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首页 > 评论 > 正文
原载于2018年第6期《南方文坛》
 

赫拉巴尔式的底层写作——从马金莲小说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谈起

 
邹 军

 
  读马金莲的小说时,我想起了赫拉巴尔。是的,这不合逻辑,他们一个来自中国的西海固,一个来自捷克的布拉格,一个是而立之年的中国青年作家,一个是故去数载的欧洲文学大师,让他们如此风马牛地相遇在我的脑海里,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但是,仔细琢磨,我又觉得,或许这还真就不是我的一厢情愿或天马行空。作为肉身的个体,他们没有相似之处,但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尤其是作为小说家,他们都执着于叙写那些生活“在社会的垃圾堆上而没有掉进混乱与惊慌” [1]中的人,他们都“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2],他们都能用奇妙的笔为破败的生活创建诗意的花园……这些“都”,便是我可以将他们穿引起来的一根红线,也正是这些“都”能帮我确证,我的联想并非谵妄。至于他们这种特殊的相遇由我所引见,那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能给我一种共同的接受体验——辛酸时仍可泛起温柔,苦难中也能唱响歌声,即使卑微,也可以身披荣耀,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也无法剥夺的生命尊严。
  如果把“社会的垃圾堆”,把“垃圾堆”上的林林总总都视为底层景观,再把叙写“垃圾堆”及其生存于“垃圾堆”上的人的文学视为底层文学,并且,如果写作类型确实应该划分又确实可以依据题材进行划分的话,然后,再假设,在我们的文学谱系图表中,也真存在着一种叫做底层写作的写作类型,那么,为了方便阐述本文的观点,我想斗胆将赫拉巴尔的小说,和与其具有相似精神气韵的马金莲小说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以下简称《1987》),都称之为底层写作。而且,在这里,在我理直气壮地使用底层写作这一既成概念时,我早已计划好了,对这一概念中诸多的暧昧与含混,不光不予追究,还要视而不见。
  在上述前提下,将《1987》与流行于当下的主流的底层写作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它的异质性极为鲜明。主流的底层写作大多采用写实笔法,更多深入底层的物质生活,挖掘底层的现实苦痛,以此表达作家对底层的同情,进而替底层诉说苦情和伸张正义。可《1987》在叙写底层时,却采用了抒情笔调,尽管和主流的底层写作一样,马金莲也多在物质的层面剥茧抽丝,但又并不是执拗地展示痛苦,而是更偏爱涂抹诗意,因此,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在剔除无足轻重的外在身份后,仍放射出一束束内在的光芒。深思之下,马金莲小说这种异质性的根源可能在于,她写底层人物时,首先指向的是人,然后才是被框限的被规训的被定性的“底层的人”。其实,在马金莲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所谓顶层与底层的划分,小说里的碎巴巴、外奶奶、太爷爷们,不管终日操持于无休止的劳作中,还是长久浸泡在贫寒的日子里,对她来说,都只是有时快乐有时忧伤的身边的亲人,是间或卑微间或荣耀的熟悉的邻居,他们与世间所有的人一样,生命里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中常遇烦恼忧伤,但他们又始终不丢弃挣扎的勇气与前行的尊严,如此一来,作为承载他们的马金莲小说,便总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散发出柔和的色彩和诗意的光晕。在这样的小说中,马金莲恐怕无法也无意表达同情,更不可能为他们申诉代言,她要做的,只是完整地呈现他们的生活、意志,再诚实地刻录自己的思想、情感。
  我知道,将《1987》以及赫拉巴尔的小说归列在底层写作的谱系图表中,未免武断而又牵强,我还知道,在底层写作的谱系图表中过于刻意地填写人性的幽微,更可能引来“逃避现实”的质疑与责难。然而,“直面”现实,尤其是“直面”现实之血肉与苦痛的写作和批评实在是已经为数众多,这没法不刺激着我要做一个主流的逆子,渴望从一个非直面的角度,去观照那些挣扎着前行的微贱生灵,去感受那些含义丰富的爱恨交织与悲欣交集,并尝试着将独特的它们,都归纳和命名为赫拉巴尔式的底层写作,以此去窥探底层写作的别样景致。
  
  
  我想,在展开详细的阐释之前,有必要先分别简述一下我文章题目中,作为主语的“底层写作”和作为定语的“赫拉巴尔”这两个关键词。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成为主导经济类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快速进步,与此同时,物质的发展水平、民众的富裕程度,也都获得了大幅度提高。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比如严重的阶层分化、明显的城乡差距、居高的基尼指数……所谓的社会底层,就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而笼统地被归入这一阶层的人,则包括了农民工、失业人员、缺少技能的工厂蓝领、老少边穷地区的农业劳动者以及多种行业里的低收入人群。这样,中国文学在经历了1980年代对其主体——人——的重新呼唤后,又开始以文学的方式,对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做出了特殊关注,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力图获得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话语权力。于是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写作类型也就应运而生了,即“底层写作”。
  如果我们依然不去梳理概念追问历史,而只是跟随主流将“底层写作”理解为关于底层生活的叙述的话,那么,《1987》无疑可以归入其中,因为它所收录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经济条件,都摘不掉底层的标签,也逃脱不了一地鸡毛的底层状态。
  是的,仅论题材,将《1987》列入底层写作合情合理,但勘察整体深究细部,又会觉出,这一归类有些简陋粗暴。因为观其表象,它与主流一脉相承,但品其神韵,它又有种背祖离宗式的旁逸斜出,就算它与主流的底层写作一奶同胞,恐怕也是个私生子吧。但有趣的是,在文学领域,旁门左道的庶出往往比根红苗正的嫡出更能逼近本质。从这样的角度看去,虽然《1987》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正宗的底层写作,却又正是这一背离,使之更靠近了文学的终极精神。
  依我看来,像马金莲这样处理小说中的底层素材,是与我向来推崇的赫拉巴尔的写作态度和写作策略十分相近的。在赫拉巴尔那里,无论小长篇《过于喧嚣的孤独》或《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以下简称《国王》),还是小说集《底层的珍珠》或《巴比代尔》,他的主人公都来自底层,其故事核心也都指向底层的鸡零狗碎。然而,赫拉巴尔小说与底层的关系再千丝万缕,若信口将其判定为底层写作也显得唐突,也会导致对他创作的狭隘化与教条化理解,原因很简单,那丘已然时尚化的、肮脏混乱在底层写作旗帜下的“垃圾堆”其实成色单一,而赫拉巴尔品牌的“垃圾堆”,却除了肮脏混乱还有别的,比如在悲苦之中还有喜悦,在哭泣的同时还有笑声,在丑陋的另一面还有美好……所以,我猜,在赫拉巴尔的小说底牌上,写在汉嘉、迪蒂尔、贝宾大伯们头上的答案,从来不会被标签为单纯的底层,自然了,也就更谈不上需要他像上帝那样去俯身怜悯。赫拉巴尔曾说过:“我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最喜欢同所谓的普通人聊天……我便竭力像他们那样说话……我把自己当做一名作家来审视时,我的看法大概同我的妻子一样,她始终感到诧异,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如此缺乏教育,竟然把我看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3]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赫拉巴尔那绵密却又晓畅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俨然是一个个汉嘉所讲述的那种love story,甜蜜、悲伤、羞涩、骚动……而之所以在一种叙写底层的小说中能涌起这般“不恰当”的脉脉情愫,大抵在于,赫拉巴尔在写作时,所倾注的是超越了一切概念一切分化一切敌对的热爱、赤诚与敬意,于是在阅读中,这些情愫便能如冰河逢春般在我们的身心间融化开来。而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充满爱与诗的叙事空间里,现实的辛酸和悲苦又从来没有因此而湮没,这让我几乎难以断定,是因为那忧伤始终为尊重与痛惜所环绕呢,还是尊重与痛惜微妙地改变了忧伤的质地?
  说到底,文学是一种根基于爱和绝望的艺术,而铺陈在赫拉巴尔笔下的那种绝望之爱,在《1987》中,也是生动鲜明的厚重底色。
  
  
  一个地方,常常会劫数般地缠绕着一个人及他的一生,使他即便远行,也愿意把一颗心系于绳端,风筝一样地飘回那里,回望那里。比如,密西西比的奥克斯福对于福克纳,伊斯坦布尔对于帕慕克,山东高密对于莫言,那些邮票大小的地方,诱惑着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细细打量,而对于情系西海固的马金莲来说也是如此。在小说中,她反复地省察着她的故土、乡亲和童年,并且,用长久的怀念和惦记,织就着赫拉巴尔式的love story,而这样的写作心境,这样的艺术处理,也总能使她笔下的故事少一丝尖锐,多一缕温馨,甚至连散发出来的苦涩、悲伤乃至不堪,都如同出自一首小夜曲的抒情旋律。
  西海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论物质条件,或许并不比汉嘉那间老鼠成群、苍蝇成堆、潮湿恶臭、血迹斑斑的废品打包间好上多少,而它怀抱里的民风再朴素,人情再醇厚,也必定往来着《国王》里的各色人等。但是,在马金莲笔下,朴素、良善连同与之相悖的穷酸、愚钝,却总能被笼罩在乡野远村的诗意之中,立体地构筑着乡村的整体。我想,这份诗意与其说来自现实,不如说来自艺术,是作者不忍在本已单调乏味的寻常日子之上,再叠加出更多的单调与乏味,这样,才用想象和审美幻化出了柔和温暖甚至明媚的光泽,去普照那片贫瘠的土地,才用她的爱,用她的理解和包容,去多情地凝视他们并深刻地怜惜他们。
  在《窑洞纪事》中,马金莲碎碎念着农家的琐事,从春耕到秋收,从房前到屋后。小说以“我”的口吻讲述着“父亲”“母亲”的故事。母亲与父亲成婚多年,一直过着大家庭小媳妇的生活,家里家外都勤勤勉勉,仿佛除了机械的劳作便别无所念。其实,在这份生活之外,她还有个梦想,希望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让她身上的家庭女主人标签能够货真价实。有一天,她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和爷爷奶奶分了家,搬进了新窑洞。起初,空空荡荡的新家缺衣少食,甚至连饭桌和大门都没有,每当夜深人静时,周边的狗吠声特别瘆人。可这毕竟是自己的家呀,母亲的勤勉便显得格外地有的放矢。逐渐地,在我们那个空旷的窑洞里,墙上有了贴画,炕上有了新被,院里有了鸡狗,日子有了生机,母亲的脸上也多了满足和幸福。不过,生活的本质并不会改变,小家庭,同样会上演大家庭的冲突与烦恼:姐姐煮坏了洋芋,“我”挨了打,深夜院里闯进了贼,黑狗后来也死掉了……然而,即使冲突与烦恼周而复始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仍然时常会感受到,“窑洞沐浴在一片灿烂的霞光里” [4]。
  当然了,窑洞并不总“沐浴在一片灿烂的霞光里”,它自有自己的暗角与阴影。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中,通过叙写农家对浆水和酸菜这种最家常的吃食的依赖,马金莲引领着我们,咂摸到了普通生活中的烟熏火燎与五味杂陈。一般来说,农家的菜肴总是依据着时令走上饭桌,而与口味、喜好关涉不大。倘若这一阵子地里产下了洋芋,那么日日出锅的便是蒸煮洋芋;倘若那一阵子地里产下了苞米,那么三餐的主食就是玉米饼子;而倘若冬季的大地休养生息了,那么,就只剩下用早先腌制的菜品来果腹了。可眼下的这个冬天,“我”家的酸菜缸却早早地见了底,全家人遭逢到了饭桌上的麻烦问题,而尤其令人困扰的是,“我”那位好吃懒做的二奶奶,照样增加着我们的负担……然而,再漫长的冬季也会过去,新酸菜终将腌制完成,它仍然会把我们平凡的日子喂养得有滋有味。
  在这些小说的结尾,马金莲总喜欢涂上一抹亮色, 而不是以太多浓重强烈的苦涩去窒息我们,可神奇的是,伴随着整个的阅读过程,那种苦涩的气息却又挥之不去,仿佛随时都能被我们闻到嗅到:母亲的终日劳苦,新窑洞的一贫如洗,冬日的缺衣少粮,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诸多纠葛,尤其是,那些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的“反面人物”,比如《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里厚颜无耻的二奶奶、《1986年的自行车》里爱慕虚荣的舒尔布、《1990年的亲戚》里歧视“我们”的亲家……为原本就艰辛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尴尬与窘迫。当然,与天人之际并置,与国脉民命相较,这些日常的琐屑实在微不足道,但就生命的个体而言,它们又能构成全部并决定全部。更何况,如果不是二奶奶的好吃懒做和厚颜无耻,奶奶的勤劳朴实或许就不会那么珍贵,苍老和隐忍也不一定就那么沉重;假如那个叫舒尔布的年轻小伙子没有借走自行车,或用完之后能按时归还,也就很难见出父亲对自行车特殊的疼爱,更见不出农家生活会那般的贫乏;而假如没有亲家的怠慢,碎巴巴的自尊心也就不会被轻易敲碎,我们也便很难发现,生活所熬就的自卑居然如此深重……
  然而,无论是艰窘的农家生活还是烦乱的诸人诸事,都未能损毁乡村生活中那些顽强的朴素和诗意,甚至,还创造出了意味与情趣,加深了我们对我们以及我们所置身的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在马金莲笔下,她似乎能接受一切包容一切,能一视同仁地对待美好与丑陋,让人性在经由审美的润滑和艺术的淘洗后,变得不再干瘪贫瘠,而是充满弹性富有张力。我相信,那些被艰窘和烦乱围困着的西海固乡亲,必然也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抓住某些微小、细腻、亲切的喜悦,并通过这些喜悦,使逼仄的日子舒缓下来,以获得继续前行的希望和信仰。
  
  
  前面我们说过,主流的底层写作是文学对现实的主动担当,更看重文学的外在功能,多执着于叙写底层人物物质方面的困窘与艰难,为他们的境况担忧,替他们的际遇不平,从而体现出一种卢卡奇式的总体性追求:意欲参与历史进程,渴望介入社会矛盾,在文学领域彰显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写作自有价值,其功劳成绩不容抹杀。然而,对于历史性社会性的刻意强调,对于道德伦理的特别突显,又很容易使文学被工具化为传声筒,从而失去独立的审美品格,继而在观照社会现实、承担历史责任的借口下,流于表达的寡淡无味与叙事的空洞无物。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像《1987》这种底层写作中的异端另类,已经及时地出现并开始提醒我们,在领略主流的底层写作之魅力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它的霸权倾向,以避免形成唯我独尊的叙写模式,尤其是避免那种“以政治正确为据点,以道德主义为武器,去打压小说家的艺术原则,去蔑视小说家的美学责任”[5] 和“写作技术被简单化,人文主义被庸俗化”[6] 的恶习的滋生。
  某种意义上,《1987》式的底层写作秉承和延续了文学的多元性和民主性品质,形成了对主流的底层写作霸权地位的动摇与解构,这对于边际宽阔的底层写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校正与丰富。但也应当注意的是,在进行通往深度的《1987》式即赫拉巴尔式的审美开掘时,我们既要杜绝走向绝对的私人话语,又要谨防对现实的乌托邦式理解。事实上,自从这世间有了文学作品,它就一直与外在于它的许多东西,诸如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等勾连在一起,甚至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载身外之道的文字还被极端化成了文学的正统,直到现代文学开始提出并持续强调“自立”与“审美”的价值,文学才学会了如何尽量地卸掉包袱,切除赘臃。可我们同样还需要看到,审美自立仅仅是对文以载道的修正与调整,而最终使作品获得文学史地位的,只能是对现实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内在魅力与外在风范交汇合一的表达方式的更新与创造,而不是对某项教条的呆板恪守。故此,我们今天谈论主流的底层写作和由其衍生而来的其他类型的底层写作,依然不可以采取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而应该深入其间去公允地辨析其诉求与取向、立场与动机、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和历史根源,以达致一种自由恰切的书写状态。
  最后,请允许我就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经常出现的几个概念,抛出几个或许有点意气用事的提问来结束此文,期望在这篇文章完成之后,以《1987》为代表的赫拉巴尔式的底层写作,能继续地给我启发并帮助我思考:所谓的介入现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的挖掘和呈现?底层生活境况的窘困,是否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到底能否和应该怎样为底层代言?介入现实,就必然得采用一成不变的写实手法吗?主流的底层写作青睐社会性而忽略文学性,这是作家的表现能力的欠缺所致呢,还是与其认知能力的不足相关……

注释
[1][2][3][捷]博·赫拉巴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7页、第14页。
[4]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5]刁斗: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6]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4页。
编号: 辽ICP备05007754号 通讯地址: 辽宁作家网 沈阳市大东区小北关街31号 邮编:110041 电邮:lnzjw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