远啊。”
  我一怔。“没关系,我买点东西,这已经非常感谢了。”我竭力把谎话说得很诚恳。
  急于打开车门的我,动作却并不诚恳。我扣住的不是车门把手,而是车门上的烟灰缸。烟灰缸因我的手力过大被扳断了。司机发觉了我的窘迫,回过身来,替我打开车门,“没关系,那本来就是坏的。”
  为了掩饰我没有认出对方的尴尬,我决定按照我的惯例,只说谢谢,不问他姓甚名谁。
  古罗马政治家加图有个著名的悖论,“如果你太信任别人,你会受欺骗;但如果你对别人太不信任,你将活得非常痛苦。”而一个更有趣的悖论是,我们似乎只能在信任的人中间建立信任,但当我们信任陌生人时,信任更有可能带来惊喜。
  我到现在也没有想起来这个司机是谁,何时认识的。
半个忧伤
  魏姨是我童年生活中一个快乐的记忆。那时候的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还保留着好玩的天性。我家那时候住在父亲单位,是一个大四合院,除了晚上守夜的李大爷,最常见到的就是魏阿姨了。她那时候大约没什么要紧的活,成天和我们一起呆着,大约我小时候是很老实,比较讨人喜欢吧,不像现在这样锋芒毕露,她很喜欢我,常坐在门边给我梳头,一边还讲着一些琐碎的事。 
  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到门前的大闸门那提螃蟹,那时候螃蟹很多,桥下的大石头柱子通常有螃蟹爬在上面,用提兜一提就提上来了,我们喜欢烤着吃,香味要比煮着浓得多。如果放学时到家门口,我和弟弟开始赛跑,那一定是闻到了魏姨烤螃蟹的香味。现在我有时候路过那儿,总还忍不住趴在栏杆上往下看看,奇怪的是再没人在那钓螃蟹了,也许是没有了罢。
  后来我们搬了家,就很少见到魏姨了,她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后面是两个男孩,跟我年纪差不多,两个男孩长得都很健壮。可是命运变幻莫测。首先出事的是大儿子,18岁那年,突然就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辗转北京,上海也没治好,钱花了很多,但仍无济于事,那孩子后来瘦得皮包骨一样,不久就死去了。仅仅过了一年,二儿子也18岁了,却在某一天跟人在船上打架,不知怎么就掉到了海里,再没上来。尸首很久以后才打捞上来。连失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这种打击足以致命,但魏姨硬是挺过来了。
  我妈说,她啊,命硬,寡情。
  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是冬天。我亲眼看着她被烧成一把灰,亲手给她挑选了骨灰盒,又亲手把她的骨殖一根根移入骨灰盒。那年的冷风,一点点侵入骨缝里,使我顾不得嚎啕大哭。即使多年后的今天仍感觉到那种彻骨的冷。
  小时候寄住在外婆家,她特别疼爱我。而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记住她的生日,不知道她去世时候的确切年龄,八十或是八十一,八十二?外婆去世后的几天,我总能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头发、衣服像是都在那种味道里浸过一样。那一阵子,我每天都要长时间地洗澡,仍然感觉到那种味道深入骨髓。我尽力克服生理上的不适,同时又感觉到深深的羞惭和自责。仿佛每洗一遍澡,就洗去了一遍外婆对我的恩情。想到外婆的丧礼上,我竟然因为冷得哆嗦而没有大哭一场,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寡情的白眼狼。
  直到我读了缪塞的《局外人》。
  主人公默尔索的一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如此,就不难理解,参加母亲葬礼时,被阳光暴晒得头晕目眩的默尔索在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想到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喜悦。
  明天还是要生活下去。但今天,必须悲伤,这是我们习惯了的同质世界。我们习惯了逝者亲属收放自如的哭声,习惯了蜂拥而至“消费”逝者的文字。尽管洞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本质,我们还是不能平静与诚实。
  世界的荒诞也正在于此。生理上的需求是天赋本能,不违自然,合乎情理。而当生理需求干扰了正在进行的情感时,情感势必显得粗糙。异质的成分或情境,违逆了大部分人的情感经验,潜意识的倾向判断被激活,生理需求被淘汰出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作《动机论》中提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
  承认这一点,并不羞耻。
  有天傍晚,散步的时候,遇到了魏姨,她远远地招呼我,说要去打太极,像以前一样摸着我的头说我漂亮了,问我母亲身体如何。倒是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急匆匆地逃掉了。回家跟我妈说,魏姨胖了。
求医记
  我记得那里的一排排座椅,冷硬,冰凉。再暖的体温坐在上面,也很快会被吸走热气。省肿瘤医院这个叫做加强CT的检查室大厅,没有人交头接耳,互相交换病情讯息;也不像医院的各处走廊,声音堆堆叠叠,脚步声如失律的鼓点。被同一种担忧统一到这个门口的人,无论曾有过怎样的辉煌,曾有过怎样的欢乐,此刻都像雾气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等待命运以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概率变成雨点砸下来。
  在肿瘤医院,病人们仿佛是一件阴谋的同谋者,没有谁会对光着头的妇女多看一眼,也没有谁会在拿着诊断单呆若木鸡的人身边停下匆匆的脚步。
  我来省城之前,我们市的大夫已经对我右肾发现的不明阴影做了模糊但不难得出清晰结论的判断(我第一次觉悟到大夫的诊断逻辑是多么严谨)。“倾向于……,但也不排除……”。我妈倒是充分理解了“倾向于”的含义,提前预支了她的悲伤。那几天早晨,我刚从床上爬起来,脸还没洗,她就敲响了我家的门,然后一声不吭坐到沙发上,一边看我擦地板,一边默默掉眼泪。我内心其实是巴不得她赶紧返回她自己家,但又不好表现出特别不耐烦的样子,只能擦完地板继续找东西擦,连半只眼睛也不去看她。她有时候坐一会就借口去市场买菜走掉了,有时候忍不住连悲带怒嘟囔一句,你怎么还有心思擦地板?
  不然呢?抱头痛哭么?即使切掉一个肾,也不会很快死掉啊。
  省城的大夫是不屑于看小地方拍出的CT片子的,CT自然是要重新做,为了判断准确,后来又做了几次加强CT。关系是不敢不找的,万一给我看病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或是虽年长但医技不佳的庸医呢?好在托关系找到了泌尿科的一名据说是德高望重的教授。那花白胡子的教授很认真地研究了片子,又找来了CT科的主任,俩人嘀咕了好一阵子。
  因之前已辗转了好几个医院,从医生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约略知道了我右肾的阴影在肾囊肿和囊性肾瘤之间难以确定,而之前医生们的分歧点也在于此。那名老教授先把我爱人叫进医生办公室,后又招呼我进去,指着墙上的肾脏解剖图对我说:“你长的东西靠近输尿管,形状不规则且分隔明显,血管较丰富,不像是囊肿,为除后患,必须要把右肾切除。”
  “切除右肾”四字,使我猛地想起了“梁启超被协和医院割错腰子”一事,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当时中国医疗水平最高的协和医院,协和医师通过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建议手术摘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的肿块并非恶性肿瘤,后查明这是一桩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切掉了梁启超健全的右肾,却留下了病变的左肾。面对汹涌的挞伐西医的言论,梁启超却发文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手术后三年,56岁的梁启超因左肾失去了排毒功能,溘然长逝。
  我是断然不可能有梁启超那样博大的胸怀。我自然懂得病人应该相信大夫,但一丝隐忧如手指上的倒刺,还是不由地就冒了出来。大夫看我低头不语,加重了语气,“前几天一名幼儿园园长肾上的肿块长得比你的形状规则多了,人家都切掉了肾,你不必犹豫,不切掉就等于在身体里埋着一个地雷。”似乎有道理。
  他不再理我,转头交代我爱人需要回地方做的检查项目,以及,回家准备手术费用。我爱人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手术需要多少钱?这句本是寻常的问话在彼时的我听来,却是十分地刺耳。回去的车上,我一言不发,像有一次在游泳馆突然溺水的时候涌上来的那种听天由命的平静。
  但我不能听天由命。我后来又去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听从了最后一个大夫的建议:每两个月做一次彩超,一年后如果大小不变,改为半年做一次检查。如是恶性肿瘤,会快速增大。两年内大小不变的话,可以确定是囊肿,不必理会它了。他说,肾脏的恶性肿瘤一般不会扩散到其它器官,确定是肿瘤再切肾也为时不晚。
  好多个两年过去了,我的右肾幸运地安然无恙。前几天看新闻,一家医院误切了一个病人的右肾,经法院多次调解双方已达成和解,院方赔偿患者9.9万元。嗬,真是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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