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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2期《作品》
 

波函数

 
牛健哲
  我开车撞过一个小孩,那种震荡在心里回旋了很久。
  其实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人必须活到那个境界。我是在中年中段、在第二次婚姻里才做到的。之前我和多数人一样,只混迹于经典物理学的世界。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那是个很幼小的孩子,虽然肢体动作很快,但跑的姿态很怪异。或许我当时因为这个有点走神。但我已经足够年长成熟,知道撞了人抱怨什么太怪异都不能推掉责任,所以我定了定神然后猛踩下油门,疾速钻进前方的时空中。
  
  反正让人焦虑的又不止一件事。随着眼角皱纹暗暗延展,问题会不停衍生。即便坐在屋子里,你也可能会惊怕于周围人瞥来的一个敌意颇深的眼神,思虑某种可憎局面的前因后果。一场病后,我开始莫名地时而吐血,起初猛地吐出一口,后来常常有血从嘴角淌出来,在喉咙里留下浓郁的腥味。不过很快我就习惯了那种腥味,并随身准备了足够的纸巾。我已经悟透化解之道了。
  我步入这种境界,是在去年春天,发现自己在单位搞出麻烦之后。那次是社科院近年少有的出省旅行,当然也是假以考察调研之名。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分头逛街吃饭,我喝多了,次日醒在一家小旅馆晦暗的房间里。我回想起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自己从一个女人的身体上滚落下来,或者被那女人推搡下来,然后我记起事前借着酒劲把同行的女同事拥进小旅馆的情形。
  很多人知道那女同事是分管我们研究所的卢副院长的情人。
  旅行结束后,所长恼火地批评我们中有人在南方时心术不正,给所里抹了黑。有两个年轻人以为说的是他们去歌厅的事,但我记得自己脸面滚热,不敢抬起眼皮。那时我还是凡夫俗子,而且把人事关系正式调进来的事还等着卢副院长帮忙。
  其实我哪是那么风流的人,比起大我十多岁的卢副院长,我做人呆板沉闷。他当然不会想到我敢动他的人。可是没办法,那是在喝了一肚子黄酒之后、在身边有女同事的夜里,更是在我现任妻子不久前出轨的城市。
  要翻看的话,婚姻总有一张阴秽的底牌。我和前妻栾欣在婚内没人出轨,也许是因为关系维系得不够长久。分手前夕我没有对别人隐瞒为什么我受不了她而我们又怎么迟迟没有孩子,她就不顾为师斯文,把离婚的场面闹得很难看。“别人”也仅指学校里几个恰好说起婚育的前同事,加上我曾教的两个有心聆听的班级。好,就算是我和她一起闹的吧。离婚后,系里有些人眼风恶毒,我跟他们翻了脸,不想继续在校任教了。我先推了学校的课,娶了李瑾,然后急着生了儿子,迎来了一段从谷底攀上峰顶的好日子。栾欣去了新西兰,也该会听说这些。
  我知道春风得意很难长久,但没想到会跌回谷底。调进社科院的事莫名搁置境地尴尬,出访留学迟迟没有眉目,本来帮得上忙的故友露出了冰凉的脸孔。然后自称从没去过上海的李瑾,到上海幽会了情人,居然还把两人之间纠葛的马脚带回到我眼前。难道我没理由找个晚上喝倒自己、解开裤带吗?
  犯蠢的是随后我干的事——我向那个女同事求证了在上海的那一夜凌乱。我记得当天在街上吃喝过后下起了雨,三五个同事散开来回住处,我醉中被她搀扶着落在后面。我记得我们俩腿脚磕绊着进了沿路的小旅馆,可我并不能记清在床上的人就是她。或许她只是不想让我醉卧雨夜街头才把我就近塞进一个房间,她走后是我自己随便叫了个女的。可是回来后不久有一天下班时下雨,她搭我的车,我咽了几次口水后竟开口问了她。都是因为我太想坐实真相了。
  “果然……”听了我磕磕巴巴的问话后,她扭开脸。
  “什么?”我问。天色阴沉,雨点声紧密,我怕听不清她的回答。
  她重新在后视镜里捉到我的目光:“你是不是想说你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觉得我这种女人只要这样对付就行了对吧?”
  “……我问问而已。那天我的状况你也看见了。”
  “我要你为我做什么了吗?”
  然后冷场持续得久了一点,车正钻过一个挺长的桥洞。“还是你怕我会做出什么?”她冷笑,再开口时竟然滑出了哭腔:“停车!”
  她在近前的路口下了车,我瘫坐在安全带里,看不清她有没有当即淋透,只感到雨势恶劣。压抑感的涌动和进出桥洞的光影变化使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我庆幸自己在感知上有这样的运气,并为之起了久久不褪的鸡皮疙瘩。
  我不该求证过往,不该求取什么真相。回忆中很多例证告诉我,如果我不做这种蠢事,真相就不会归于糟糕,而将保持面目含混,叠加其间的可能性会暗自并存为好坏两瓣甚至更多。就像奥地利人那只命数诡谲的猫,如果没人打开盒子探看,它在里面本会永远半生半死或者说既死又活。盒子一开,生与死才被迫做出了断。即便有人会去开盒揭晓也不该是我,我深知自己不配让模棱两可坍缩为尽善尽美,我触摸到的只会是冰凉的死猫。曾经我执意探听栾欣身体里的生机搏动,伏耳贴上的却是包藏死寂的肚皮。而我打开铁皮罐头倒会看见蛆虫活跃。
  回想起来,我父亲当年消失,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的不智。我记得当年他就是我现在的年纪,那天骑自行车载着我远行,半路上突然说他累了,要折返回家“看看”。我不明白累了为什么不是回家歇歇,而是回家看看。到了家门口,他让我等在那里,自己走进家门,触发了里面几声短促的喊叫。随后一个家就被他看没了,包括他自己。轮到我,在上海的表亲打电话来,问我有件关于李瑾的事该不该说时,我也还蒙昧,让她说了下去。好在不算太久之后我就懂了怎么躲过不堪经受的击打。太多现状本不该是唯一的事实,就像罐头里本可能永远是粉嫩的午餐肉。
  当时我开口问那个女同事之前,她毫无异常,既没有回避我也没有对我说过任何多余的话。卢副院长也是一样。我们同事之间下雨天搭个顺风车也属寻常。也就是说量子物理的叠加态本来保存完好,在上海我既睡过她,又没睡过她。世界不囿于庸常所见,两种都是真相,像两缕永久纠缠的烟云一样悬浮在历史混沌中。可我发问过后,她请了长假养病,据说和卢副院长分手了。有人说见她来过一次,还听到她在卢副院长办公室嘶吼了一声。
  是上海之夜的后果吗?疑问浮现在脑袋里,我愣怔片刻便拼命晃头把它驱散,我不会重蹈覆辙再犯错误。我不会打探卢副院长知情几多,也不会再问他我调入的进程。这样在他记恨我、正要封冻我职业前程的同时,在另一瓣事实里他也是我的贵人,并不知道我做过的事或者很感谢我那么做过给了他脱离某种关系的借口,而我调转的事已经一切就绪,只是需要持久一些的耐心等候。
  所以那天在郊区路上出现在我车前的那个小孩应该感谢我,我如此开悟,没有回返查看现场,也没有看过后几天的本地新闻,令他在被碾入车轮的同时也躲过一劫,以他怪异的姿势跑回家,扑入不怎么照看他的家长的怀抱。
  果然一直没有人找上门问罪。像我留心的诸多事件一样,这再次说明悬置的双重真相不会惩罚我。不去触碰相异的事实,任它们分瓣各自存在,我分明可以安然无恙,甚至继续享受好的一瓣。
  
  “这么说如果消化道或者肺有病变,你们这种体检店还真能查出来咯?”单位集体体检时我和前台护士聊天。听她们很自豪地说那些排查设备有多好,诊出的病原本有多可怕后,我点点头,悄然离开了候检人群,出去徜徉街头。
  想来自从谙熟此道,我眼里世界的显影就不同了,对自己更宽容,也开始更温柔地对待李瑾,陪儿子的时间自然也多了。父子关系本来就该倍加珍视,假如岳老师还在世也会这样说。好的一瓣事实会让卢副院长帮助我在社科院有所作为,我早晚会带着足够的资历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我会先把何曾带过去,让他趁小融入美国文化,新鲜的东西那么多,他很快就会忘了李瑾鼓吹的钢琴,会更亲近我而不是她。我在美国生活得会比栾欣在新西兰好得多,我有家人有事业,也会有美国某地的口音,和正常的四季顺序。
  总之这一年多一切都不再生硬冷厉。晚上入睡虽然有些困难,但我把多年前读过的关于量子力学的书拿到了床头,肃清杂念字字默读。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读不进任何东西,几乎失去了阅读的能力。不是谁都能得到这种救赎,去深邃地重新审视事情。
  测量难免自取其辱,变数本可搭救一切。在李瑾出轨的事上,明明叠加着另一个一点也不恶心的事实——她去上海的确只是公出,没做过那种脏事。即使在那之前我狠狠地跟她吵了一架,她对我也没有多失望。她没放弃过做个好妻子的信念,只是在外滩被我那个多事传舌的表亲看见之前五分钟,刚好也偶遇了她那个扎辫子的旧相识。毕竟所有逛上海的人都在外滩。人流太嘈杂,以至于她和他的寒暄不得不很大声,有点像是姘头间的争执。至于她回来后还没完全消褪的腮后淤青,也不是来自扭打,而真的是大巴颠簸所致。在这一瓣事实里,那个表亲就是想无事生非,其生动描绘多属臆想和夸张。
  其他人的事则更容易类推,这让我不再厌恶回顾某些问题。友谊冷却流失,同时也完好地存续。我等在北京时,回国的师兄梁鉴不是有意怠慢我,只是经停短暂,他又要陪课题组里的美国人,或者干脆就是因为他不善于计算时差算错了相约的日子。后来我寄给他的礼品也不是被拒收退回的,都是物流或者海关的问题。那些许久未见的同窗也没有鄙视我,大家都太忙了,或者不想与我聊起婚姻失败事业变迁和那些闲言碎语。胡南庆更没有与我决裂,他是说过要给我出书,但出版学术作品毕竟难凭编辑个人意愿,当初他把话说得太满,在能兑现诺言之前当然不好意思联络我……
  如果这些成立,其中便隐含着另一个推论。第一次想到这一点时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在至少一种事实里我不是他们眼里的混蛋,岳老师并没有因我而折寿,我也没有在恩师临终前辜负他。虽然我没有送他离世、没有在葬礼上见他最后一面,但那些重情重义的同学和校友还都没有认定我丢了良心,因为岳老师并没有死!
  太通顺了。既然他的癌肿恶化后我一直没去到他身边,没看过他的遗容也没敢探听任何关于他的消息,那么他去世与否的双重事实自然没有坍缩为死亡。既然盒子里毒药旁的猫可辩生机,家宅里病床上的岳老师自然也可以。一瓣事实让他没有油尽灯枯、骷髅似的被付之一炬,而是像某些幸运的绝症病人一样神奇存活,甚至还有其音容笑貌,还有神采犹存的两眼,只是满头华发不复茂密,这反而使他的脸颊显得更加饱满。或许他没兴趣继续著书立说,但他还是本省的学术台柱和全国的专业权威之一,他还可以享受桃李成荫的美誉,也会时而翻看他跟历届得意门生的合影,从而常常见到我在校时的书虫模样。
  刚想通的那个晚上我从坐处站起来,犹疑着走到北窗,然后手掌重重地撑住窗台,瞪大眼睛望向母校的方向。窗玻璃里出现了另一个鼻翼翕动的我。很久后我的呼吸才平顺下来、肢体才柔软开来,脸上定然升起薄薄的宽慰笑容。
  这么说我的开悟不仅让我眼前变得明媚,也让我得以接受自己从前的行径——岳老师是我的导师,引我攀上了个人学业的高峰。入学时我没觉得自己配得上做他的学生,但他读过我些许文字后破例主动找了我。这件事一度被全校上下谈论,让胡南庆他们津津乐道。岳老师一生没有子女,待我却像慈父。可无论我吃了岳老师家多少饭菜,读了他书房多少书,我毕竟只是他的学生。离婚前我便跟岳老师断了联系。岳老师是栾欣的舅舅,也是撮合我们的人。当初他不曾想到我们的婚姻会闹成那样。
  那两年我忿懑饱胀。栾欣吵架最常用的开篇就是“我舅舅真是看错了你”。那时我还没什么可悔愧的,可我为人的所缺所短永远是她眼里的全部。我也很快学会了那样看待她。有一次在路上她赶我下车,车没停稳我就闯出车门,趔趄几步后不停朝前走,完全不理会那些交通灯,搞乱了好几个路口,满耳是恼怒的车喇叭声。我走上快速干道桥,直愣愣地横穿路面,不知道自己当天是怎么保全肢体的。从那时起我便明白我有多需要发泄,哪怕是对自己发泄也好。
  岳老师起初从不介入我们之间的事,但我知道他很关心栾欣。栾欣怀孕一度平息了我们之间的争吵,后来的胎停则引爆了新仇旧恨。她怪我没有照顾好她,我说是她不配做母亲。医院判断是染色体问题,畸胎必然不能正常发育,而且再育也不乐观。我们傻呆呆地消化这消息时是我们之间最安静的一段时间,再吵时她以为我知道什么,就说漏了嘴——她父母本来另有过两个孩子,都是在怀孕时胎死腹中的。多巧!之后她即使还能对我冷言冷语,却再也无法朝我瞪眼。
  我第一次对她动手,就是在她引产后不久。然后岳老师第一次打电话找我说家庭问题。也许他想分别从栾欣和我两个人的立场谈论问题,但他选错了顺序,先说了栾欣如何对我如何错,这给了我开口攻击他的借口……我当时头脑滚热,也许我记错了,他先说的是我如何对栾欣如何错,但谁都明白这样我错她对的说辞就会紧邻结论。总之我把满腹恶语第一次喷向了岳老师。
  “你想说看错我了是吧?看看自己吧!你们家人都是绝后的命,还他妈成心连累别人!”我最后吼出这句话后,听筒里空余几声呼吸,然后电话挂断了。这时岳老师已经病了,做了一次手术不久。之后我就没去见过他,也没通过电话,只是几天后系里说岳老师的情况又恶化了,问我细情。我没回答他们。
  我说的那些话常常回响在两耳之间,让自己寒颤。算是栾欣一语成谶。
  再婚后,有一次和李瑾从岳老师家附近经过,我突然很想去看望他。我讲起学校里的岳老师,仍然因为他和我的关系而难掩得意。但李瑾读书不多,对师生感情感到费解。想到了栾欣的事,我也没了登门的念头。那时李瑾正在孕期,情绪多变,我虽然不大过问子宫里的动静,却也不想节外生枝。
  后来李瑾怎么看不再重要了,但我更难走近岳老师了。年月流失得太快,事情拖得太久,虽然我没听说什么丧讯,可岳老师矍铄时就有丧事全免、只留清誉的心愿。我越来越担心在岳老师家看见他的灵位,担心当场变成一个不义不孝的混账。我手里还有他家的钥匙,他曾经希望我常去看他,希望把他修改平生著述的想法一点点告诉我……
  其实那时我何尝不是在拒绝叠加事实的坍缩呢。我让岳老师在命运的一个分支中延年益寿,继续平和宽容。当初的畏缩变成了今时智慧的先兆。
  
  人没有理由不流连自己的睿智。现在我不仅要认可这种睿智,还要用心委身其中,为之付诸行动、规避错误。在这座城市里我不会再动走近岳老师家的念头,也会绕开母校,以避免偶然耳闻目睹某些片面的真实,有时这让我行迹略显扭曲。一次我和李瑾带何曾去郊游,在北部大学城附近遇到了堵车,刚好被堵在学校门口附近。我的头皮和脖子很快渗出了冷汗。李瑾搂着何曾坐在车后排,完全不明就里,以为我会凭进校证件穿越校园,避开车流达到目的地。对他们母子俩的再三请求和后来的气恼吵闹我默不作声,只顾掩着车窗那面的额头,甘愿陷入几乎不能蠕动的无尽车龙。
  要想真的避免面对疼痛和阴冷,我必须明确地为自己划出禁区,不只是在地图上。而且我渐渐明白这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需要处处增订、时时自律。比如我不会再去体检,也要戒断任何情形下的就医就诊,这将让我永远是个身体并无大碍的中年男人,头疼脑热之外,只不过有时会吐几口血、睡不着觉罢了。
  我不再去测验与任何人的关系。上班时走进电梯看见卢副院长或者其他领导,我会点头问好,但如果他们没有明确的回应,我不会继续开口。他们很可能在专心盘算着什么,或者已经用鼻息哼了一下,只是声音轻微被噪音掩蔽,没传进我耳朵里。一旦我再次开腔攀谈,便是在确认他们究竟怎么看我又在怎么对我。现在我不会受悬念左右,不必索求排他性的事实。在这种境界中,我反而能听到他们哼出单音的多次回音,甚至像能某些爬虫一样感觉到那一次鼻息在电梯里留下的气流波纹,虽然隐约但足可宽慰。
  我不再想见任何同学或者校友。互不来往,这在当初哭鼻子的毕业日是不可想象的。当天的胡南庆说绝不允许我们这群同学变成那样。那天同学们一个个在文科楼东山密布的爬藤下留影然后陆续离校,我去岳老师家取他赠我的书,回到宿舍后发现胡南庆还留在那里等我,这家伙说过他要最后一个走。我的行囊不多,可他一定要帮我分两次运输。我知道不忍离散的感觉。不过现在我下定了决心,反正这几年我都没等到谁的联络。我在通讯录里把他们一一删除,下手时想到当初,还突然变得心慈手软多愁善感,但我会独自欣赏自己的良苦用心。我为大家留了一个时空,在其中我们只是因为忙碌而疏于联络,谁也没伤害谁,谁也没让谁心灰意冷。
  和李瑾相处,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却也更容易转化为习惯。比如她的手机在床头或者沙发扶手响起来时,我会扭开脸,不看多余的来电归属地显示。对方在她的工作单位也好,上海也好伊斯坦布尔也好,我都不要知道。晚间暗处那方寸屏幕会亮得突然而扎眼,我便以神经反射的速度转头。转变方向对我来说越来越娴熟,最利落的是那次在路上看见左边一辆外地车的副驾驶位子上似乎坐着李瑾,我让车迅速连连变道,拐进一条狭长的小巷,然后长长吁气。假如两辆车并排被红灯拦下,连邻车里的笑声都会传进耳朵。
  我会独自绕开所有陷阱,不准备与谁分享世界的玄机。
  
  近来天气不好,雾霾频仍,空气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气味儿。也可能是我的感官越来越敏锐了。李瑾单位组织了一次华中旅游,她带上儿子去了。我没问她在那边的行程,自己在家休了几天病假。这期间有个学术论坛活动,社科院邀请了一些高校院系。我见了活动安排,但没去看参与单位的名单。
  上一次请病假是在据说那个女同事会来单位交病历的那一周。
  几天里我多半仰躺在床上,读我新近订的几本科普杂志,如果喉咙里涌出腥血,这个姿势是最方便吞咽的。我读到物理学界取得了一些令人惊艳的研究成果,相对论果真失去了它原本稳固的地位,量子理论在新的实验中压倒了隐变量理论,“违反直觉”不再是科学界拒绝相信什么的尚佳理由。我也终于独自一人,在淋浴时畅快地自慰了几次。倾泻掉那点欲求,李瑾回来后我就不必再爬上她身体,目击她是热情还是敷衍,欢喜还是厌恶,睁眼还是闭眼。
  谁知病假结束,到该上班那天我却真的病了。休假没带来好一些的睡眠,我做了些怪梦。上班那天凌晨我梦到自己躺在一个圆筒里做核磁共振检查,我想爬出来,却听到外面几个医生说话,一个医生用李瑾的声音问镇静剂是否足量,另两个医生则用梁鉴和栾欣的声音回答足够了,会睡很久。听后我却仍然能左翻右滚,浑噩中把被褥枕头滚得横七竖八。
  我发烧了,又莫名地想身边有人。出门开动了车,才发觉看不清前面的路,不知道是车窗内外有雾气还是我视物模糊。我伸手抹擦车窗,在玻璃上擦出一抹巴掌宽的清亮,正要看得远一些时突然一惊,猛踩下刹车。随后压制下朝外张望的本能反应,我咬着牙加速行驶离开——我想我看见一个小孩在车近前跌绊踉跄,姿态怪异却似曾相识。
  纵使早已开悟,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一路上身后似乎总有声音在冷冷地说那个孩子:遗传的问题,根本不能正常发育……
  到了办公室,人人都说我脸色差,一定是病还没好。
  李瑾和何曾回来后却都情绪昂扬,吃饭时两人竟然在讨论去琴行选钢琴的事,像没我的事一样。买琴学琴是被我否决过多次的提议。如果说小孩子要这要那是心血来潮,教琴的老师极力怂恿是利益所驱的话,李瑾扬着脸帮腔就像是存心和我作对了。我哼唱最熟的老歌也像在创作新曲,凭我的音乐天赋,我儿子玩什么钢琴,所能成就的只是让我变得更寒酸。况且李瑾的薪水比我现在半失业状态下的还可怜,多数时候她所谓的底薪就是她的实际收入。
  “你是在说买琴吗?”我问李瑾。
  她边往何曾嘴里塞菜边点点头。
  火气上来了,我直击要害:“那好,这笔钱你自己去赚!”
  何曾嘴里含着饭菜,示威似的对我喊:“妈、妈、有、钱、了!”
  “哦,”李瑾说,“忘了告诉你,回来前有一笔业绩提成到账了,不少,足够了。”
  我定立片刻,拧身走进里屋,摔响了门。这一套动作是我准备在听到为人父亲的养育责任那一套陈腐指责后做出的反应,没浪费,全用上了。
  我没开灯,但没法不听见何曾对所到旅游城市喊叫级的评论,杭州怎么样、嘉兴怎么样、苏州怎么样、周庄怎么样……像在追捕一只飞去长江口的鸟。我连忙找了个能播放出声音的东西,塞上耳塞闭紧两眼躺倒,让那些我从来不能整句跟唱的陈年旧调在耳孔里无限重复。
  
  也许尘世嫉恨有人超尘拔俗,蓄意出手推搡,我的睡眠越来越少,也开始容易犯错误。我没想到自己会在办公室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至于发作的理由我没法对旁人说明白——有一本寄给我的书,寄到了。
  这本书是岳老师和学生们的著述,是在我毕业不久出版的。封面上自然是岳老师的名字和一个“等”字,扉页署名处有多个作者,包括岳老师的几名研究生,有梁鉴也有当时还在校的学弟。我的名字紧随岳老师的排在扉页首行,前言里写明书中有近三成的内容来自我的论文。这个比重和这种说明是岳老师的意思。他知道这会对我起什么作用,我想他事前也早就知道这本书会拿到那几个学术著作奖项。
  刚见到这本书时,我觉得它是我毕业后学术生涯攀升的第一阶,但没想到它成了滑坡前的最高点。虽然如此,它还是时而带给我一些收获和欣慰。脱离了教职后,这本书是社科院欢迎我去兼职并许诺我日后调入的理由。当时卢副院长没明说,但交谈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那个女同事在上海陪我醉酒时也说读过这本书很多遍。我知道它不算尽善尽美,后来岳老师想对书中很多观点或者表述做深度修改,这是他宏大修改计划的一部分,但栾欣引产后我不再关心这些。
  寄来的这本书是在大约半年前被放进我的邮箱的。当时我伸进去的手摸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瞥进去的一眼看到了信封上那家外省出版社的名号。它惊吓了我。我已经开悟,深知这个信封内外携载的信息是我不该得到的。当年出书的同期,胡南庆经岳老师热心推荐,去了那家出版社工作。在邮箱前我缩回了手,把它留在逼仄铁壁里度过了两个季节。我只是忽略了单位每个邮箱的钥匙就留在锁眼上。
  据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实习生含泪解释,那天她替所有“老师”取了信件报刊,在走廊里遇着我时还告诉我有信,但我垂着眼没理她。取回的邮件都放在茶几上,不知哪个不拘小节的同事看出那是本书,竟然撕开了信封,抽出看了一眼才扔到我桌子上。因而我来到座位时,无可避免地看见了书体裸露,还顺手翻了翻,然后认出了旁边的信封。
  “谁动的?”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我呆愣几秒,开始大发雷霆,“谁取回来的,谁撕开的?”
  由于厌恶自己和栾欣在学校闹出的难堪,我在社科院极力保持斯文温和,尤其是去年春天以来,有人甚至说我过于谦卑,所以这次我长达几分钟的发作吓傻了所有在场的人。实习生还没解释完就哭了出来。一众肉眼凡胎,看不懂他们自己做了什么。
  信件的确来自胡南庆的出版社,但信封上没有他的字迹,我的姓名和邮址是黏贴的打印字条,寄信人地址处也没有他练得最好的那个繁体的“庆”字。这完全不像他对待我的方式,我已经开始心跳沉重了。书呢,应该是重印版的样书,看上去色彩重了些。封面上岳老师的名字令我眨眼,可我还是看清了那三个字没有方框示亡号,背面他的简介里也没标注他的生卒年份。我有点眩晕——这是否能说明岳老师在半年前还活在世上呢?
  内容呢,有什么修改吗?我掀开几页,看到了一篇新的前言。如果只是重印,何必重置前言呢?有什么值得说明吗,有谁需要纪念吗……我感到烟云正在灌进我的七窍,事物在其不同形态间变幻样貌,又似乎即将定型。我头脑混乱,竟在信封中摸出一张折起的信纸,上面有手写字迹,有几个字是字面意义上的力透纸背,快要被我的手指摸出笔画了。会有那个“庆”字吗,即便有,所洋溢的也不会是那种热诚了吧?对诸多猜测的知觉让我一怔,啪地大力按合书页——我在干什么呢!
  周围惊魂甫定的同事又都抬眼看我,然后迅速收回目光。这些人就像故事里某些可鄙的角色,终究弄不清楚自己搞出的混乱,但却在无知中毁了智者的修行、圣贤的道行。
  窗风吹动我手里的信纸,展开它只需滑动手指,不费吹灰之力。
  过了一会儿,他们闻到了焚烧的气味,然后看见火苗在我手里壮大蹿腾。那张信纸只需少顷就会灰飞烟灭,只是屋里的防火报警器过于紧张,迫不及待地尖叫起来……
  几近燃尽我还没松手,一点纸灰飞进了我鼻孔。
  不久后的一天,我又瞥见了那本书模糊未辨的新前言,不过我想是在梦里。我还梦见手指摸着那张信纸的感觉,然后梦见自己在防火报警器的鸣响中从楼梯下楼,脑子里嗡嗡响。最不该梦到的是卢副院长。在梦里我没有绕开禁区,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时我未加思索就回头看了一眼,扫视到了他的身形,随后我悔恨顿生。楼梯本来空荡,如果我不回头望,那个人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步履沉重的家伙,而不会变成卢副院长。我低下头,希望补救为时未晚。不听到他说关于我的话,才可能把他留在友好状态,让他没听说我在办公室的吼叫,也没听见报警笛声;让他对我未生嫌弃、怀疑和厌恶,仍然容得下我;让他和楼里所有人继续把我看作名师高徒,而不是忘恩负义的才尽江郎……无奈想着想着变数又生:不去审定那张面孔属于他,又怎么能确定身后的人不是胡南庆、岳老师、一个拉着李瑾的男人甚至一个陌生的小孩呢?我不知道该加快还是停下脚步,没力气跑也没力气制动。所有这些会幻化出什么局面,都取决于身后的人是否能追上来、会开口说些什么。
  我思考得太多了,以致没有想到要去维护这个梦。卢副院长喊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崴疼了脚。就像掐咬自己能测知是否身处梦境一样,踝部的锐痛使亦真亦幻瞬间只剩真实。我回到现实,意识到这就是我在办公室点火的下一个坐班日,自己在走廊角落抽了一下午烟。要是还想自救,我只能拖着伤脚跑下楼梯。
  “何老师!”卢副院长坚持喊住我,用了一种对我极不常用的称呼。我自作自受。
  “你怎么了?”他问,“——这是你的血吗?”
  我停下来,看见衣襟红了一片,嘴里也觉出了血腥味。回头看走过的楼梯,上面有连串的血迹尾随着我。
  
  一个漫长节假日尾声的一天,我带儿子玩遍了市里几个像样的公园,还去郊区兜风很久。
  “再玩一会儿不行吗?”我几次对何曾说,因为他总是想回家练琴。那架新钢琴当然漂亮,引得几个作家长的邻居进门观赏过。练琴是近来他和李瑾的甜蜜时光,不是我的。我和李瑾刚刚吵了一架。
  上午电视里一档读报节目读到市井民生新闻时,他们母子俩就在把那架钢琴搞得当当乱响。新闻里好像有个家伙因为所谓的压抑和疲惫大闹工作单位,主持人夸张地瞪起眼说他把办公室搞得天翻地覆,把同事们吓得人仰马翻,还扬言纵火。我皱皱眉,想听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单位,至少听清楚这事发生在哪个城市,但钢琴声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高。并不是我觉得新闻里的蠢货是我,可我最好听到与我和社科院不相符的信息,那样我才可以放心讥笑。李瑾从来都不能意会我需要什么。
  “别敲了!”我甩出一本书,砸到钢琴上,吓了他们俩一跳。然后李瑾发作了。我没想到她一张口竟喊出那么多话,说我就不该当爸爸,也根本不算个男人,“醉生梦死的还有脸自命不凡,你能比得上谁?”她说曾经相信我会搞出点什么名堂,是她瞎了眼,我是个连睡觉都不会的废物。
  这让本来准备对骂的我打了个冷战。我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对模棱两可的东西我开始轻率地去探知了,比如我想听清楚那则新闻,这很可怕。我想知道她说的“睡觉”是什么意思。我失眠,辗转反侧她一定知道,半梦半醒时的惊叫哭泣也少不了,因为我时常在那种状态下去观望另一瓣事实。但她同样可能粗鄙到另有所指,我已经很久没在床上碰过她了。从不想知道她对我的态度,到不想知道男性功能有没有荒废,我想过很多。我知道身心操劳危害性事,更知道对危害的忌惮将形成更深的危害,并引发更深的忌惮。虽然洁身自好最能把从前交欢时我那还过得去的激情、那种尚且能冲能撞的形象收叠安放,但李瑾显然并不以为然。
  她当着孩子的面说了太多了。我伸出食指僵直地指着她时,她还没发泄完。
  “怎么,不承认还是不服气?”她涨红着脸说。
  我朝她指点几次,没说出话,然后一把抱起何曾出了门。其实我险些当场问出来的是,我比不上的人到底是谁!可我比我父亲当年成熟得多。
  何曾被我扔进车里时腿磕在车门上,疼得咧嘴。我问他想去哪儿,但没理会他的回答就把车开远了。浪荡整日,现在天黑了,手机响过很多次。我把车开得时快时慢,虽然还没决定要再去哪里,却几次感觉迷了路。走上一条比较熟悉的路,却遇到占道施工,我随前面的车折回,刚刚提起速度,就觉得前窗右侧影子一闪,心里的那种震荡又出现了。
  我停住车,伏在方向盘上,想让自己尽快恢复驾驶状态。这时我听见身边喉咙出气的声音变成了嘤嘤的哭声——何曾哭了。
  “你怎么了?”我出了第二次冷汗,“你有感觉?”
  何曾哭着指着前窗右边。我回想了刚才的瞬间,那个很幼小的孩子,撞上我的车时正怪异地跑动……我把脸埋进掌心,重重地喘气,所有人又都在眼前出现了:从前的岳老师、今天的李瑾、办公楼里的同事、远方的胡南庆……
  “下车!”我猛地直起身下了车,拉出何曾从车的右侧往回走。十几米外果真有一具小小的身体样的东西伏在地面上,我咬紧牙关睁着眼睛走过去,如同为求出离浓烟要凛然迈出崖洞一样。
  是一条狗。白色的短毛品种,应该值几个钱,但身上脏兮兮的。血迹装饰了它,车好像碾压了它头颅的一侧,它的一颗眼球挂在了嘴边。
  “看见了吧?”我不禁笑了出来,指着它欣然告诉何曾,“就是一条狗!”
  何曾以刚才几十倍的音量放声大哭起来。
  
  这么多年后,在夜晚的潮气中,我还是在刚刚接近那栋房子时就闻到了岳老师家的气息。这里仍然是城市里相对僻静的地带,正合岳老师向来的心意。在远处灯火和城市空中不明嗡鸣的映衬下,没人的房子显得阴冷静谧。与我细密颤抖的相比,岳老师家又显得格外安稳雍容。
  刚才回到车上,我没容自己犹豫就把车开向了这里。禁区忽然间变成了我的出路。
  “你们去过上海吗?”路上我问何曾,像问另一个中年人。
  何曾脸上还挂着眼泪,问我上海是什么。
  我转了几个弯,发现自己还是很熟悉这条路,周遭的景物冲刷过来,越来越让我敏于识别。后来这种敏感到了使感官微微疼痛的地步。下车前我就开始颤抖了。
  一次在这里谈我的论文时,岳老师说了很多,也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不少书,翻开来佐证他的想法,但我那次却很固执。想来是被岳老师夸赞多了,我自觉有了固执的资本,结果弄得不欢而散。我走时岳老师板着脸留在书房里。其实出了门我就觉出自己的不对,可我没有回去,只是浇了他院子里的花,然后关好院门离开。几步之后,我听见岳老师喊我。他穿着拖鞋从后面赶了上来,继续劝我修改某些表述,但认真地说他自己刚才太没有为师的风度了。我们俩之间脸更红的居然是岳老师。
  何曾不肯下车,好像害怕那栋房子。院门没锁,我踏进去,腿居然也有点软,可还是用力迈步。或许我这种人就该瘫软在地。空中的嗡鸣中似乎有种难辨远近的庞杂响动,像多发的闷雷一般,恐怕那就是坍缩之音。
  院子里已经没有任何花草,但门口的一盏灯还能点亮。我勉强稍加振作,对车里的何曾指指光亮,他反而缩头藏在车窗下了。我转身摸了摸入户门把手。钥匙不可能带在身上,它在哪儿我也早就有意遗忘了。脑子里乱流涌动,以致身后的院门作响,也把我惊得全身皮肤紧缩。
  我靠着门盯着进院的人影,离近了才看清是一个瘦小的妇女。旁边一栋房子门前的灯亮了,她应该是从那里出来的。她用某种混合的口音问我是谁,来找谁。
  “找岳老师,我是他……我是他学生。”我又说:“我本来有钥匙的。”
  她边开门边说:“你是姓何吗?”
  我在愣怔中点点头,跟她进了门。
  “岳老师早就说起过你。他说你可能会来。”她显然不知道更多,“你之前是不是来过?有时我在那边干活儿,听不到这边的动静。”
  我没能作答,也觉得自己不配在这里呼吸。室内景象使我心神垂坠到底。房子果然是空的,寥落已久的样子。她说这片住宅闲置的多,她替旁边一户看家,也顺便照顾岳老师这空宅。
  “多好的老人家,没见上几面我就看得出。可惜生了那么重的病。”她摸摸几个盆栽的土,又去喂鱼缸里的两只龟。有一只瞪着我,我认识它们。看上去她很细心,但我不喜欢她说的话,还轮不到她来告诉我什么。
  “他在那边肯定也很寂寞……”
  “好了好了!”我抵挡重击似的闭起眼扬手打断她,可同时她还是又说出了半句话——“语言又不通……”
  然后她才发现我的异样,和随后的急剧变化——我仿佛刚刚完成了一次跳落,张开眼皮走近她,“你说什么?什么不通?”
  “语言啊……”她被弄愣了,“那边不是说英语吗?”
  她从我和鱼缸之间撤身,让我跟她去书房。那扇门开合的细小吱呀声丝毫没变,里面卷册气息依旧浓郁,桌面有两摞书报,书架上挂了几块布帘防尘。她在一本辞海里翻弄着什么。
  “我只负责照顾这里的活物,偶尔来打理一下书房。这个给你,开春时寄来的。”她抽出一张明信片,递给我。上面有一家医疗机构在朗日下的照片,背面的寄信地址是新西兰某地区的康复中心,收信地址是这栋房子。寄语处有四个钢笔汉字——
  “居秋知春。”
  笔画之间岳老师的笔锋还在。
  明信片被紧紧捏在我手里。我咬紧上下颌也缩紧鼻腔,以免发出奇怪的声音。
  她顾自说:“这么大年纪出国那么久终归是想家。不过听说那边的医院很厉害,希望他的病好些了。”
  然后想必她发觉了身边的颤动,侧目望了我少顷,我捂着两眼深深勾头的样子终于吓到她了。她叮嘱我走时锁好门,自己便乖乖走开。
  仰起头并长长地吸气时,涕泪流到脖子上,我的嘴角却高高翘了起来。我抹抹眼睛,设法找准衣兜边沿,慢慢揣好明信片。由此我又想到了什么,在书桌上积累的邮件和报刊里面拨弄翻找一番。我从其间抽出一个眼熟的信封,与寄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拆开它,里面除了那本重印的书之外,果然也有一封手写的信,只是这些字倒写得笨拙而歪扭用劲,全不像出自胡南庆的手。
  “岳老师您好,久未联系,都因患病,见谅。自觉离校未久,也尚不年老,没能承受住生活的压力,实在惭愧。听说了您面对病情的豁达乐观,我向您学习,现也已在康复中。我只知道您这个地址,先寄上样书,待到行动自如,一定约上何炷晨和同学们去看望您!”
  
  几步走出院子,我把车里的何曾硬拉了出来,一定要让他看看岳爷爷的家。何曾看看我的眼睛和我起伏的胸脯,变听话了。他还没看见我自己在里面两次破涕为笑的怪相呢。进了门他看过那两只乌龟,我又去书房掀开布帘让他看里面的书,告诉他那些书我读过一多半。我知道哪里会有我与岳老师的合影。我们去了另一间屋子,岳老师读写累了会到这里喝茶晒太阳。桌上摆着五六个相框,多数合影是一两个学生站在岳老师所坐椅子的侧后方,梁鉴就是那样站在那里。我和岳老师的合影是并排站在学校一棵树下的。我告诉何曾那就是岳爷爷,那就是我的学校,但他没在看照片,只盯着我。也许对他来说我今天既无聊又奇怪,但他迟早会明白更多。
  我竟然还有机会见到岳老师,还可能再跟他说几句话。我当然要那么做,也会找到胡南庆,无论他究竟怎么了,我会告诉他爱惜自己。就像我自己,会真诚地对待妻儿,会像岳老师那样珍视长少情谊,让儿子去做想做的事。
  在这晚的空宅里,我闻到了清晨的日光。既然变数的坍缩不那么可怕,我应该还有很多踏实的好日子,该去好好体检一次,我怎么会患上肺癌或者胃癌那么夸张,多半只是身心疲劳免疫力低,鼻咽黏膜反复发炎,破损时出点血而已。其实我背着自己想过很多事,只是忘了局面即使摊明也未必值得慌张。就算某晚在李瑾身体上真的没能挺进,甘心地睡上一夜后,早上也该能油然振作,拉过她一扫疑虑。来年胡南庆和同学们会出现在我眼前,欢聚一堂时李瑾和何曾会欢快地陪在我身边,来见证别人对我处世选择的尊重。席间何曾或许绕着我吵嚷嬉闹,同学们的打趣和举杯祝福则都讲得足够响亮。至于能否调转,可能不再重要了,即便回到学校,我也可以静下心来搞自己的研究,再拿出些会让岳老师点头的东西。等到梁鉴的大学真的邀请我去那边,我再考虑出去也不迟。我们师兄弟迟早在美国相聚,笑谈当年他是怎么误了北京之约放我鸽子的。
  “小朋友。”何曾说话了,手指指着一个矮柜上的另一个相框要我看。我不得不醒过神来。我看见了栾欣。
  作为照片人物里位居中心的一个,她开唇欢笑,露出右门齿微微斜翘的边缘。她盯着镜头,与我的对视略失矜持。
  我竟忘了在这里会见到栾欣。照片的背景是国外的家宅院落。她身边有个晒黑了的白种男人拥揽着她,还有两个混血面孔的孩子。男孩跨在一辆少儿自行车上,比何曾高大些,女孩看似小两岁,挤在栾欣和男人之间。照片里阳光舞动光束,晃了我的眼睛,在我耳朵里搅起鸣响。想起曾在栾欣肚子里那个不知是何形状的孩子,我突然不想直视照片里的任何人。
  两腿磕绊着,我吃力地坐在了身后的一把椅子上。耳鸣生生化作那次我对岳老师吼出的恶语。当年的医生很遗憾我和栾欣没做过孕前染色体异常筛查,说我们甚至该在婚前就做,说那是没法医治的事。随即我就知道了栾欣母亲的前事,然后就是破裂和离散。我娶了还不算熟识的李瑾,自信能重新填充人生,李瑾也确实很快生下了何曾。其实她可以说是个有办法的母亲,径自为儿子做了很多事,包括带他出游几天就忽然得到了那笔买琴的钱。
  就像一片倾倒的毛发顺次重新竖立,我的睿智又回来了。我不会去观察照片里的男孩女孩的眉眼、脸形和唇齿,这样栾欣还可以是他们的继母。本来她在那边可能像我在离婚时所咒骂的那样,一直孑然一身空虚度日,但我对照片的目击收窄了事实摆动的幅度,画面上时有时无的男人和孩子显现为稳固的影像。继续犯错我承受不起。
  何曾看腻了照片,四处张望。我下意识地后靠上身,让自己看不见他在灯光下的面孔。我刚才因为兴奋而出的一头热汗已经迅速变凉,溻湿了前胸后背。有些推理简单到无需思索。这么久以来我都没仔细观察何曾到底哪里像我,这种含糊当然必须保持,而且要更加小心。
  我复原了我和何曾动过的东西。离开时我拉着他的袖口,静静扣上门,不知害怕惊扰室内的谁还是室外的谁。
  今晚何曾不该在我身边,今后我也无法再注视他。
  回到车上,他倒忘了一天的不高兴,双手比画着假装弹琴,嘴里发出敲钢琴的声音。原来另一住宅里传出了什么洋曲子。启动了车,我让他安静,他反而提高了音阶,就着那乐曲的余音学得更加像模像样。他发出的声音越有节律越起伏有致,在我耳朵里就越显砟硌突兀。
  “把嘴闭上!”我猛挥右手,又喊了出来,没瞟他一眼就再次弄哭了他。我又尝到了嘴里的血腥味,胸腔里也有一处隐隐作痛。我大口吞咽,同时死死憋住一口气,让胸中窒闷感觉迟钝。那张明信片插在我上衣兜里,棱角感如同撑在皮下的异物。车朝任意的方向提起了速度,越逃越快。夜风狂猛,在过河的桥上我抽出明信片,伸手到车窗外让它随风射出,在后面翻翻转转飞向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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