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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国的想象方式——近期文学期刊的观察

时间:2019-12-30 13:37      来源:文艺报 教鹤然

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能够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展路径。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关注社会生态的多维空间,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别与身体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及“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

长久以来,纯文学杂志有着专属于它的历史厚度与文化品位,一方面通过刊发编选文学作品令读者感受精神世界的开阔与思想格局的纵深,另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轮转与社会现实的嬗变。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能够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展路径。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关注社会生态的多维空间,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别与身体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及“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

性别、空间与女性命运

自新时期以来,世俗生活的常态化书写透过身体、空间与性别等文化表征而不断被阐释,身体的生产与成长、空间的流动与置换、性别的展示与压抑等都可以成为现实中国想象方式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文学界似乎出现了一种对于性别意识有意回避的倾向,可喜的是,新近文学刊物上的许多作品开始重新直面这些具有尖锐性和迫切性的沉重文化议题。

朱一叶的短篇小说《消失的女孩》(《芙蓉》2019年第5期)将性别、成长、生死等复杂而丰富的议题糅杂于呓语和梦魇一般的故事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难以离析,在最为平常的家庭生活叙事与女童成长书写过程中,沉重地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消失过程。作品呈现出的重男轻女的社会问题是最为表层的现象,更深层的精神在于对社会伦理与人性内核的深刻剖析。刘荣书的短篇小说《扯票》(《民族文学》2019年第9期)讲述了再生家庭和隔代教育之下成长的留守女童出走与回归的故事,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底层市民困窘而尴尬的生存状态。小说冷静地直视当下,避免道德批判或有意粉饰,呈现出比文学更为丰富的生活本身,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并将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

在性别与身体议题之下,写作者不仅关注女童的成长,也关注少年的成长。李智明的短篇小说《往事》(《当代》2019年第5期)有着多重时间维度和空间厚度,小说以少年小兹的死亡和警察对男主人公齐格的追问作为开端,故事的缘起是一碗没有加苹果的冷面,住在大院的几位10余岁少年用板砖拍了冷面店伙计的脑袋,齐格听闻出了人命而离家出走,一直睡在水泥管子里,与青塔的社会青年小兹偶遇。随后,小兹因齐格发烧而去药店偷药被卡车撞死,齐格因此结束逃亡回到大院,随后得知此前出了人命不过是伙伴的谎言。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在于少年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想象、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责任的逃避,叙述者抽丝剥茧般揭开一层层想象的面纱,告诉读者少年成长的代价就是面对现实。马悦的短篇小说《一枚米果》(《民族文学》2019年第9期)以粮食作为物象,以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关注农村与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性别、身体和城乡都是小说展开的重要立足点。

关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具典型意义的文本是非虚构作品。李修文的散文《恨月亮》(《当代》2019年第5期)以一种非线性叙事展开写作,互相交织、穿插着讲述了两个与现代文明和都市风情迥然相异的乡土中国故事。那是两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一个发生在骆驼刺、芨芨草、松树林遍布的山野间,飞沙走砾、狂风呼啸的戈壁滩,另一个在冰雪交加的山林旷野间,两个不同的时空环境交错呈现。在甘肃,“我”孤身一人在戈壁中徒步前行,偶遇一队聋哑人,互相帮扶、互相提醒,最终走出困境。在贵州,“我”和一个身患尿毒症浑身浮肿的女孩小蓉,为了3个在外打工的未婚弟弟早日成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隔壁村相熟人家的菜地偷一些青菜,寻一个好兆头。禾素的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民族文学》2019年第10期),讲述了数十年间在香港地区勤勉生活、敬业工作的普通话推广工作者的故事。这些推普工作者大都是来自内地、嫁到香港的普通女性,她们或经历了感情与家庭的破裂,或面临着经济与生存的危机,最终通过推广普通话、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在旧殖民属地余痕处处的香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位坚韧的女性,每一具女性的身体都满载着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化交流的变化印记,正如故事结尾所说:“春天里的人们,脚不停歇奔走在路上,辛劳而又内心充实”,正是这些女性步履不停的行走,将个人与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日常生活书写与宏大叙事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异军突起的先锋小说,当代中国文学遭遇到现实主义写作的危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发源滥觞将有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再次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在近期文学刊物上,左马右各的短篇小说《明天我有事告诉你》(《当代》2019年第6期)、李潇潇的短篇小说《小男友》(《当代》2019年第5期)、马拉的短篇小说《窒息》(《芙蓉》2019年第5期)、李学辉的短篇小说《我的二次元时代》(《星火》2019年第4期)等,似乎能看到一种“新写实”小说的复归。马拉的《窒息》通篇着力表现张一鸣、周晶与吴一梅、赵毅阁两夫妻琐碎、重复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夫妻双方既无法调和又无可奈何的家庭矛盾。该小说一方面延续着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的隐含作者叙述视角及“零度写作”的叙述情感,另一方面,对生活价值的“发现”,往往也可能伴随着神圣知性的“失落”。

近年间,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将社会和文化作为整体来看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这种国际潮流与研究范式不仅传递至国内历史、文学研究领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标准产生了影响。乔叶的短篇小说《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花城》2019年第4期)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年男子聚餐吃饭、喝酒、闲谈的生活常态书写,穿插着关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知识介绍。实际上,却在呈现世俗社会的饭桌文化之余,以艺术涵养的较量作为席间的交错觥筹,巧妙借用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故事暗讽当下所谓的“大师”“画家”和陪客们。这篇作品的意义不只对与作家有共同经验的极少数读者生效,写作者将小说背后具有生命张力和阐释可能的庞大意义空间向读者展开,以一种面向自我的内向性写作形式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是最具有生命张力和想象活力的文体。诗歌语言的开放与灵动会带来诗意格局的天马行空,当愈来愈繁杂的日常生活细节充溢诗行的时候,诗歌便从超验的想象退回了时代现场,诗歌语言和诗意空间的富有、宽仁与无畏也就黯然失色了。如风的《在远方,遥望着远方》组诗之二《中年书》(《星火》2019年第4期)中有:“风吹人间/可是,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光阴让我们挥霍。我开始节制地使用一些词语/就如同,小心翼翼避开玫瑰和它们的刺。”这首写满世俗生活与中年危机的诗歌,呈现出部分当代诗人近年间的一种写作倾向。在郑小琼的诗歌《域外十四行之法国》(《山花》2019年第10期)结尾,有这样的诗句:“诗歌练习着大都市的纸醉金迷,它们披上/五大街的时髦大衣,塞纳河分担我的想象/如今的诗人们习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显而易见,诗人提醒我们,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当“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成为写作者的惯性思维时,耽溺于对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和“平凡性”的书写,有可能存在解构当下宏大叙事话语框架、消解当下时代社会问题严肃性的弊端。

“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

与聚焦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写作相对应,近期文学刊物中我们读到许多着力于生动的故事情节、形象的人物塑造和强烈的戏剧冲突的作品。写作者通过“超现实”的传奇笔法将现实世界的万千纷繁重新组合,勾勒出想象中国的人生百态。

王松的中篇小说《别字》(《收获》2019年第6期)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学教师在聚会中猝死的离奇案件,案件的关键物证是一张写着“翌”字的纸片。这样一个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故事暗含着对中国基础教育、文化风气、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反思。田老师的死亡是她的女儿们、学生们、老年公寓的护工、医生和她自己共同促成的,一群各怀心事的旧时同窗、一次在老年公寓举行的以庆祝教师节和老师生日为由头的同学聚会、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如同一副精心布置的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雷默的《大樟树下烹鲤鱼》(《收获》2019年第6期)和双雪涛的《火星》(《花城》2019年第4期)把这种“传奇”笔法进一步推至极致,前者讲述的是小县城中名叫“大樟树”的小饭店厨师老庄烹饪鲤鱼成名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旧日恋人魏铭磊和高红两人通信的往事。“超现实”的传奇笔法将小说的发展推至完全超出读者预期的方向,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但在“好看”的形式之下,如何能够保证现实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纵深感,是写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科幻思维与世界观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创造和建构现实的无限可能。因此,科幻作品应与社会现实精神价值并行不悖,换言之,科幻这种看似“超现实”的写作类型本质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在新近的文学期刊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写作者正在进行“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尝试。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刊中的科幻作品在“科学”与“幻想”方面所达到的宏观视野与思想高度参差不齐。

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是科幻作品的核心母题,“时间旅行”与“穿越时空”的形式是传统科幻想象的基本着力点。宝树的《退行者》(《天涯》2019年第5期)没有正面描绘“未来”,而是将时间的顺序倒置过来,不断从“现在”退回“过去”,立意在于通过时间的“退行”而发现生命的不可逆性。但这种处理方式在梶尾真治的《时尼的肖像》、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顿奇事》和筒井康隆的《穿越时空的少女》等科幻小说、影视甚至动漫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写作者并未超越此前对于时间母题的哲学思考格局。陈楸帆的中篇小说《无罪之人》(《花城》2019年第4期)将未来世界的掌权者虚构为一个庞大的将生物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生命链”债务集团,它们利用债务数据区块化加密后嵌入DNA链条,使得“基因债”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而不受控于生命体的消亡而代代相传。主人公“我”在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的少女用太空工作偿还债务时发生意外死亡后,陷入了认知上的困境,终于愤然而起破坏了精密的系统,成为“无债之人”的精神领袖。小说既紧密结合当下前沿科学技术的复杂生态,又对于可能被技术颠覆的未来世界进行了合理预言,为重科学的“硬科幻”写作做出了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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