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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伦理嬗变与英雄话语涅槃——中国当代军旅文学70年整体观

时间:2019-10-10 09:07      来源:文学报 傅逸尘

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语言张力,既往单一的文学观念被彻底突破;史诗情结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个人化的形式继续演绎着历史、社会和时代风云,并在军旅长篇小说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整一走向多元,从焦虑走向自信,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当代军旅文学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关注度。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21世纪的军旅文学需要勇于超越庸常凡俗的经验,与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对话,与世界战争文学的经典互见,开启下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便是一个围绕“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不断建构与弘扬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思潮跌宕与生态变化,军旅作家们也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中更新文学观念、重构话语方式,但“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始终规约着军旅作家的创作。“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本然与自在的灵魂。这自然是与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自身的品质与内涵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军旅作家自觉地承担了关乎“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

这种使命和责任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开始,由最初尝试着写工农兵,到新中国成立后由工农兵写工农兵。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及至21世纪初年,无论是对战争历史的史诗性建构,对当代战争的反思性书写,还是对和平时期军营现实的深刻剖析,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审视,军旅文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建构起了崇高、阳刚的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这是构成“国家/民族”文学品格与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也是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繁复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指出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即要为工农兵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文学,以及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仍然延续了这一文化思想。历史在20世纪已经过半了的文学史中首次选择了军旅作家,此前军旅文学连概念或命名都还没有形成。

如果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至1949年,二十余年的烽火岁月中鲜有军旅文学;军人的文化结构及战争之残酷让人无暇以文学的方式描述或怀想刚刚经历的血与火。1930年代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出的气势恢宏的诗词成为了现代军旅文学的一个亮点。在这样的背景里,1945年,在延安的孙犁写出了《芦花荡》和《荷花淀》让人有一种惊喜之感。与195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样,孙犁的战争题材小说富于浪漫气息。尽管他选取残酷的战争作为表现对象,却不着意于血腥与残酷,而是努力展现抗战军民不屈的个性与乐观向上的品格。

军旅短篇小说随后崛起,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等主流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张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或模范人物形象。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品格,对革命历史的建构与阐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茹志娟的《百合花》,突破了当时以塑造英雄形象为旨归的主流创作观,关注和书写普通的人性,表达对生命个体的敬意与尊重,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描写及精致的结构,使得《百合花》成为当时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上述作品或被拍成电影,或被收入中小学课本,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

其实在“红色经典”产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长篇小说抢先问世。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战争重新成为全国人民的焦点,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迅速收获了《三千里江山》(杨朔)、《上甘岭》(陆柱国)等颇有分量的作品,但其影响不如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被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讯,而表达的文学性又使它成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交的优势是它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开启了‘前17年’军旅散文的先河……这一路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底独立出去,蔚成报告文学一大国,又别有一番洞天。”(朱向前主编,《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

而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何以集中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1960年代初?一是文学,尤其是长篇巨制,其文学性自律要求与生活本身拉开一定的距离;二是那些日后成为“红色经典”作家的战争亲历者们的文化准备不足,再加之朝鲜战争爆发,边境剿匪如火如荼,从思想到情绪都还无暇回首惊心动魄的战争往事;第三则是政治文化语境已经在热切地呼唤“红色经典”的喷薄而出。

1954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有如横空出世,震撼了文坛。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全景式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为当代战争题材小说确立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新中国军旅小说的一座里程碑。随后,一股巨大的“红色”激流汹涌而来: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待,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1950、1960年代的“主旋律”。

“红色经典”在小说形式上之所以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这批作家们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淫,基本上没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这种民族的、大众化的形式更易为大众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充盈着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强烈的传奇色彩与民间视角使其历久不衰,且在21世纪初年通过影视剧改编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

“新时期”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中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拉开而日益彰显它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我甚至觉得与“五四”新文学在多个向度上不仅异曲同工,而且可以比肩。军旅文学在这三十余年中与其它“题材”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对思想解放及人道主义精神的阐扬和“人”的文学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不能不让军旅作家们在焦虑中思索: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现实主义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开放格局,成为多数军旅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军旅作家的自觉探索与追求。

进入1990年代,商品经济与世俗的娱乐化影响着大众文化,1990年代初期的“农家军歌”无疑是军旅文学转折后的亮点。“农家军歌”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的军营别调。军旅文学首次远离英雄,直面现实,走进普通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1990年代中后期,蓄势已久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勃兴,军旅作家再次以“集群冲锋”的方式震撼了文坛。他们开始对战争进行更深层次的多向度思考,在重新审视中重返历史现场,以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在文学性层面的探索也达到了当代军旅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0年,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以最高票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军旅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催化作用。小说中弥漫的深厚的人情味似乎预示了“人道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复活。军旅短篇小说一时间繁花似锦,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了声誉。而接下来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1982年)对文坛之意义不亚于刘心武的《班主任》。作家的笔触直指军队现实,大胆而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作品磅礴的激情、崇高悲壮的审美质感催人泪下。李存葆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的确立,还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整体崛起,直接推动“当代战争”题材创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新时期伊始,和南线战争相映生辉的还有两位军旅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叶文福的 《将军,不能这样做》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这两首诗的出现标志着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抒情诗传统开始由个体与社会、历史、政治的紧密契合转向自觉分离以及对社会对历史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这两首诗“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和自我剖析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一个战士诗人的良知和使命感。虽然由于种种非诗的原因,这种干预社会现实的诗歌的势头没有在诗坛上进一步展开与推进,但它对军旅诗歌的刺激和启示却是深刻而有力的。”(朱向前,《中国军旅诗:1949——1994》)

这种介入现实、干预生活的写作伦理在朱苏进的小说中也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年)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得当年全国中篇小说奖。朱苏进关注的是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他擅于从平凡人物身上发掘英雄的潜质,着力于揭示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开拓了塑造军人形象的新道路。(下转第21版)

(上接第20版)莫言的《红高梁》发表于1986年,其突出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承续了中断已久的抗战小说传统,更主要的是它突破了正统的革命历史观,将正史化的战争历史转化为民间化的故事和传奇,向读者展示了正史无暇或不屑顾及的充满野性和个性的民间生存状态与场景,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多重意蕴,且具有强烈的寓言味道,对军旅文学来说,“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朱向前《新军旅文学三剑客》)

随着“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于1980年代渐弱,196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军旅作家成为军旅文学的中坚力量。以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农家子弟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选择中,在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会利益调整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农民军人”进行了冷峻而真实的剖析,吟唱出了一组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艰难跋涉的“农家军歌”,让军旅文学在1990年代初又成为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农家军歌”的突出特点是视点下沉,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想及批判立场,表达了对世俗和大众的生存现实及思想情感的认同。然而,过于浓重的“农家情结”既让创作主体对笔下的人物施以更多的同情、怜悯、惋叹或歌赞,又阻碍了形而上的批判意识与自审意识的张扬,亦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文学高度。

这一时期,非军旅作家的军旅题材中篇小说也颇值提及,其中,毕 淑 敏(《昆 仑 殇》)、邓 一 光(《父亲是个兵》)、周梅森(《大捷》《军歌》)、尤凤伟(《五月乡战》《生存》)等引人瞩目,其浓烈的反思倾向及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为军旅文学带来了一股新风。

进入1990年代后期,蓄势已久的军旅长篇小说终于爆发,徐贵祥、柳建伟、裘山山、邓一光等作家开始发力,他们接连奉献出《我是太阳》《仰角》《我在天堂等你》《突出重围》等作品,为军旅文学长在20世纪末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相较于地方文学于1990年代后期发生的变化,军旅文学的跨世纪转型缺少文学思潮和创作观念的激荡,1990年代后期的军旅文学看上去有点波澜不惊。进入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军营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多样化;既要积极适应时代的潮流完成叙事伦理的嬗变,又要保持住特有的本质属性和美学风格,军旅文学开始了艰难地蜕变和转型。在世俗化、娱乐化的文化语境中,军旅文学以崇高、阳刚的审美品格和勇毅且近乎悲壮的“亮剑”姿态,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坚守住了理想与精神的高地,挺起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脊梁,同时积蓄着裂变与生长的力量。

1990年代后期,朱苏进的《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四部长篇小说相继问世。正像朱向前所描述的,“四部作品,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而且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熟,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果不其然,进入21世纪之后,军旅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一朝爆发竟势不可挡,收获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逶迤而来,“英雄话语”在军旅作家的文体自觉和文本探索中实现了涅槃。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强军兴军崭新实践的全面推进,军营文化、军人生活、军旅经验、军人形象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新鲜而重大的变化。军旅作家面对的生活经验细碎驳杂,曾经被生活经验与文学观念的“共识”所统摄的“集群性写作”的瓦解,创作主体开始以“个人化写作”的立场与姿态展开对军旅题材的新一轮文学想象。由此,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文体自觉性显著提升;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通俗一点讲,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讲述故事这两个向度上的新变化,共同构成了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的特征和新意。

“个人化写作”是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而对文学本质属性的回归。作家们可以更自由、更灵活地切入军旅现实生活,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析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审视并重构历史时空,思索和前瞻军队发展前景。作家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构成、生活阅历、关注兴趣、跟踪对象和认知角度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以个性化的风格和技巧来写作;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有效扩展题材边界。稍加梳理便会发现,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涵盖了战争历史、现实生活、婚姻情感、军人伦理、英雄话语等等涉及到军人与军旅生活方方面面的题材领域,且拥有更加独特的观察视界、思考角度和艺术个性,对剧烈变革和转型中的部队生活进行了更加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和探索。许多原先被一体化文学思维所遮蔽、过滤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掘和更加生动的表达。军旅女作家和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更为21世纪初年的军旅文学开辟了新鲜且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

整体而言,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语言张力,既往单一的文学观念被彻底突破;史诗情结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个人化的形式继续演绎着历史、社会和时代风云,并在军旅长篇小说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现实主义的深化、人道主义的强化以及人本观念的确立,军旅长篇小说对人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军人精神和心理空间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英雄观念和审美范式亦呈现为多样化的主题变奏。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亮剑》《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音乐会》《我是我的神》到第二个十年的《吾血吾土》《己卯年雨雪》《来生再见》《黄埔四期》《一座营盘》《太阳升起》《牵风记》《人,或所有的士兵》《新世界》,不难看出,军旅题材早已不是部队作家的专利,越来越多的非军旅作家开始投入到军旅文学的创作,军旅题材日益成为一种公共和开放的文学资源。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富有个体生命光彩的军人形象登上了历史和现实舞台,从枪林弹雨的战争风云到动荡不安的政治风潮、从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到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演出了一幕幕壮美却又饱蘸悲情的英雄史诗。创作主体自觉加强了对悲剧审美意蕴的挖掘和表现力度,极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悲剧意识的觉醒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和审美新质。在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个性、牺牲与价值、理想与沉沦等错综缠绕的维度中深入挖掘军旅人生的哲学内涵,使读者在看惯了积极乐观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后,得以沉入生命和灵魂的内面,细细品味真实的军人和悲剧的英雄。

文学观念和叙事伦理的嬗变,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苦难,更加真切地呈现出中国军人在面临时代转型与和平考验时的精神探寻与命运遭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饶的精神空间。

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坛,严肃文学在市场的推动与刺激下,完成了历史转型,与大众文化之间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弱化。2005年,以电视剧《亮剑》在全国范围内热播和《历史的天空》折桂茅盾文学奖为标志,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迎来了转折点或曰分水岭。此前的军旅长篇小说聚力于形式探索和技术实验,文体意识的自觉性和文学性探索的深广度较之以往都显著提高;而此后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通俗化转向”,并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类型化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生态的剧变为21世纪初年军旅文学的变革前行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与虚构叙事的弱化相对应的,是军旅非虚构叙事的全面崛起。在直面军旅现实生活,反映军队最新情况、新问题,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等层面,军旅非虚构写作无疑有着自身的优势,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作为一种兼具真实力量、思想深度与艺术之美的创作形态,军旅非虚构叙事承袭了强大的军旅报告文学传统,在探寻战争历史、介入军旅现实、讲好军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独特魅力和文体优势;在直面改革强军、表达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图书出版到电视剧、纪录片、公众号、有声书、网络连载、时尚读物,伴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军旅非虚构叙事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从密切跟踪社会热点到返身潜入战争历史,非虚构叙事杂糅的文体特性极大释放了作家的历史激情和文学想象,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看,都堪称繁盛。打捞历史细节、重现战场真实、发掘内在经验的写作伦理,丰富深化了读者既有的历史认知;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时代报告到跨界写作,作家们更加注重文体实验和叙事策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其他文体的叙事手法和语言表达被引入军旅非虚构叙事,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诸种条框和定式,也丰富提升了军旅非虚构作品的审美和文学价值。

回望70年来军旅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的心底里涌动着难以遏抑的激情和感动。烽火岁月、厚重历史、优良传统、改革大潮连同那残酷的战场、伟岸的英雄、崇高的精神和丰饶的生活一起留存在了一部部闪动着光荣与梦想、激情与青春的军旅文学作品中,共同见证了那个属于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和叙事伦理的嬗变,军旅文学亦具有了鲜活灵动的多重面相,成为一种宏阔辽远的审美存在。

作为一种特定的题材类型、话语方式、伦理现象,军旅文学想象着人性可以达致的上线,守望着精神可以承载的重量,召唤着“英雄”这种人类最崇高、最坚硬,同时也最悲悯、最柔软的情感动机。走笔至此,我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场景。二战时期,前苏联著名钢琴家埃米尔·吉列尔斯去前线慰问官兵。当他弹奏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在场的官兵们都为之动容,很多人流下了热泪。旁边的主持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英勇地战斗,为了这美好而伟大的音乐。”这一刻,文化的力量、高蹈的精神、经典的魅力在沉郁悲壮的战场上涌流,衬托出值得珍重的人世、需要仰望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站上新的历史起点,21世纪的军旅文学需要勇于超越庸常凡俗的经验,与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对话,与世界战争文学的经典互见,开启下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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