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评论

抑恶扬善 追求深刻——我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浅见

时间:2019-01-24 09:32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快八十岁了,至今不会用电脑。今天来谈网络文学,一是倚老卖老,二是以此印证一句格言:无知者无畏。

我虽然不懂网络,但毕竟是学文学出身。在我的心目中,网络文学毕竟也是一种文学,都需要关注人的自身和人的生存状态,只不过是以网络作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罢了。当然,在这种展示和传播的过程当中,网络文学会产生一些新的写作特征和行文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能产生传统文学难以比拟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我大半辈子连写带编,出版了一百多本书,但最畅销的大约只印了一万五千册,大部分印数是三五千左右,少的仅一千册。而据统计,中国目前的网络用户多达8.2亿人,其中网络文学受众就有4.06亿人。网络作家约650万,其中签约作家68万,日均更新2亿汉字。可以断言,成功的网络文学传播面可以超越传统文学。

网络文学是网络作家的思想、技巧和心血凝成的。所以网络作家的高度决定了网络文学的高度。我很少有机会结识网络作家,只见过其中的两位。几年前在文物保护基金会举行的一次春节聚餐会上,见到一位“南派三叔”,他就是《盗墓笔记》的作者。记得《中国文物报》介绍过这部作品,我很赞成。后来这部网络小说由几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变成了纸质读物实体书,可见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听说这位“三叔”创作得很辛苦,我也没有迎上去跟他搭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网络作家倒是有一位,网名叫“唐家三少”。记得那是2006年11月在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在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的驻地乘电梯,进来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人,眉目清秀,似乎着唐装,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我叫唐家三少”。我没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所以当时反应并不强烈。后来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才知道这部戏就是根据唐家三少同名的网络小说改编的,其中有些素材取自他跟他妻子的故事。最近无事,看了电视剧《延禧攻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这些例子都在证明,网络文学跟影视艺术也是可以转化的。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文学载体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比如远古只有口头文学,很多史诗都是凭借口耳相传,像希腊史诗《伊利昂记》《奥德修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国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等;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龟甲、兽骨、青铜、简帛、木牍也成为了文学和历史的载体。自从纸张和印刷术产生之后,文学有了更为有力的传播手段,出现了“纸墨寿于金石”等多种说法。电子网络的出现,虽然不能排斥纸质读物,但毕竟给传统出版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前面提到,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都是文学。何谓文学?文学应具备哪些功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取得共识。一般说来,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靠话语表达思想情感,以形象反映时代生活,不但要反映真实,而且要揭示本质真实,而不是仅仅再现表象。传统文学包含的这些因素,包括审美因素、教化因素,新兴的网络文学同样应该具备。文学究竟有没有用?对这个问题从来回答不一。有人认为有用,有人认为没用,有人认为是无用之用。但在我看来,文学除开应具备审美功能之外,多少还是应该具备一些教化功能,必须关注作品对于人类精神心灵的影响。但是目前价值标准不同,所以给一部作品打分评奖非常为难,每次评奖之后几乎都有吐槽的声音。但是我想,作为作家虽然可以风格各异,但写出的东西至少还是应该抑恶扬善,有益于世道人心吧!

什么叫“善”?善就是美好,就是吉祥、圆满。什么叫“恶”?“恶”就是坏,就是卑劣,让人讨厌,恶心,甚至憎恶。我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感动中国”人物,多次被感动得老泪横流,那节目表彰的人物展现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北京卫视另有一个电视栏目,叫《法治进行时》,里面常有些行凶、贩毒、诈骗等画面,展现的就是人性中的恶。我们没有办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只能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光明面多一点,阴暗面小一点,我们自己也从中受益。这就是我理解的抑恶扬善。

人性中的善与恶是客观存在,有善人,有恶人,还可能善恶并存在一个人身上。这就需要作家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因为我的职业是鲁迅研究,所以想从鲁迅作品中多举些例子,再说,现在有些批评家呼吁网络文学向经典文学靠拢。鲁迅的作品就是公认的经典。我发现,鲁迅写人性的善,常通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事,并不多写那些英雄豪杰开天辟地的壮举。最有名的是大家都读过的《一件小事》,一篇千字文。写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破衣烂衫,横过马路时大北风把她的破棉背心吹开,兜在了一辆人力车的车把上,摔倒了。这是一次突发性的事故,人力车夫并没有责任,因为车夫早已让开道,而且停住了车,老妇人即使摔倒也不会头破血流。当时除乘客一人之外,周边又没有任何人看见。乘客想让车夫一走了之。但那老妇人却装腔作势,说她摔坏了,相当于当下那些故意碰瓷的人。车夫听了老妇人的话毫不踌躇,扶着她走到巡警分驻所去。这是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车夫这样做,一是出于对跟自己同样是穷苦人的关爱,二是不想逃避自己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乘客是一位自视甚高、读过“子曰诗云”的知识分子,面对突发事故,首先想到的却是不要耽误自己赶路。乘客长袍马褂,车夫满身尘土,两相对照,乘客感到了自己灵魂中潜藏的自私渺小,非常愧疚,自责自省,表现出一种提升灵魂层次的勇气和希望。这就是从小事中反映的大问题:人类灵魂的自我净化问题。

鲁迅特别擅长通过一般人忽略的生活细节揭示人性深层的美。比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描写了一位“损己利人”的革命烈士柔石,主要通过过马路这一生活细节。柔石是保守到近乎迂腐的男人,如果跟女性同行,必须保持三四尺的距离,而跟鲁迅这位前辈出门,他一定会紧紧搀扶着,生怕鲁迅被汽车电车撞着,尽管自己高度近视,走路也辛苦吃力,但还尽力照顾着别人。

鲁迅也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恶。《狂人日记》是揭示礼教吃人的一篇小说。小说第二节描写狂人在路上走:“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无独有偶,《孔乙己》中的酒店小伙计也跟其他酒客一样嘲笑孔乙己,对这位潦倒穷酸的读书人毫不耐烦。《长明灯》中的主人公是位“疯子”,相当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表面癫狂而内心清醒,为世人所不容。那“疯子”走到社庙要把象征封建礼法的长明灯吹灭时,小孩子也跟在大人后面把稻草往“疯子”的头发上扎,因为有大人壮胆。

人性本来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无可争议的是,任何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影响可以大于家庭影响,家庭只不过是一个小社会。所以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洪钟大吕之声,警示人们要改善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最近看报纸,知道许多省份都出台了校园欺凌治理细则,因为2017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说明校园内学生之间欺负、侮辱,造成对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性质相当恶劣,必须确立“零容忍”和及时性原则。因为未成年人的恶毒、残酷可以超过有理性克制的成年人。近日,湖南沅江12岁的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竟持刀将母亲杀害。还有一位安徽怀远县的小学生,利用课代表和副班长的身份,强迫同学向他行贿,五年来收取了两万多元。这孩子刚13岁!所以,作家在作品中抑恶扬善时,应该拓宽自己的视野。

下面讲讲追求深刻。我不知道“深刻”二字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只知道深刻的反义词是肤浅、浅显、浅薄。我看过一些文章,文笔或老到,或华美,但读完之后却像随风而逝的落叶,了无痕迹。相反,有些作品却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这差距往往取决于思想深度的不同。同一件事,有人看到的是表象,有人看到的是本质;有人看到的是局部,有人看到的是全局;有人看到的是当下,有人却还看到了过去和未来。前者就是肤浅,后者就叫深刻。深刻能揭示隐情,发人深思。

比如每一个人都有脸,有头发,有乳房,有脚,有腰,有脖子,有膝盖,有屁股。大家都习以为常。但鲁迅却能从这些人体部位揭示出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脸,鲁迅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了千篇一律的驯良,即奴性、家畜性;从西洋人的脸上看到了洋气,即个性、野兽性。但中国人的奴性并不是固有的,而是封建专制政体的苛政造成的。人人都有头发,鲁迅却从头发想起了中国的历史悲剧,清兵入关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男人也必须拖着一条长辫,酷似猪尾巴,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见到留辫子的就杀。所以头发成了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女人有乳房,这本是性别特征,但民国时期时而让女学生束胸,时而又发起“天乳运动”,在女性的躯体上大做文章。鲁迅由此看到了中国改良社会思想的必要。腰、脖子、膝盖、屁股,这都是人体的器官。但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统治者因为人的脖子细,发明了砍头。因为屁股肉厚,明代皇帝朱元璋便发明了“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因为膝盖能弯让臣民磕头,因为腰能弯就压迫百姓,使他们弯腰曲背,逆来顺受。从这些常人常见的人体上,鲁迅对旧社会、旧伦理进行了体制性批判。

有人可能对“深刻”二字有所误解,认为深刻就是标新立异,只要说些惊世骇俗的话就是深刻。鲁迅思想的深刻不仅表现在他能提供前人未曾表达过的观点,而且看问题非常辩证,并没有片面性。比如“五四”以后一直提倡妇女解放,而实际上仍然有不少女性在经济和人格上都没有独立。鲁迅指出,只有实现了社会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关系,鲁迅认为将来是现在的将来,扼杀了现在,也就扼杀了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关于文艺的通俗和媚俗的问题,鲁迅首先反对把谁也看不懂的东西视为世界上的绝作,说什么“作品愈高,知音愈少”;但又反对迎合大众,取媚于大众,因为迎合和取媚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我以为这种辩证的文艺观特别应该受到网络作家的重视。因为的确有些网络作家写作态度过于随意,认为读者想看“拳头戏”就写“拳头”,认为读者想看“枕头戏”就写“枕头”,这样就把作品变成了“摇钱树”和“摇头丸”,降低了受众的审美标准,影响了网络文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和提升。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作品中也会有些偏激的提法,比如他就劝过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实鲁迅这种表述有其特定的语境和背景,是一种文化策略。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的复古势力还相当强大,引导青年埋头于故纸堆,脱离现实人生,而当时青年的首要任务不是“言”,而是“行”,要合力推翻旧中国安排的“人肉盛筵”。在鲁迅等文学革命前驱看来,因为中国的保守势力过于顽强,非要有更激烈的手段才能取得较平和的改革,好比只有用厚石板压在驼背人的背上,才能使他的脊椎稍微变得直一点。也可以说,这是鲁迅矫枉过正的一种表述方式。如果说有片面性,那也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性。

当前,网络文学在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大好的春天,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和发展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作家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抑恶扬善,追求深刻”就是加强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有人不爱听这种话,认为文学就是自我宣泄,甚至“玩文学”这种提法也成为了一个时髦名词,这是我很不理解的。食品加工厂难道不应该给顾客提供食品安全吗?生产精神产品的作家就可以毫不顾及作品的社会效应吗?网络文学是后阅读时代的产物,具有网络便捷的传播优势,这无疑对网络作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个鲁迅卖书的故事。鲁迅提道,大约是1922年或1923年,有一位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放在他手里。那时使用的是铜币或银币,所以钱上还带着那学生的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鲁迅的心,使他此后写文章时生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他说:“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那时鲁迅作品的销售量,初版约一千,再版加五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可以印到两千至四千。印数每一次递增,鲁迅的心都会变得纠结,一方面因为版税多了,可以赚钱,但又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下笔就更谨慎,更踌躇。当下网络文学的点击量可以破亿,其中85%是21岁到40岁的中青年人,作为网络文学作家,难道可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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