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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作家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谁的声音让人神魂颠倒

 
高海涛
他用迎春花,淡白的黄花九轮草和紫色的剪秋罗,
装点我门前的绿意,并让忍冬花覆满我的篱笆墙。
        ——阿肯萨德(1721-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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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嘉陵和我是研究生时代的同学,也是后来的同事和好友,可以说对他的经历很了解。而读了这部长篇,却突然觉得陌生了,他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包括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也仿佛不再是个人的事件,而具有了宏大历史感和沧桑意味。
  “一篇读罢头飞雪”,其实我们的头上早已飞雪。我是指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的那一代人。
  《把我的世界给你》是对恢复高考四十年的真诚奉献,但同时又写了恢复高考的另一面,而这同样也是真诚的。这就像画家伦勃朗是真诚的。马克思曾赞赏过“伦勃朗的强烈色彩”。
  是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活,无论如何都是春天般的感觉,似乎历史在一瞬间又变得桃红柳绿、蓬勃向上、风和日丽起来,但刘嘉陵向我们证明,并不完全是这样,描写这段历史,可以用最明朗、最欢快的基调,即便像梵高的《向日葵》也不过分,但在这历史细部,具体到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体,似乎也用得上伦勃朗在十七世纪所发明的色彩,即用如同舞台高光的亮色描绘阴暗背景下的人物。
  林一木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下过乡,插过队,教过学,开过机床,总之走过了那一代人的基本历程,但仅仅因为念过技校,不符合当年高考的规定,就被定为“黑生”,受到了来自媒体和校方的种种责难、排斥、羞辱和驱赶,忍辱负重、东躲西藏,才得以完成不被认可的学业。
  这是个特殊的人物形象,我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有他的先驱。这个“黑生”并非另类,而是一个酷爱音乐、正直善良、勤奋向上的中文系学子,他的形象是可以立起来的,这包括他的性格,不爱树敌,乐于折中,有时出于谦和还多少有点“两面派”;包括他的姿态,身材挺拔,却刻意要自我矮化,显得有些驼背,戴着并不时尚的眼镜;也包括他的谈吐,经常妙语连珠,有时有比较木讷,就像他的名字,林中一木,既很合群,又很独立。
  这个形象很像刘嘉陵,却又是刘嘉陵的升级版。他集坦荡与懦弱、坚韧与敏感、才华与不幸、骄傲与自卑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品质于一身,他是校园欢乐的制造者和分享者,却又必须独自承担时代所骤然加给他的特殊痛苦,尤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愤世嫉俗,他对绿江大学充满了感恩之情,对老师和同学也无一不表达了由衷的敬爱和友爱之心;他对自己劳动过的工厂更是一往情深,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城市的工人阶级都是那样深情重义、深明大义、不卑不亢。这是一个无处藏身而又自强不息的人,大学四年,他虽然像日瓦戈医生,一直掩饰着自己惊魂未定的泪水,却又始终保持了人们在评论《老人与海》时所说的那种“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就如同他的同学恋人茹嫣对他的评价:“你已经山穷水尽了,可一点都不像”。
  有人说林一木表现了理想主义,这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年代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但具体到人物本身,我就觉得还应该有更复杂的理解。林一木当然也向往理想主义,渴盼和他的同学们一样意气风发,但他被认定没有这种资格,因此他所剩下的唯一理想就是我要读书,就是捍卫自己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个权利曾经从中国一两代人身上被剥夺,然后又被还给了这一两代人,却又偏偏把林一木等少数人划出去,那等待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默认,或者抗争,而林一木就是个不得已的抗争者,用木心先生的话说,就是骑虎难下,虎也惊。   
  普鲁斯特评价伦勃朗,说他“总是想把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刘嘉陵也是这样,他笔下的林一木既是个体命运的抗争者,也是自我精神的救赎者。他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既是合群的,又是流散的,既要参与欢快进行曲的合唱,又要独自哼着忧伤的小调。因为他所捍卫的,说到底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而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捍卫,才赋予这个形象以难能可贵的价值,至少在当代大学生的人物谱系中,林一木可能是最早为个人权利而抗争的大学生形象。当然这是被逼无奈的,用《第22号军规》主人公的话说,他被逼无奈,所以只能做一回“自己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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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人物形象,这部小说最具意味并显出优势的是语言。
  刘嘉陵的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语言中那种《围城》式的学者化幽默、《绿化树》式的思辨性反讽、以及独属于他自己的那种妙语连珠的机智、揶揄、戏谑、隐喻、悖论,随时随地的自嘲、漫无边际的消解,我觉得一般作家是难以企及的,而这种语言的突出表现就是话语,包括叙述和对话,包括描述和自省,都是一个个的话语方阵,构成了小说文本最显著也最有价值的思想表情和艺术风貌。
  与此相关的是场景,刘嘉陵善于写场景,这可能与东北文学的传统有关,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场面化,那种空间与氛围的震撼力,我们在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但刘嘉陵这部长篇小说的场景,这主要是靠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来完成的。
  对林一木而言,绿江大学的运动会其实也像是一场展示他内心困境的话语嘉年华,虽然他那种落在最后仍坚持不懈、曾被鲁迅赞为中国的脊梁式的长跑没有得到任何赞赏,但他在长跑中的一系列既窘迫又悲伤又寂寞的意识流联想,却无疑能赢得读者的敬意与喝彩。美国有一本小说叫《长跑运动员的寂寞》,我觉得这段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他和几个同学在运动场上戴大头娃娃面具的表演,他闻着面具里面的复杂气味,设想自己如果一直待在里面,那身份会不会就模糊起来,他就不再是“黑生”,某些领导就不会再为难他,找他的麻烦,因为他们想要做的无非是让社会按部就班,而这不正是大头娃娃也在做的吗?——这段话感人至深,真可谓何等窘迫,何等悲伤,恒等寂寞!
  美国人谈论作家作品,往往喜欢用权威一词,比如福克纳是“敏感的权威”,海明威是“失败的权威”,有人约我写一篇关于诗人毕晓普的评论,我也仿此格调,题目是《伊丽莎白.毕晓普:冷艳的权威》。那么刘嘉陵是什么权威呢?仅就《把我的世界给你》这部长篇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写困境的权威,既写人生的困境也写语言的困境,而他乐于进行双向的突围。
  或者说他善于写人生的窘迫感。
  美国南伊州有一条河叫安卜拉河,英语是Ambrass,也就是窘迫、尴尬、为难的意思。我将其简译为“窘河”,据说河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激流险滩,但从前的劫匪、马贼、逃犯太多了,所以很难通行,船工和水手们至此都感到分外窘迫。刘嘉陵笔下的大学生林一木就,似乎就面临这样一条人生的“窘河”,不仅如此,整个小说的语言,也像是一条条话语的“窘河”,时而喧腾,时而沉默,在小说的叙事空间里杂草丛生、波光闪闪、暗含机锋地流淌着。
  沉默是在这样的时候,比如当辅导员在班上宣布学校决定,他被正式取消学籍,不再是本校学生的时候,这时候,整个教室婤然无声,大个子的林一木坐在最后一排,他望着前面所有同学的后脑勺、发式、耳轮、脖颈、肩膀、脊背,逐一回想他们每个人的身世、趣好和生活细节,这种无声的排比,如涓涓细水,却又波澜壮阔,让人恍然有如在读莎士比亚的感觉,奢华、悲怆而又无比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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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结构。我曾经说过,刘嘉陵有一种形式焦虑症。这部长篇就是焦虑的产物。看得出来,它经过颠来倒去的多次修改,属于有难度的写作。好的作品都是这样,都应该有某种“手稿”的感觉。刘嘉陵是熟悉音乐的,他的这部长篇是否采用了音乐上的对位和赋格我不知道,也不明白那么高深的东西,但前半部分儿子林晓的直接叙述和父亲林一木的间接叙述确实是很别致的,给我的感觉,好像儿子是在拉小提琴,父亲在拉二胡,但都同样雄辩而抒情。
  实际上,父子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是很突出的,以林一木为中心,上下三代人,两对父子,都构成了对话的关系。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有一句名言:“人的基本思想是关于上帝的思想,上帝的基本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我觉得在缺乏上帝信仰的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一改,那就是:儿子的基本思想是关于父亲的思想,父亲的基本思想是关于儿子的思想。刘嘉陵的这部小说正是这样,林晓的基本思想就是关于林一木的思想,可能在这个儿子看来,父亲那一代的历史已经不可救药地具有了某种“闲坐说玄宗”的味道,既不值得尊重也不值得批评,但他却需要面对父亲的生活轨迹及其精神遗产,包括给他自己的生活和爱情所留下了许多谜团和麻烦。
  实际上,小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对话和讲述,表演和歌唱,都是声音,就像小说里写的,谁的语感最好,谁的声音像金属,谁的声音让人神魂颠倒,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声音在文本中的贯穿,一如作品所描述的八十年代初,已开始有了某种“众声喧哗”的气象。甚至连爱情也是声音,倪高天就是因为陈菁的声音而坠入了情网。还有林晓所钟爱的女孩眉眉,她是一个乐队的鼓手。我知道这部小说初稿的书名是叫《午夜鼓手》,或许在作者心中,鼓手应该是个很重要的象征意象。
  整个看,我觉得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更好,而后半部相比之下,好像多少有些疲弱和散乱,不像前半部那样充满张力。但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它展开了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对青春与爱情的讴歌。这是大学校园题材的天然主题。但这是两代人的青春,也是两代人的爱情,父亲那一代的青春像阴暗的暴风雨,只是斑斑点点地透出阳光,但却具有强烈的色彩。儿子这一代的青春相对静好,却也相对平淡,所以儿子的叙述主要是关于父亲的,包括他的爱情也像是父亲那一代的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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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看,儿子的故事中虽然有少女鼓手,但并不特别激动人心,而在父亲的故事中出现的三个女性,则显得意味深长。这三个女性,陆星移、茹嫣,廖云,不仅都是林一木的同学,而且是同班同学。她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却又有谦有让,都对这个“黑生”情有独钟,这显得很不寻常。对此,小说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恰当,刘嘉陵写道:“中国戏曲里,秀才落难,多情小姐来搭救的故事上演了几百年,他居然也成了那脍炙人口的故事的主角儿。”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表明小说的主人公林一木,他其实不仅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儿,也同时是一个传统喜剧的主角儿,
  所谓传统喜剧,就是明清小说的才子佳人模式,秀才落难,小姐倾心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把我的世界给你》,这个充满了话语和声音的小说,我认为也是一部致敬之作,向明清小说致敬,向古典文学致敬,其基本框架还是讲述了一个很耐看的中国故事。
  什么是中国故事?不能说只要写了中国的人和事,就是中国故事,也不能说只有主旋律作品,才算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是写什么的问题,也是怎么写的问题。比如巴金先生的《家》以及整个“激流三部曲”,正如有学者分析的,支撑起这部小说的文学性的,首先不是其中所要展示的革命的或反封建的主题,也不是“新人”的塑造,而在于巴金所采取的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家族叙事结构”,是那种《红楼梦》式的悲剧意蕴和美学意味,才让这部小说摆脱了当时一味强调个性解放、时代进步的宏大叙事逻辑,而成为现代以来不可多得的有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的长篇。此外,像近年来贾平凹的《废都》对《金瓶梅》写法与风格的借鉴,王安忆的《长恨歌》对白居易《长恨歌》的精神与情感模仿,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刘嘉陵的这部长篇,至少它的隐性结构,我觉得有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比如像《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等,它们或许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部长篇的构思,成为了后者的某种原型和模式。
  刘嘉陵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明清小说。
  这种“秀才落难”的模式在新时期文学中也不乏先例,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外国文学中也有,我印象较深的,是前苏联作家别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个小说是以作协为背景的,却堪称经典和杰作。小说中的所谓“大师”其实是个很失败的作家,除了一部手稿,他几乎一无所有,但兼具人性与巫性,朴素善良而又能呼风唤雨的玛格丽特,却偏偏爱上了他。玛格丽特既默默无闻地走在莫斯科的小巷和坚实的大地上,又仿佛来自俄罗斯神话。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才子佳人”模式,和西方文学的“永恒女性”模式,其实是可以比较的,玛格丽特作为俄罗斯“永恒女性”的象征,在中国读者看来,也许很像民间传说中的白狐或明清小说中那些美丽多情的小姐,目光远大的佳人。
  这种主要发端于明清小说的文学原型或模式,不算源远流长,但显然也有影响不凡的杰作,如果说《绿化树》是以特殊的历史感将其提到了中国反思文学的高度,《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以西方精神将其提到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高度,那么刘嘉陵的《把我的世界给你》,则是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将其演绎为一个奋进者精神修复和精神拯救的传奇。可以说,这是一部“新才子佳人”小说,这部小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想或许就在于,倾心林一木的不是一个佳人,而是三个。只是随着斗转星移,基本都是浅尝辄止,有一个藕断丝连的,又恰好为双方儿女许多年后的感情纠葛埋下了伏笔。
  我反复考虑,这样以三对一的处理,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可能有两个效果,一方面淡化了原型模式,一方面又强化了原型情感。给读者的感觉,似乎女性普遍都是见义勇为的,她们身上多少都有一些“永恒女性”那种拯救和提升男性的品质和力量。
  实际上,说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中国故事,也不仅仅指它的爱情模式,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侠义精神。小说中的工人阶级是侠义的,七九三班的同学们也是侠义的,除了最初那个告密者和某些混迹于学府的大小官员,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侠义的,通情达理的。我觉得这种侠义精神也同样属于中国传统,属于明清小说,属于官方话语所不屑于认可的民间和民气,同时也属于那个年代。这正像八十年代初期的爱情,那个年代的女孩们择偶,还多少保持了一种前现代的价值观,就是主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志向,有没有前途,身份很重要,但并不是绝对的重要,因为那时候的阶级还没有固化,“黑生”也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变成研究生,所以女孩们都不像现在这样世故,总是斤斤计较爱情成本。林一木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当时是现实主义的,发生在现在就可能是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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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可能与二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更接近的,但外在相同,内在有别。我看过一个研究生写的文章,说《把我的世界给你》这部小说,接续了《未央歌》的传统。《未央歌》是美籍华裔作家鹿桥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长篇,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相同之处是有的,但时代语境毕竟已相去甚远,仅就理想主义而言,《未央歌》主要是外在的、民族国家的,而《世界》更多是内在的,关于个体的价值。同样是写校园,《未央歌》更多的是追忆和怀恋,而《世界》中有怀恋,也有惊恐和敌意,所以校办大楼在林一木看来,很像是某种“巨兽”。
  绿江大学唯一像西南联大的地方,可能就在于老师。刘嘉陵笔下和林一木回忆中的老师,确实都像是西南联大转过来的,他们不仅渊博,而且开明,对学生充满了爱与知,给予了同情、理解,乃至庇护和鼓励,而相比之下,学校的行政管理形象却基本上是负面的,从领导到普通职员,都表现得思维僵化,人格伪善,行动粗暴,他们不是缺乏变通、缺乏弹性的问题,而是缺乏情怀,缺乏尊重,既不懂教育,也不懂管理的问题。想一想,如果在西南联大,像林一木这样的问题会得到怎样的处理呢?也许仍然还会被开除,但他至少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和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
  都说我们现在的大学体制有这样那样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政化,没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思想氛围,而嘉陵的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揭示了这种行政化的弊端和源流,表明行政化在恢复高考之初就存在着,当然更早的时候也一定存在着。它总是在春天的风景中制造着某种冬天的寒意,永远让人觉得乍暖还寒,心有余悸,望而生畏。而林一木就是这样度过他的大学时代的,行政化的指控就像一个阴影,它甚至让林一木有了某种原罪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嘉陵的叙事是勇敢的,他就像就像一个极有耐心的狙击手,在事隔多年之后,向那个影响至今的阴影给予了大胆的揭示和精准的狙击。
  谁的声音让人神魂颠倒?黑色西服和连衣裙的乐手们在舞台上各就各位了,林晓的毕业作品《合唱与乐队——蜀国英豪》,这个作品的雏形,是林一木指挥的无伴奏混声合唱《甘露寺》, 当年在演出时却曾被严密监视,那是八十年代初,一些粗陋和尖利的声音在指责。而回到林晓的毕业演出,次日清晨,一只萨克斯又吹响了美国经典歌曲《往日重现》。这个蒙太奇式的结尾,其实也不乏启示,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把我的世界给你》,如果说它的隐性结构是中国的《甘露寺》,那么它的表层结构是就是世界的《往日重现》,或者说,它的表层结构是对理想主义和八十年代的讴歌,对个人权利和现代文明的诘问,它的的隐性结构,则是对睥睨告密文化、同情人间苦难的传统精神、侠义精神的深情赞美,在这里,中国和世界这两种声音、两种乐感,表现出了意味深长的复调性、对话性和精神张力。
  以上是我读这部长篇的一些感想。马尔库塞说,真正的回忆并不是对昔日黄金时代或青春岁月的记忆,真正的回忆是“作为一种综合,是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段残迹收集汇总的伟大综合”。我觉得刘嘉陵做到了这一点,这部小说是特殊大学生的自叙传,八十年代的伟大综合,可以说是半部杰作,一部力作,在小说多才多艺的的叙述中,一所大学被抱怨了,也被怀恋了;一个年代被反省了,也被歌颂了。而一代人的所谓理想主义,则呈现出复杂而艰辛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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