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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vs宋阿曼:人在水中自由呼吸

时间:2019-09-25 14:46      来源:文艺报

班宇,1986年生,沈阳人,小说作者。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曾获华语文学传媒新人奖,GQ智族年度人物,“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花地文学榜短篇小说奖等。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著有小说集《冬泳》。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5岁的乡愁

宋阿曼:《冬泳》我读得迟,一看版权页,5次印刷了。关于沈阳,关于下岗再就业,关于写作和阅读的话题,你在各种平台和场合都已经讲了很多。这次我们争取聊点儿轻松的。看完《盘锦豹子》和《肃杀》,我就产生出一种“对质”的冲动。小说里出现了很多有年代感的物件儿,包括小说中人活着的姿势我都很熟悉。我小时候搬过几次家,从平房搬到二层小楼再搬进家属院的楼房。二层小楼的楼顶修成拱形,外面看去像个窑洞。你小说的主要时间线似乎刚好卡在我家住二层小楼的那一段。大概在我六七岁的冬天,有一阵子我爸出差,我一直没弄明白他去哪儿了。一天晚上,他回来了,身上斜挎着一个电子琴。他说去东北了,大连、沈阳、哈尔滨,他跟我说,手撑开,看,东北的雪有你巴掌那么大,一脚踩下去雪能没过膝盖。他说再往北到了黑龙江。他说得起劲儿,我觉得他不是出差,而是一个人悄悄旅游去了。看在电子琴的份儿上,我还是愉快地听完他的描述。那个冬天,他一直在哼一个曲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喀秋莎》。这基本上是我对东北最初的印象。

班 宇: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城市家庭里,电子琴不算乐器,而是一种家用电器。最常见的是雅马哈牌,十分风靡。其使用频率随着时代向前而逐年降低,起初,每个家庭都有人会对着简谱演奏流行歌曲。那时候,很多杂志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曲谱,人们会将它撕下来,重新装订在一起,变成一本流行手册,相互传阅。即便不演奏,偶尔也会对着唱上几句。你说得很对,如果有综合文艺素质这一说法的话,我觉得我这一代是不比上一代的,当时工厂的文艺氛围比较浓厚,经常组织活动,也有经费支持,人们的娱乐方式不太多,基本上是打球、饮酒、读书、跳舞、演奏乐器、看电影这几样。说是不多,可为什么觉得仍比今天要更丰富呢?父辈在这一阶段,好像维持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且没什么课业压力,实在是令人羡慕。雪有巴掌这么大,并不夸张,大片的雪花很美,它们往往落得很慢,相当悠闲,伏在人们的衣服上,静静地躺一会儿。现在少了,多是风吹来的雪,盐一样的颗粒。没大意思。苏联歌曲,对于东北,或者那个时代来说,好像并不需要刻意学习,每个人都会唱,全国都在受影响。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一首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初听时,是亲戚去国外出差,带回来一个精致的音乐盒,上紧发条,再一松开,那段旋律便流淌出来,叮咚声无比清澈,我听后既惊讶又孤独,抱着它玩了半天。这是我5岁时的乡愁。

宋阿曼:对,雅马哈电子琴,加上一只口琴,就是标配了。卖书的地摊儿上,流行歌的简谱本卖得相当好,我爸没学过乐理,也可以自如地弹唱《迟到》和《站台》。我问谁迟到了,家人就会说,Mary。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谜团。关于文艺活动的记忆,我们挺相似的。可以说,厂矿工人的生活方式滋生了我最初的文艺情怀,这些人长久地在我体内散步。你的小说多从工人子弟的视角去书写,第一视角“我”也是行走在上一代人所处的空间,回忆父辈的生活,恰像一种小说番外。我喜欢你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有情有义,是没有被太多规则与世俗理性洗刷的人,沉默与力度,给你小说强烈的诗性。爱情,成长,洁净,还有赴死的心。你小说里都是成熟的人,能扛事儿,这是一些年龄相当的作家难以体会的。读起来挺感动。细一想,上辈人是真正搞建设的一代,体力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人会更早懂得生活与爱。他们唱着“我的心永远在等待”翻过了青春的山丘。在塑造小说人物时,你的人物面目是怎么样清晰起来的?

班 宇:我的一部分小说人物,如果借用一部电影名字,有点像是《冰山上的来客》,与故事情节无关,但在整体气质上,或有相近之处。电影里有一位帕米尔高原边疆战士,我在小说里也提及过这个地区。我觉得此类人物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比较多见,习惯于沉默,面对许多问题时,表面上给不出一个合理的意见或者答案,但内心较为执拗,很少会被外界所改变。在写小说时,我较少考虑人物层面,甚至认为人物是不怎么需要塑造的,你去写一位主角,那么关于他的一切,早在心里就应该有一些清晰的判断,包括他的性格与行为,以及面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等等,这样写起来会比较有信心。

一场台风带来了一切也能吹走一切

宋阿曼:听说你参加《智族GQ》10周年人物盛典以及“名利场回眸”的拍摄,许多读者和网友都喊到“破次元了”。走上这块红地毯的都是梁朝伟、何穗、陈伟霆等演艺明星,还有许多让人来不及记住名字的“顶级流量”。娱乐圈开的是流水席,迎来送往。一条微博几十亿点赞留言/一出书就是滞销书作家,两种现象极端又普遍地存在于这两个不同的行业里。当你出现在这种现象中心(或者说一个模糊的交汇区)时,有人就会觉得破圈儿了。突破了一些人对作家,尤其是纯文学作家。有没有兴趣讲一讲这个“菲茨杰拉德之夜”。

班 宇:菲茨杰拉德不好当,酒量要过硬,社交礼仪也要尽量做好。我肯定无法做到像他那样夜夜笙歌,所以这次活动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像是一场公司年会:演节目,颁奖,欢度好时光。最为恍惚的一刻是,我登台去领奖时,整桌朋友为我激动鼓掌,当时我的感受就像在公司年会上抽中了三等奖,甚至对此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误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其实呢,我不知道谁能算是啊。一场台风带来了一切,也能吹走一切。能做的是什么呢?全神贯注,享受此刻。而现在回忆那一刻,又有点饿,这种活动往往吃不太饱。我不太知道大家对于纯文学作家的期待是怎样的,事实上,在欧美,很多作者的生活方式也与想象有所不同。这场活动结束后,摄影师要求我在麦浪里再走几个来回,以捕捉一些深刻画面。走在麦穗之间,味道干爽清香,我忽然想到,要是有一只红蜻蜓落过来,那可就太美了。但是没有,这是会展中心的室内,光是人造的,麦子是空运过来的,夏天过去了。

宋阿曼:可能作家能够争取的“高光时刻”的确不算多。就现状而言,本应相通的不同艺术门类还是存在壁垒。我认同你的理解,行业不同,但终究是人与人的相处,人对人的期待,本来也并不需要期待视野。就像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现在艾美奖颁奖典礼时,作为许多演员的“爱豆”,她占据了不少媒体头条,《时代周刊》在年度名单中更是将她列入“偶像”而非“艺术家”。我读了你的《台风之夜》,读完感觉到,你的小说是属雨的。或许是《冬泳》过于潮湿,人在水中自由呼吸,而非窒息于河床。读金爱烂的小说《水中的歌利亚》也有相似感觉,或者说幻觉:“地上有呼吸的物种和没有生命的物种,所有的体味掀起水雾,犹如幽灵般醒来。”

班 宇:这还挺巧,你是第二个说《台风之夜》的阅读感受接近于《水中的歌利亚》的。我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但金爱烂的这篇我确实喜欢。在每本书里,她似乎都有一点这样的意识,要夹着一篇不太一样的叙述,像是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玩具。我这篇小说的雏形也脱胎于一次台风,GQ名利场活动当天,恰逢台风过境,所以在参加活动时,一直在想着这个湿漉漉的故事。在这样激烈的天气环境里,一切如同废墟,千疮百孔,只有承受的命运,在某个瞬间里,人们看似面临着一些选择,但其实是没有的。我很迷恋水的意象,浩大而温柔,也危机重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朗西斯的那首《游泳者》对我影响很大,他在里面说:“他用水来保护水,用水来挡开水。/他依靠危险,在危险中休息。淹没万物的海/是他在自身和淹没之间唯一的所有。”我所理解的作家,他的生活方式与写作这件事情,某一部分是可以分割探讨的,卡夫卡也是这样。他可以去过任何一种生活,占有或者消耗,无可厚非,但在写作时,他面对的仍是一张白纸,必须调动体内的全部要素,去进行冲击与想象。这是不太能怠慢的事情。

我总想把真正的困惑抛出去

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

宋阿曼:体内的玄幽只有进入写作的专注状态时才会和现实的一切剥离,那时候,人只能凭借自己去面对黑暗与微光,面对全部种类的生活,代入自己跟着人物去过一遍。我知道你之前写过一段时间的乐评,在我理解,“乐评人”和“作家”的实质是一样的,感受与表达,最终是要将一部分筛选后的生活审美化。而美本身,又极为个人与模糊。无论是意象的,人物关系的,还是氛围的,我在你的小说中感受到极为强烈的个人审美。你放逐在小说中的是怎样一种理想呢?

班 宇:2005年,我刚读大学,从沈阳来到一座海边城市,首先迎来的是为期三周的军训,我对这种集体活动一贯很抵触,每日穿着质量极差的迷彩服,在暴晒之下,踢起一阵阵沙土,自己再完整吸入,或者忽然匍匐,假装大敌当前,实在不知道在演给谁看。除此之外,还要经历精神上的规训,思想教育习以为常,但一句一句跟唱那些口号式的歌曲,我就有点张不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忠实的摇滚乐迷,整个中学时代,几乎都在唱片里度过,在那些夜晚,我唯一能想起的是顶楼马戏团的歌曲《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里面唱道:“永远地在这个时刻,永远地在这个时刻,一起歌唱,我们永远地年轻,我们永远地倔强,我们永远地纯洁,我们永远地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没有人能消灭我们。”那些晚上,天空也是橘红色的,被不明之物所映照,那些虚假、脆弱的口号声冲向天空,又被它所轻易地吞没,了无痕迹,甚至不能改变任何一朵云的形状,我躺在寝室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够接受的表述,并非战斗,而是在这样的时刻里沉浸。

写作也是一种沉浸,将一张白纸所展现的开阔,用文字填满,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宫,使其渐渐变得狭隘起来,读者与作者均在其中穿行,开拓新路,也走过重复,寻觅各自的出口。军训结束后,我经常通宵上网,打游戏,看小说,也逛一些音乐论坛。随之,我试着用写作去解释我的世界,从音乐评论开始,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我听了几千张唱片,试着去触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经,乐此不疲,一直写了将近10年,做过专题与采访,写过现场和无数唱片,直到后来,逐渐醒悟,并不需要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讲,这是相当徒劳的事情,世界在变,不管你是否承认,鲍勃·迪伦不是早就在歌里唱过:“疯狂的人们,陌生的时代;我被紧紧锁住,排挤在外;我过去很在意,但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我写小说的契机就是觉得写乐评或者其他题材的时候,总觉得表述不太充分,不太够,总想要在文本里负载更多层次和意义,或者说,总想着把自己真正的困惑抛出去,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问题,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旧没办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并且放松。

宋阿曼:是否有将作品影视化的想法?

班 宇:我喜欢电影,也不拒绝作品的影视化。但在写作时,很少去考虑这个事情,完成一篇好的小说,也是很困难的。影像自有其表述,它所需要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适合改编的故事。这方面我不专业,凭一己之力也很难完成,所以就等机缘合适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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