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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10月2日《解放日报》
 

幌儿红

 
谢友鄞
  一个人,有一张好嘴,顶不济,也能混个吃喝。嘴好是福气,说的人,听的人,都乐呵。嘴好不要身份,不要文凭,不要官位。庶民百姓,市井闲人,乡间无赖,备不住都能长一张好嘴。
  我就不行,嘴拙。但我喜欢哨客,像掏药引子一样地寻觅他们。
  哨客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老北京南城,有家中药铺叫“西鹤年堂”,这天夜里,有人敲门,要买刀伤药。伙计付了药收了钱,隔小窗口一瞅,这人有点脸熟,没等想起在哪里见过?那人一转身,就不见了。第二天早晨,伙计数钱入帐,发现收的钱竟是给死人烧的冥币。伙计再一想那人的长相,原来是前几天在菜市口刑场被斩的犯人。
  从此,老北京诅咒人,就会骂:去西鹤年堂买刀伤药吧!外地人不好明白的语言,人人都觉得有趣的故事,自有产生它的根基。     
  哨客说:在咱们边地,很早以前,就崇尚远行,带上猎枪,那时候野物真多呀。你在上风,野兔嗅不到你的馊汗味,嗅不到你的火药味。你居高临下,举起枪。野兔前腿短后腿长,要是朝上坡跑,身体平衡,跑起来飞快。但它背对你,向下坡跑,前低后高,像袋鼠跳跃,每窜起一下,就是一个瞄准点。野兔惊飞草丛中的山鸡。枪响了,沙弹烟雾爆腾,你震得一颤,啐口唾沫,走过去,捡起野兔、山鸡,走到山根下,架起篝柴,点燃烧烤,野物香味飘漾出来。在边地行走,也有弹尽粮绝的,便去经过的人家,讨一口饭。不能进人家的屋,蹲在当院,捧住碗吃。乡村碗大,饭菜盛得岗尖。吃完了,陌生路人撒目院子,看见老树墩,就抡起尖镐劈柴;看见大笤帚,就抓住扫院儿,扫得一方土院花纹清晰;看见扁担、水筲,就给主人挑满水。若是户整齐人家,院地干净柴禾垛高耸水缸满溢,啥活没有,主人便对尴尬的路人说:等你回来,从这儿经过时,再来吧。你心里欠下一笔帐。但返回时,蹲在院里,饱餐一顿后,仍旧没有活儿。你要回家了,便趴在地上,给主人磕个响头,走了。
  我听得着迷,又有点怀疑:用得着这样乞讨吗。咱们这一带,民风凶悍,早先土匪挺多呀。
  哨客大咧咧一挥手,说:那当然!你穷得俩卵仔一夹叮当响,就去拉杆子。带一枝枪算一股,牵一匹马算一股,没有枪,没有马,跟在胡子马队后面跑,叫“拍巴掌的”,本身也算一股。抢劫大户后,按股分红。
  哨客讲得津津有味:有一个车老板,赶着马车,要从浅处过河,见一个戴草帽的汉子,低着头,坐在河边脱鞋扒袜子。车老板招呼:光脚过河多凉!
  汉子说:没事。
  车老板说:入秋,水咬人了。
  汉子说:不怕。
  车老板说:上车吧,也不朝你要过河钱。
  汉子爬上车,车轮辐条激得河水哗啦啦响,水里的太阳、山峦、树木、枝杈上的鸟巢,破碎了。过河后,汉子从怀窝儿抽出匣子枪,掂了掂,说:你这人,心眼挺好呀!原来是胡子!胡子在河边等“货”呢。胡子饶过了车老板!     
  我听明白了:人生是一条河,与人为善,就是给自己留下了过河钱。
  唠到半夜,哨客问我:饿了吧?
  我摇摇头。
  哨客说:你们读书人讲究吃夜宵。走!
  我们俩来到街上,在这群山环抱的地方,起起落落,隔三岔五间,山坳里便聚些人家,大些的是村,小点的也是村。有汉民屯兵垦田村,蒙古族定居的农牧村,朝鲜族稻农村,山东、山西、河北移民闯关东的旱田开发村。村街上都有一溜酒家,火红的幌儿高挑在杆顶,杆下可给客人拴马。一壶酒、一匹马、一杆枪,是辽西汉子梦寐以求的生活嘛。可是此刻,天黑得连颗贼星都没有,饭店早歇了。
  哨客咣咣砸门板,把掌柜的从被窝里轰出来,闹得满街狗叫。我们坐在灯光明晃晃的店堂内。哨客吩咐:炒菜,烫酒。
  掌柜的扎紧大抿腰裤,睡眼惺松,嘟嘟哝哝,向灶间走去。     
  哨客说:咋不把幌子挂起来?你这是贼店吗?
  若是白天,街上幌儿一式招摇,竹箩圈下沿,围一圈细长红布条,随疾疾山风,疯疯地响。幌数有一、二、四、八之分。一个幌的店,只有零星小吃,如煎饼、馒头、豆腐汤;两个幌,能炒菜,叫灶了;四个幌,备有全席套菜;八个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掌柜的歪嘴一笑:半夜三更,摆啥谱!不情愿地拎起一只幌子,操起竹杆,走出去。 
  哨客吆喝:你不是四个幌子的店吗,都挑起来。瞧不起谁呀!  
  饭店老板将四个幌子挂起来,顿时红光耀眼。
  我笑了。我在民间,交下许多哨客朋友。我依仗他们,才有了一股,红红火火,在文坛上拉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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