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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寻到伟大时代与转型社会的焊接点

时间:2017-04-12 15:05      来源:文汇报 王彦

周梅森说:“我借《人民的名义》书写了我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感悟。虽然讲到了那么多问题,但我充分肯定,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机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正处于最安定、最富裕的时代,它纵有许多毛病,但我们绝对不会否定时代的主流,这是我写作、也是剧组创作的基点。”

《人民的名义》第19集,剧中的反贪局局长把欧阳菁从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中带走时,现实中的收视率爆了。城市网的数据突破了3。在那之前,2017年城市网收视最高的10部电视剧,峰值不过1.9,平均刚过1。

“有工作人员注意到,收视最高时甚至接近春晚。还有人说,一些地方的餐饮业蒙受30%的损失,因为要赶在7点半前回家,很多人取消了外出用晚餐的计划。”在周梅森位于南京江北的工作室里,他打开手机,把微信群展示到记者面前。群里是宣传组分享的工作日报,包括前一天的收视率和网播量数据、实时微博热度、舆情监控等。客观数据之外,他的女儿还发来些直观的画面:年轻人在地铁上用手机观看这部剧,六七名旅途中人在高铁上围着一台平板电脑边看边讨论。

《人民的名义》与它的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一起彻底火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周梅森坦陈“真的没想到”。但转瞬,他为此种“意料之外”找到了“情理之中”———“国家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作家想阐释的世道人心,观众盼望的开诚布公,以及市场所谓的尺度、兴奋点,林林总总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想我找到了。比起‘反腐题材’,我有更大的野心。我希望在观众、读者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大中国’的画卷,画卷里每一个人物,或许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与一些严酷现实间的焊接点。”

李达康写得最纠结,他的命运恰恰印刻着人性的复杂

严格意义上说,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在《人民的名义》里算男四号,他之前还排着反贪局长侯亮平、省委书记沙瑞金、公安厅长祁同伟。但按照网络热度,“达康书记”无疑最火。面对这股穿越了代际文化“次元壁”的火热,周梅森先想到的是吴刚的演技,“早知道吴刚老师的戏那么好,我就该大大增加李达康的戏份,让他出现在每一集,坐稳男一号”。可细一回味,观众的兴奋点除了好演员,还在于角色本身的复杂性。

事实上,李达康几乎是周梅森在此部作品里写得最纠结的一个人物。按写作习惯,周梅森的小说没有提纲,不预设结局,甚至没有人物小传,所有的角色都跟随故事的线索自然生长。“戏剧逻辑、复杂人性会推着人物向前走,找到他们各自的归宿。有时候,连我都控制不住。”李达康就是一个连作者都无法控制的剧中人。

已播出的剧集里,李达康将全副心思扑在了事业上,公正不阿,不以权谋私。但随着尘封往事揭开,观众渐渐看清他的另一面:开拓型的实干家,但也太过追求效率,希望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已知的过去,因为太过追求效率,他的政绩蒙上了人命关天的阴影,是老搭档王大路替他扛下责任。至于未知的后续,“我跟观众一样,欣赏实干家李达康”。周梅森说:“可我们都知道,凡是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已悄然埋下了悲剧的基因。如果有续集,李达康很有可能为了权力走上另一条道路。”

之所以有此伏笔,是周梅森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后的结果。在检察院反贪局组织的座谈会上,他从大量活生生的腐败案例里发现一条规律:那些从高处跌落的干部,极少数是生性贪婪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一念之差撕开了第一道口子。“我写小说,就是为了从人性角度弄清楚腐化的诱因。人性,是书写的着力点。”在剧中各人物的身上,不仅有着周梅森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更深层的,是他对人性和世道人心的透视。如果读者、观众能以虚构的贪腐事件为标本,剖析他们不同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并由此反观人生、反求诸己,这大概便是 《人民的名义》 最大的价值所在。

郑西坡父子不可少,“大中国”画卷总有基层兄弟的一席之地

如果李达康是“网红”,那么剧中的郑西坡父子俨然最不受待见。父亲郑西坡为新大风厂四处奔走,落在观众眼里不过是社会政治大环境里的小杂音;儿子郑胜利那些投机的小伎俩,在反腐大局下更显得微不足道。不少观众直抒己见“只想观官场世相百态,不愿看生活一地鸡毛”。

周梅森理解观众,但他有他的坚持:“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全面地介入社会生活,写一幅‘大中国’的画卷,里面有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是我竭尽所能描绘的时代的本尊。”

既是时代本尊,那么官场之外,小人物的生活不可或缺。这些小人物可能是他生命里遭遇过的人。周梅森的弟弟早早下岗,夜里替别人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1800元。他的一个老同学,从30多岁开始摆煎饼摊,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如今看起来比周梅森苍老近20岁。生活里比比皆是的身影,都被纳入了《人民的名义》。

若是再回望来时路,周梅森自身何尝不是曾经的郑西坡? 他在许多场合描述过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从一本残缺的《巴尔扎克传》开始。书里记述,巴尔扎克是个精力旺盛、百折不挠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沉浮商海,办过肥皂厂、印刷厂,但都以失败告终。而每每投资失败后,巴尔扎克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然后再投资、再写作,循环往复。仿佛有些宿命般,周梅森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几分影子,“我们都是被文学重构人生的写作者”。是文学引导着他顽强向前走,使他从矿山走向城市,让他从矿工周梅森,变为作家周梅森。

于是,被文学成就的周梅森每次看到同学好友,目睹他们在生活里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基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

侯亮平承载理想主义,他代表每个人身边的正义与光明

不止一个人问过周梅森:侯亮平这么个“伟光正”的角色,老检察长陈岩石那般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优秀干部,现实中真有吗? 得到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不少。”

当年,周梅森曾在 《青春》 杂志走过了他文学道路的最初,杂志社老主编的丈夫就是个陈岩石一般的人。“他过世时,家中一幅素朴的遗像,遗像下一束鲜花,再无其他。我后来得知,他们那批新四军的老干部们曾集体签约,在身故后捐献遗体,不占百姓一寸土地。”这些情节连带着那名为了扛炸药包而火线入党、只有一天党龄的年轻英雄的故事,都被周梅森写进了小说和剧本。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英雄,既然身边有正义和光明,我不会视而不见。”在作家看来,与读者坦诚相见,不仅仅在于开门见山地摆出“小官巨贪”“现金墙”这样的负面形象,更在于公正客观地描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

所以,周梅森刻意抹去侯亮平身上的所有标签,就是让他成为一个不受任何外力、舆论影响的理想化角色。侯亮平既不是官二代,也非农民的儿子,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承载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他在剧中存在的意义,是抵消社会上那些或精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者,唤起观众对侯亮平似的人物的渴望———纯粹的、正直的人。

从某种角度而言,周梅森写 《人民的名义》 也带着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我们身处的时代不是凝固的,它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尽我所能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种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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