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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7年第6期《鸭绿江》
 

搭建人性与道义的桥梁――张艳荣小说创作论

 
王 宁
  人性,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其或简单或深奥的复杂内涵令它成为文学创作永远开掘不尽的矿藏。文学作品表达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常常作为衡量其艺术价值高低的标尺。
  文学中的人性问题常常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论争而展开。如从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为标志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宣扬,到20年代末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论争,50年代中后期短暂的人性、人道主义复归,再到80年代初,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人性、人道主义美学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在文艺界形成广泛的共识,直至当下对人性的充分肯定与弘扬,文学中的人性问题虽然一度被遮蔽与被曲解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物而存在,但终究是遵循着自我嬗变的内在规律而存在。
  阅读辽宁盘锦女作家张艳荣小说的过程,正是一个深感人性与道义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生冲突、如何实现跨越,最终又如何妥协的过程。张艳荣以创作军旅题材、塑造军人形象的小说出道。曾经是军嫂又随过军的她,自然谙熟军旅生活,其作品则很容易被打上“军旅文学”、“战争小说”的标签,但我并不想以一贯的题材界定法而窄化她的创作疆域和视野。正是通过对她小说作品的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她极其善于处理创作中“大”与“小”的关系,“军旅”、“军人”常常是她小说外在的场景或身份,或者说是宏大的背景叙事场域,是叙事的外壳,其内核在于深刻体察人性细微之处,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人性与道义的碰撞与冲突当中,展现人类本性与社会规约之间、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感之间相生相克、二律背反之间的两难选择。正是将人物置于如此虚构的悖论式的情景当中,她的小说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和包容性。光明、崇高、美好、无私与阴暗、卑微、丑陋、贪婪的并存与博弈,而人性在其中的争斗与选择,进而是痛苦的自知,然后做以最终的困兽之斗,是她小说的构思范式。当然,她笔下人物的最终抉择,常常又多是遵从了人性正向能量,同时不排斥带有所谓人性“污点”的英雄,但小说常常是以人性善良美好的侧面战胜贪欲而终结,并伴随着个体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收束。人性,在张艳荣的笔下竟然是如此复杂的集合体,更是曲径通幽、常写常新的主题。正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命题就是“人”。人的异化,人的劳动的异化,都是把人变成非人。因此,马克思呼唤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提出人应该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张艳荣的小说在表现人性与道义冲突之过程中,无不在呼唤着纯真人性的复归、对人性本质的求解,无疑暗合了此观点。 
人性与道义冲突下的残缺美
  初读张艳荣的小说,你会感到她是个讲故事的多面手,她的笔下有泼辣鲜活的东北军旅故事(《父亲的山高 母亲的水长》、《父亲的情深 母亲的意浓》),有缠绵于感情世界、以灵魂叙事的女特工故事(《残魄》),有因人生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的缉毒警察故事(《彼岸花》),还有讲述婚外情巨大破坏力的故事(《灵魂的咏叹》),更有反映底层小人物在生活逼迫下对抛弃孩子之事在忍与不忍之间的彷徨故事(《安拉的选择》)……当然,对于讲故事高手的作者来讲,除去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更是其得心应手的体式,《命令无情》、《特务》、《跟着团长上战场》、《呼啸》、《关东第一枪》等都是可贵的文本实践。无论长篇与短制,张艳荣总是应对自如,源源不断地生发新的灵感,着实令人感叹。
  张艳荣小说常常以爱恨情仇为故事蓝本,徘徊在人性与道义的冲突节点之上,展现完美中带有残缺、或残缺中又带有完美的人性图景。当我们剥离掉她小说故事的外衣,阅读感受常常是复杂难言的,作者无一不是“贴”着“人性”来展开写作的,“人性”作为解读张艳荣小说的关键词,为我们触摸小说内核打开了通路。
  然而,首先我们要厘清的问题是“人性”的涵义究竟何为?“人性”作为复杂多义的命题,对其的解读亦是无法穷尽的,从字面意义理解出发,人性,即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着、并解释着人类行为中的那些天性。而在以儒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占统治性地位的中国历史上,礼义伦常的价值结构和社会秩序常常遮蔽着人性的本质要求,而将“道义”作为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作为对人的约束、规范、规矩,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超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因此,“人性”与“道义”的风云际会与复杂冲突,一直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与源泉。张艳荣的小说正是以横切面的模式,剖析了作为人之常情的鲜活的“人性之欲”是如何突围出传统的伦常观念,在生活的洪流之下成为构成人性丰富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父亲的山高 母亲的水长》、《父亲的情深 母亲的意浓》两篇小说作为作者的成名之作,显然带有姊妹篇的意味。相似的军旅背景,同样热情火辣的军人母亲,相同名字英雄形象的父亲――黄河,两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仿佛另一版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再现。
  前部小说中的母亲赵桂兰,是被军队遣送回乡的女民兵连长,带着英雄黄河的遗腹子“我”,默默忍受着部队的处理,与养父吴会德结合。而有“大烟炮”式火爆脾气又积极上进的她与吴会德悠然闲散的性格并不搭调,欲爱而不得,眼看着丈夫为救情人而牺牲,她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男人。她以博大的胸怀抚育了丈夫和情人留下的女儿朵儿。当“我”长大成人,又成为与父亲黄河一样的军人,娶朵儿为妻。母亲那豪情万丈的爱,依旧山高水长……
  后部小说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写了身为政委的母亲林桂兰与战斗英雄父亲黄河之间一生风风雨雨的爱情故事。母亲对待爱情主动出击,借用组织的力量与父亲黄河确定关系。父亲黄河却因为在朝鲜战场上爱上了美丽少女金达莱,而发生了动摇,归国之后,违心与母亲结婚,却心有旁骛,陷入相思苦恋,被忍无可忍的母亲向组织揭发……夫妻二人就这样磕磕绊绊和、打打闹闹,于幸福生活中有小的磕绊,却难于离弃,一生相守,直到晚年,二人把酒对酌,追忆青春岁月,竟别有一番滋味。
  作者致力于中国式爱情与婚姻关系的书写,同时又将人物附加了“军人”、“英雄”这样的特定身份,将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情感历程置于人性与道义的双重考验之下,二者在现实的爱情当中又常常是不可调和的音符。两个故事中的生身父亲都叫“黄河”,都是战斗英雄,都是浴血沙场、英勇顽强的军人,他们身上被赋予的英武与阳刚特质正是母亲爱上他们而至死不渝的原因。而作为英雄的“黄河”们和身为英姿飒爽的女军人、女政委的母亲们,与以往军人的形象又有所不同。作者摒弃了人们思维定势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爱与欲面前的动摇与徘徊,表达了他们顺应自然人性的一面,他们与常人无异的一面。他们同样有着爱恨情仇与七情六欲,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个人的情爱,都是人性内在的要求,当这种内在要求与社会评价相冲突时,作者没有做以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呈现出现实生活原生态的残缺之美和对人性的宽容和理解,即便是英雄,都是带有一些所谓“缺憾”的。
  当下,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有一批“李云龙”式的英雄人物与以往道义规约下的英雄人物大相径庭,而我们更愿意接纳这样的英雄,因为他们真实不虚假,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恰恰是尊重真实,反映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张艳荣小说中的英雄大多带有这样的属性,当传统道义观与现实人性发生冲突时,作者常常不刻意地拔高人性,而是遵循正常的人性逻辑,来做出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所以在审美上才有了参差错落的缺憾感、残缺美,形成一种复杂难言的张力。
  小说《暧昧关系》更鲜明地实践了这一指向。见义勇为的军人、英雄刘向北因为救人光荣牺牲,而妻子夏小妮在悲伤之余,联想起丈夫生前的一些异常举动后,试图寻找丈夫曾经的隐秘,这恰恰揭开了丈夫一直隐藏着的无私地资助已牺牲战友的妻子菊花和患病孩子的故事。当两个女人面对面时,一段隐秘便被呈现出来。原来,菊花因刘向北无私的帮助而感动进而爱上了刘向北,在菊花热烈的进攻之下,他们有了一次不为人知的性关系。而这种不伦的情感折磨着他们,刘向北并不爱菊花,只是出于对战友的道义来资助她和重病的孩子,在有了妻子夏小妮之后,更是力图摆脱这种情感上的困扰。当菊花意欲投水自尽之时,刘向北为拯救她而离去……小说塑造了为情所困的英雄刘向北。他善良、无私、高大,但却为一时的“暧昧”而心灵受困,他深深地愧疚于此。“如果那样,他将从荣誉的圣殿跌落尘埃,其实他早就厌倦了那圣殿的光环,有谁知道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可是,他必须在圣殿之上坐正了,万众瞩目,决不能有丁点的闪失。”而他生命的戛然而止,从道义层面保全了他光辉高大的形象,保全了世人对英雄的道德认同,两个未亡人菊花和夏小妮之间也因烈士这场生死跨越的情感达成了和解……
  作者常常将这种带有遗憾的人物、情感、故事带入读者的视野,超越了惯常的文学判断与经验。也许,生活原本就比文学复杂得多,它的多义内涵,人性无法阐释的暗区,传统道德无法解释的盲区,恰恰是给现代社会提出的新课题,更是文学无法回避的“灰色地带”。张艳荣的小说呈现了在道义与人性下的残缺美,她的故事大多带有着遗憾、缺憾,却并不妨碍其中散发出的强烈美感,越是冲突之中的情感,越是道义规约之外的故事,就是越是感人。这犹如一根弹性绳索的两端,故事荡漾于两端,熟悉的与陌生的审美经验交互占据着文本。那种超越想象力之外的表达,常常又令人信服地认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难以穷尽的复杂内涵,我们站立在生活之上,或许就没有所谓完人或完美,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尽可能最大化地展示思想能够抵达的边际,张艳荣做了可贵的尝试。
处于历史悲剧感核心的人
  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指出:“悲剧是对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事故(一个完整无缺的行动)进行的诗意的模拟,这些事故把身在痛苦之中的人们显示给我们,目的在于激起我们的同情。”可见,悲剧的力量在于求而不得,在于将人性放置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前,展现尴尬、无助、痛苦、撕裂、挣扎,以极致的情感唤起感同身受的深刻同情,悲剧的意义也常存于此。张艳荣的小说,常常在强烈故事性之下,将富于悲剧感的人物推至前台,你甚至可以忽略情节,唯独不能放下人物。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鲁迅曾经使用过的比拟,她笔下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人,于黑暗与光明之间处于“无地彷徨”的状态。他们常常是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而不得不一次次走进历史之网笼罩下的绝境,做以困兽之斗,成为负载着悲剧却又居于历史发展最核心处的人。张艳荣的小说,可以说是对生活悲剧的“诗意模拟”,对历史中的小人物进行一次悲剧式的安放。
  我们不妨选择《对峙》与《残魄》两篇小说来佐以例证。这是两篇典型的将人物置于历史悲剧感核心的作品,可以明晰地看到历史大背景下人物内心的纠结,人作为历史链条中的沧海一粟,无法选择与主宰命运的悲剧。
  《对峙》显然是一篇精致的小说,它将故事的背景放置于解放战争中的四平战役中,四战四平本身就是一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极其惨烈战斗,交战双方的巨大伤亡和损失已然成为历史的伤疤。作者正是将主人公姜浩放在这场战争中并赋予了特殊身份,他本是国民党军官、优秀的狙击手,国共松山一役被俘,成为了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一员,掉转枪口与曾是自己兄弟的国军厮杀,并落下了开枪手抖的毛病。曾是抗战中并肩作战的兄弟,如今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竟是自相残杀,这是小说的全局性背景。而当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排长为救自己也英勇牺牲,姜浩再也无法坐视,他必须恢复作为一个狙击手的神勇!可是国民党方面与他对峙的狙击手恰恰是一手培养他的师傅、他的准岳父,出生入死如父亲一般的人!小说将这两个顶尖狙击手对峙的瞬间充分放大,在时间与空间的横截面上凸显了国与家、敌与我、生与死、血与火、情与理、激情与苦涩搅拌在一起的难耐滋味,把主人公置于绝境。生命的决断、人性的考验,在这里都是一瞬间的事,简直不容纳你去思考。但在对峙决定性的最后一枪,终究是父爱战胜了敌我仇恨,师傅将生命留给了姜浩,也就是留给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以说,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之内,在大历史浓重的背景叙事设置之下,张艳荣小说侧重是依然是对人性的拷问。历史是悲剧、流血牺牲是悲剧,而人性,以其最本质的下意识决定了人势必会选择爱,选择光明,选择顺应潮流的取向。姜浩与师傅,尽管身为军官,也本是历史洪流中如尘埃一样的普通人,却因风云际会的战争被推至幕前,他们的下意识选择,悲喜剧交织的个人“小叙事”,便被镶嵌进入历史宏大主题的“大叙事”,姜浩抱着师傅的尸体旁边是解放军如潮水般地涌过……他们上演的个人剧目终究抵挡不过历史的潮水,他们终将被淹没。
  如果说《对峙》直接将人物放置在历史大事件中来考量个体与时代冲突而产生的悲剧感,那么小说《残魄》则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女特工死后的灵魂叙事牵引情节,倾诉了肝肠寸断、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是如何被掩盖于特工的身份、特殊的使命之下,个体生命又如何淹没在历史之下,被抛弃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无边荒凉之感。这更是关于人性的结结实实的悲剧,为喑哑无声的个体在历史笼罩之下发出微弱之光。玉贞本是沪上小有名气的女作家,生活安逸,与作为共产党地下特工的姐姐生活在一起,她却爱上了同为特工的姐夫轩,而不能自拔。在姐姐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时,玉贞成功地替姐姐完成了送情报的任务,并料理了姐姐的后事。当玉贞再次面对心爱的轩,因为她无法放弃对轩浓重的感情,她接替了姐姐的工作,遵从轩的指示去接近自己好友丽娜的丈夫――汪冰,一个汪伪政府的大汉奸。当除掉了汉奸之后,她自己却背负上了女汉奸的罪名。因为特工的身份,因为命令的无情,轩与玉贞阴错阳差,再也不得相见。玉贞唯有自杀,以死才能与轩相见,于是玉贞的灵魂脱离肉体才将故事娓娓道来……
  小说是谍战故事的另类叙事,灵魂自叙中穿插了倒叙、插叙,是玉贞作为一个女性的爱情宣言,她为爱而死竟也这般荡气回肠!如果站在所谓历史整体观的角度讲,玉贞的形象可视为整个革命战争大叙事当中的“小棋子”,她仅仅是微尘一粒,是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中间物”,她既然继承了姐姐的特工事业,就必然按照职业的要求要摒弃个人的一切欲望与要求,服从于无情冰冷的命令。作者偏偏写下了这个女特工的“另类”之处,她是为爱飞蛾扑火的女子,她参加特工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不让心爱的人失望,她拗不过爱情的执著,而甘愿打入汪伪内部,提供情报,铲除汉奸。她试图以自己一生的名誉、生命来博得爱情,最终却只能聆听轩在坟边的追诉。可以说,玉贞的悲剧、轩的悲剧是人的内在本性与外部世界冲突的必然造成的,人物、故事、情节可以改变,而悲剧的本质却不会改变。
  张艳荣的小说致力于写下人物的“痛感”,这样不尽相同的“痛感”集腋成裘,聚集成个体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又于无常中撕裂个体的精神,反映出历史缝隙中普遍的悲剧。诸如她的另一篇小说《彼岸花》中,本是缉毒英雄的一对战友,却因一人成为毒枭,而上演了一场情与法、罪与罚,一波三折又双双死去的悲剧故事;还有《安拉的选择》中被迫扔掉病孩子的妈妈,这与《对峙》和《残魄》等小说,诠释了共同的主题,即人生何以成悲剧,就是冰冷之中有爱意,爱意之中又不乏狠毒,爱恨情仇交织,当人性容纳不下,悲剧也必然产生。而悲剧中的人物,让人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同情,这种同情力量的喷涌同时又强化的悲剧洗涤灵魂的强度。张艳荣在创作中,不断强化这种悲剧力量,让读者能够绕过故事层面,直接面对小说的内核,接纳人物,接纳文学震撼力的考验,内心在冲突之下产生触动,为人物的命运而忧心,这一点,是她小说的可贵之处。正因为她触及了人类的内心感受,触及了人类的情感阀门,所以才拥有了对故事层面的超越,不断加深对小说内涵的深刻理解。
凸显故事性的叙事策略
  小说作为文学体裁当最长于叙事的文体,讲好一个故事是前提条件。小说家必须致力于讲好故事,探究好故事的元素以及讲好故事的技法,好的小说或许也不必面面俱到,唯有讲好故事才是其入门的不二法则。
  张艳荣作为入行时间不是特别长的小说家,却对讲故事有着比较高的悟性,是个天生讲故事的人。或许是多年的随军生活让她更了解军人、更了解战争,她以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进入冰冷的历史、军事、战争题材,小女子书写大历史,自然有别于以男性话语为核心的叙事方式。故事性的凸显是她小说的重要特质,引人入胜的故事会率先进入读者视野。一系列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发表,记载了她在叙事艺术上反复操练的轨迹。概括讲来,张艳荣在探索“写实性叙事”技法基础上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技法相结合,探索了独具个性故事方式,呈现出圆融整合与粗砺大气并存的叙事风格。 
  张艳荣小说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以写实的笔法,全知的视角、完整的结构,起承转合扣人心弦的情节,叙述了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特别注重突出人物的语言、行为、动作、心理刻画,再现人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叙事手法,凭借自己对小说叙事的理解,特别是对心理描写、意识流等手法的借鉴与运用,丰富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维度。
  长篇小说《命令无情》是一部富于深意的谍战小说,当下这类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如果艺术表现上不能够推陈出新,就会流于从俗而了无新意。作者恰恰抓住了“命令无情人有情”这样一个大主题,上演了一部中国版“史密斯夫妇”的故事。在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谍战剧中加入人性人情的主导情节,让“爱情”主导着故事的走向。小说通过对身为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女主人公上官飘和为监视她而假意与她结婚的共产党的公安干部杨北风这样一对情侣的刻画,证明了爱情的伟大力量是如何战胜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从而改写了历史。两人从假意结婚实则监视,而最终惺惺相惜,相濡以沫,最终上官飘以生命为代价,配合公安铲除了北平城的潜伏特务网,成就了深爱的丈夫,也成就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小说以共产党北平公安和潜伏特务之间的斗争为主线,写了两个阵营之间、两类人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在看似平静之下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流血牺牲。小说以两个阵营的人物关系交错进行推动情节,善与恶、敌与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的语言、行为、心理都鲜明地带有其个性质地,故事情节曲折而又环环相扣,扑朔迷离。作者在叙事上的精心雕琢与圆熟贯通,全知的视角,类似于章回小说起承转合的结构,写出宏大历史叙事语境下,个人的力量怎样撬动其一角,进而怎样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节律。从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艺术实践上的富于雄心与自信的构建。
  张艳荣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则更愿意做叙事方式上的创新,文体的试验,相对于长篇小说也更为灵活。从成名作《父亲的情深 母亲的意浓》开始,作者开始重视打破传统叙事中规中矩的故事方式,注意现代技法的运用,如分头、分线索叙事,反复地将倒叙、插序、补叙几重方式的叠加运用,深化了人物关系与人物情感的复杂性内涵,又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彼岸花》也是采取分头叙事、中间夹杂小倒序讲故事的方式,将一对本是缉毒英雄的警察,因金钱力量而分道扬镳,一对战友、一世仇敌,在情与法、罪与罚,一波三折的故事下,而终究均付出生命代价的故事演绎得缠绵曲折。《安拉的选择》则是一个出于无奈而残忍弃婴的底层故事,大段的对主人公意识流描写,纠结的心理层面,梦境的展示等现代主义手法的反复出现,在这一生活的横截扇面上塑造了底层这没有希望、没有光的所在,以抒情梦幻的写法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以及人是如何在绝境之中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因由。
  有意识地进行叙事上的创新,进行艺术表现上的试验,是张艳荣小说在量的积累上取得质的提高的探索之举。当作家具有了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其每一部作品都作为一个试验园地,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本效果,也印证了一个作家的成长足迹。张艳荣从最初的粗砺大气的东北风格、军旅风格叙事,逐渐有意识地进行讲故事方式的调整,多维度元素的注入,逐渐走向了更为立体、丰盈的故事结构,融合了多向性、复杂性的小说语言表达,令她的创作正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也正在朝自成风格的方向前进,因此她的圆融整合必将是经过自我过滤之后的创新,而非常盲目地借鉴中国传统技法或是西方现代技法。
  如果说,从目前丰饶的创作量来讲,张艳荣已经突破了最初写作的生涩,进而可以自如地支配小说元素,进行活色生香的书写,那么,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必要提示的是未来,即怎样承接自我优长,克服自我缺陷,进而走向更高层次的写作。过去,我们总是在提及作家的“深入生活”,可究竟何谓深入生活,毕竟浮光掠影式的或完成任务式的深入生活只能增加一些对未知生活的体验,是否就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还值得商榷。我觉得当下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深入生活”,即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道义感和良知责任感,真正地去关注苍生,关怀尘世,抚慰人性,修补道德,开掘文学的深层力量,而不仅是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作家必须站立时代,又能超越于时代,敏感地揭示国家民族的痛楚隐忧,修为自我,提炼思想,立意高远,才能于太平盛世之时写出兴亡之感、离乱之情,超前于时代。思想厚重的力量,走向经典的自觉,应该成为作家基本的文学追求。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例,他何以写得这样一部“可以放进棺材里带走”的作品,我想还是基于以一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致力于写下民族的史诗,以白鹿原个案为切口,记录民族曲折的思想足迹、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一部以文学个案进行思想反思之作,它之所以有不尽的解读,甚至被奉为经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因此,我们的作家,其素养、眼光、胸襟、视野以及自我定位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更应该有高远的追求,思想性高度的锤炼,艺术表达上的自觉创新。特别是我们辽宁的作家,更要走出自我发展的小视域 ,参与到时代生活的最前沿,身入必须伴随着心入、情入,把现实的体验很好地转化成思想的力量表现出来,用高度要求自我,衡量自我,才可能最大化文学的力量。
  张艳荣的小说创作尊重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跨越了传统道义束缚下的单向度人性内涵,跨越二者的冲突,获得对“何为人性”问题的全方位解读,并且塑造出了这种冲突下带有悲剧感的人物,自觉地实践了对小说故事性的追求,重视文本实践,不断精雕细琢。期待她的新作以更为厚重的思想力与精湛的艺术性,获得全新的自我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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