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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喦:一部气势恢宏《刀兵过》,一部辽南底层民间史——与作家滕贞甫的对话

时间:2019-05-14 10:33      来源:林喦个人微信公众号


  前言
  历史叙事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传统,以民间生活重构历史客体、以展示民间文化精神的小说创作成为近些年一些小说作家的文学创作选择,尤其是将晚清以来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融入到中国风云际会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断裂,交互与碰撞的历史“真实”,一方面突出了作家主体创作意识中的历史责任和个体的价值意义,他们善于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去建构历史之真和艺术之真,但决不是只对客观事实的重温与再现,而是与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审美风尚、生活习俗、情感倾向、地域文化等“集体无意识”息息相关,“究天人之际”“鉴往知来”等鲜明的主观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在小说里无不浸透着对作家所熟悉的土地、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表达和对地域底层生民的观照,字里行间透射着作家对家园、土地、生民无限的“爱”。正因为有真诚的“爱”,作家才有了历史责任和价值意义。
  读过作家老藤的多部作品,他的小说无论是反映官场人事百态的,还是写世间风俗的,比较集中的特征是在讲故事的同时,毫无遮掩地显示出沉稳的学理性和“百科全书”性,“抖知识”、擅“挖古”,尽显作者学识渊博。可以说,2018年滕贞甫的长篇小说《刀兵过》是一部有学问的小说,是近期辽宁文学创作中的“大部头”,也是一部反映地域历史文化的好小说。作家滕贞甫充分地借助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个人创作过程中的诸多想法,包括小说主题的形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的表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乡贤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以及辽宁对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规划等等。字里行间透射着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作家本人都彰显了对地域文化的观念意蕴、诗学意蕴和期待图景。滕贞甫内心充满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坚守、延承、发展的文化自信。
  从阅读的习惯讲,我是喜欢这部小说的,小说里所呈现出来的东北辽南地域特色,是我比较熟悉的场域,无论是浩浩荡荡的芦苇荡、由碱蓬铺地生长起来残阳如血般的红海滩,还是作者设置的一爿“九里”的底层民间众生图,如有文化的乡儒、摆渡者、渔民、小作坊主、民间乡医等小人物的生活,都仿佛是实际的辽南地域中某地某乡某村。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诸生相扑面而来,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有着淳朴、笃实信仰的乡儒、道姑,有着爱国、忠君、大义的英雄、好汉;有着淳朴、仁义的乡民;有着呼突于乡里的兵痞、土匪,每一个人物都跃然纸上,每一场景都似乎是那么熟悉。虽然《刀兵过》是对辽河湿地一处名曰“九里”的小区域百姓生活的描写,但折射出来的却是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在描写各种刀兵之劫给“九里”的一爿小地上的百姓带来了无限苦难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至死不渝地遵循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底层民众在面对“战争灾难”的生死存亡之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和朴素的人的道义追求,更彰显了民族传统文化熠熠生辉的无限魅力。《刀兵过》除上述的主旨之外,还表达了乡贤文化的主题,其小说也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林喦:滕先生好!今天我们以您的新近长篇小说《刀兵过》为主要话题聊聊。当然,在聊的过程中,也因为您是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可以涉及的话题又会跳出《刀兵过》之外。从全国文学创作队伍和文学作品质量上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辽宁文学创作格局中以“儿童文学”创作、以50、60、70老中青三代的中篇小说创作、以女性诗人创作、以历史散文创作、以影视文学编剧创作等形成有一定的实力创作群体并构成有影响力、鲜明特色的阵仗,在全国文学创作的大格局中算是形成了属于辽宁文学的五组生力军。但总体上讲,有影响力的“大部头”还是欠缺的,获得“大奖”的还是少的,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还是不够的。是这种情况吧?

  滕贞甫:很高兴和您聊聊辽宁的文学,这是我们第二次对话,上次聊的话题还记忆犹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辽宁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省,“文学辽军”的阵容也十分可观,您刚才提到的五组生力军的观点我很赞同,不仅如此,辽宁文学在整体呈现出各体裁类别全面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地理,这一文学地理,在去年省作协理事会上我做了概括和分析。应该说辽宁文学能形成这种局面很难得,是辽宁作家自强不息、潜心创作的结果。但是,作为文学大省,仅有这些面上的态势还不够,从高原到高峰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如您所说的,辽宁文学还欠缺有影响力的“大部头”和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我们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认知标准。虽然我个人认为文学不应该以“部头”大小论高低,因为有些传世之作就那么短短几句诗,却影响深远,有的作家在世时毫无影响,甚至贫穷潦倒,但时间却证明了他作品的价值,文学史给了他迟到的席位。至于奖项,的确非常重要,但应该以正常心待之,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个作家,下气力写好作品才是硬道理。

  林喦:当然,对于作家而言,创作好的作品可能也会有周期性,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发现的过程,是作家“心灵自由”的过程。当然,从作家主体以外而言,也需要一个环境养育的过程,我所谓的“养育”一方面包括个人的努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创作环境和机制的培养的问题。

  滕贞甫:您说的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切入了文学规律的细部纹理。文学首先是“内因”发酵的过程,是作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这种感悟的突出特点是挑剔性,是作家自我设计的规则和现实世界相冲突后的文学表达。这就联系到了您刚才说的问题,也就是表达的环境。作家创作,除了自身文学素养之外,文学生态也十分重要,好的生态必然是百草丰茂、森林共生,反之则万马齐喑、个性不再。我举一个例子,南方有的地方将山山岭岭的森林砍光种植橡胶树,橡胶树经济价值高,能赚钱,结果因为树种单一,使当地植物、动物多样性遭到了破坏,环境出现了大问题。橡胶树是个好东西,但漫山遍野都是橡胶树,而其它的树木一概不许保留,这就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了。我非常同意您用了“养育”这个词,的确,文学是“养”出来的,不要指望作家去赚大钱,虽然赚钱不是坏事,但从作协的角度讲,更应该优化环境和机制鼓励作家“出大作”。

  林喦:近几年,辽宁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的所谓“短板”上是有质的突破的。包括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刘庆的《唇典》、丛培申的《烟火人间》、刘嘉陵的《把我的世界给你》、尹守国的《路过合庄》等等都是很不错的长篇“大部头”,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辽宁文学创作军团中新生代的双雪涛、班宇等等也横空出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滕贞甫:前面说了辽宁是文学大省,为什么还不能成为文学强省,就是受“短板”制约,这个“短板”就是长篇小说创作,迄今为止,辽宁还没有作家摘得“茅奖”,正是针对这一短板,省作协推出了“金芦苇”长篇小说出版推介计划,这一计划已经初步取得成效,今年我们向中国作协推荐的茅奖参评作品《寻找张展》《唇典》,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嘉陵的《把我的世界给你》、守国的《路过合庄》,都是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的项目,省作协专门邀请专家召开了研讨会,作品社会反响很不错。丛培申是从辽西走出的很有后劲的作家,他的《祖宗在上》《烟火人间》都值得一读。当然,文学创作有自身规律,不是大帮轰或批量生产就有收获,我们要遵循独立创作、个性创作这个规律,更多在外因方面做些服务工作。近几年,省作协一直重视青年作家的成长,在全国率先搞了青年作家导师制,让64名青年作家与省内老作家结对子,以老带新,优势互补。我们很清楚,江山代有才人出,辽宁文学高峰的筑就,既需要50、60、70后作家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朝气蓬勃的80后、乃至90后青年作家。最近《文艺报》推出了一个辽宁省作协打造 “文学辽军三轻骑”概念,就是在沈阳铁西这个发展转型区,涌现出了三位在当下文坛已经崭露头角的80后作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打个比方说吧,好比在一片烟囱倒伏的废墟上,绽放出三朵老工业涅槃的文学彼岸花,这个现象很有意味,值得深入研究,我们觉得“三轻骑”从文学地理上讲可以称为“铁西三剑客”,相信他们会带给读者更加值得期待的惊喜。

  林喦:我们就来谈谈《刀兵过》吧。小说中,你设置了“九里”这个地名。我觉得特别有隐喻的意味。就单独说“九”吧,它不单单是一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九”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它可以表示数词、时令的名称,如“一九”“二九”“三九”等,还泛指多数或多次,比如九泉、九死一生等。在《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中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述学:释三九》曰:“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所以,上古时期就有了“九州”的行政区的划分说法,后来衍化为中国(中原)的代称,后来又不断衍生出“九鼎”“九天”“九重”“九霄”“九幽”“九泉”“九地”“九渊”“九皋”等等;民间还用“九”来描绘传说中极怪异的动植物,如“九头鸟”“九尾狐”“九头蛇”“九芝”等。《老子》中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其中“九层之台”喻指最高之台。词语里还有 “九牛二虎之力”“九死一生”“三教九流”“三叩九拜”“十拿九稳”等等。“九”不仅是一个神奇的数字,还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在古代甲骨文中,“九”和“龙”这两个字字形很近似,不同的是“九”比“龙”头上少了“角”。可见,古时“九”也是图腾化文字,《易:乾》中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故古时称帝王为“九五之尊”,称帝位为“九五之位”。中国古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是天赐神赋,是神圣不可违背的,于是竭力将自己与“九”联系起来。比如,一般城市根据方位设八门,而帝王居住地却设置九门,后来“九门”即用来泛指皇宫。白居易《长恨歌》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其中所说的“九重城阙”即指深邃的帝宫。同样,古代的官职等级也和“九”相联系。据记载,早在虞、舜时期就有了九种官职的设置,即“九官”,后来也有了“九卿”“九御”等。自魏晋时官吏等级正式分为“九品”。古代礼仪中称朝见天子之礼为“九仪”,礼节中有“九拜”等。还有“数九寒冬”等等吧,我个人觉得,您在《刀兵过》中虚构了“九里”这个小地域名字,是大隐喻的。

  滕贞甫:我很惊讶您对九字做了这样深的功课。说实话,《刀兵过》在创作过程中,曾想过“酪奴”和“九里”两个名字。因为小说中茶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介质,而茶从南方传到北方时,北方游牧贵族很鄙视这种稀汤寡水的饮品,视其为奶之奴隶,故有酪奴一说。后来,有评论家说这个名字太文,令人费解,我听取了这个意见,便没有用,但小说中还是有酪奴堂的堂号。九里是个实实在在的地名,这个地名在金州,有一次我和《海燕》的李皓去碧流河,路过这个叫九里的服务区,这个地名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建议采风的一位作家以九里为题创作一部小说,这位作家很快就完成了,是一个中篇,后来发表在《海燕》上,还配发了评论。中篇毕竟容量有限,我觉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就自己开始写“九里”,白烨先生就很赞成《九里》这个名字,我在给《中国作家》杂志投稿时也用了“九里”这个名字,后来考虑各方因素,改成了《刀兵过》。正如您所说,“九”字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数”文化,哲学上有“数是万物之本”的理念,其实,中国的《易经》最基础的元素也是数,换言之,世界万物万事,简化到最后就是一个数。九是最大的数,它更多代表的是变化的复杂化、最大化,这是每个读者都会体会到的,在《刀兵过》中,九里是村庄与玉虚观之间的距离,这其中代表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阅读体验了。

  林喦:噢,“九里”是真实的地理存在啊,我以为是您虚构的一个地名呢。不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很有故事性、很有想象空间啊。所谓“九里”是小地域,但却是大社会,两代王先生对“九里”的经营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史。当然,中国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九里”的“刀兵过”恰恰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东北的文化中,“战争文化”也是很突出很具有特色的。残酷的战争更能凸显人性之真。《刀兵过》中的“诸色人等”也都体验了“战争”之过程,彰显了“人”的存在。小说《刀兵过》中也从几个层面描写了“九里”所经过的几次“战争”,这些也都可以看做是中国近现代史所经历的战争的一个缩影。

  滕贞甫:说实话,《刀兵过》是一部给百年乡贤立传、画像、明德的小说。您提到书中人物这个话题,我不妨多说几句,有人说关外无乡贤,这实在是误解,关外乡贤并不少,只是因社会动荡和外族侵略,导致这些乡贤命运多舛,大都被历史尘埃所湮没,如果用心打捞,许多鲜活的面孔是可以浮现的。小说中的王氏父子虽有共同信仰,但性格特点却多有不同,这是时代际遇在他们内心深处所勾勒出的不同褶皱。王克笙具备传统乡贤特征,士子胸襟,笃定刚毅,而王鸣鹤身上则多了变通、隐忍、异化和智慧,这种性格折射出社会动荡对其内心世界的浸鞣。九里每一次罹患刀兵之祸,在无助妥协之后王鸣鹤都要独自咀嚼祁门安茶,吞下不可言状的苦涩,没有人知道他这种忍辱负重,也很少有人洞悉他内心世界,他甚至没有成家,尽管他对栗娜、对止玉有深入骨髓的爱。一茬茬过刀兵如同一次次淬火,让他褐色长衫下的身躯瘦削、孤独又坚韧,他的价值体现在一次次九里的化险为夷上。但人都是有软肋的,王鸣鹤也不例外,大风大浪里过来的他,被唯一一次没有带武器的过刀兵击倒了,这是一群途经九里进京串联的中学生,孩子们捣毁三圣祠,一举击中了王鸣鹤的软肋,他的经验和智慧对此毫无作为,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他无法怨恨这些孩子,正如他不能怨恨白鹤五子的过失一样,所以当鬼蜡烛在桥上做了手脚导致一个女学生落水淹死时,他发火了,责令鬼蜡烛夜里去守坟。
  精神是可以休眠的,而且可以长时间休眠,一般人难以拥有这一本领,这其实是大隐隐于市的一种智慧,多少位高权重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结果厄运缠身不能自拔,王鸣鹤做到了,精神支柱被推倒的他陷入一种痴呆的精神休眠状态,他的演技无可挑剔,甚至连了解他的冷松都被骗过。但精神休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信仰的余烬不灭,复燃的希望仍在,王鸣鹤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他把砸成三截的三圣塑像给藏匿起来,他知道“三圣”虽倒犹在,必有站起之日,他还知道自己放飞的白鹤五子总有一天会回到绿苇红滩,更何况与他相依为命的栗娜也没有离开九里。
  真正的悲剧人物是戚书记,这个有信仰洁癖的领导干部令人唏嘘而敬佩,他热衷于影响人、改变人,但他没有成功,对止玉的改造是失败的。他是一个有着坚强信念和铁一般原则的人,哪怕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也不忘自己的责任,他对尉黑子的追捕颇为壮烈,被追捕者和追捕者双双落入粪池而殒命,滑稽的是被追捕者成了烈士,而他的墓碑上却没有任何荣誉。但戚书记还是幸运的,因为他赢得了王鸣鹤的理解和敬佩,九里走过的人物成百上千,真正能让王鸣鹤发自内心敬佩的有几人?
  《刀兵过》中写了两位国色天香的女道士——塔溪和止玉,两个人物的出现更多地是象征意义。对于循道而行的王克笙、王鸣鹤父子来说,两位女道士就是道的化身。我在写塔溪和止玉时,努力去避开血腥,让她们的道袍保持应有的素洁,这不仅仅出于怜香惜玉,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弘道的情怀。有人说这两个女道士太完美,完美得有些理想化,我想这就对头了,卡佛说,每一个写作者都在根据自己的法则去构造世界,我原本就想塑造两个理想化的女道士,因为现实中这种集才学、美貌、情义和智慧于一身的女道士已经像珍稀物种一样灭绝了。止玉与王鸣鹤之间若隐若现的情感迷雾完全是古典的东方式爱情,它可以发生在李季兰身上,可以发生在鱼玄机身上,当然也可以发生在止玉身上,这种情感虽然不会像西方的性爱那么热烈,但却可以持久一生。
  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过刀兵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间或总能嗅出血腥气。但中华文化顽强地延续至今,历经磨难而不改,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民间,尤其是广大的乡村,而乡村中文化传播的责任者便是那些乡贤。很可惜,一段时期内,我们忽略了乡贤的作用,也几乎中断了这种传承,好在新时代的今天,新乡贤正呼之欲出,尽管他们还没有成为树,但至少有了破土的嫩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的成长充满期待。

  林喦:《刀兵过》父子两代“王克笙和王鸣鹤”是当代华语文学中少见的两个“新形象”,这两位从骨子里尊崇信奉“三教合一”,即您作品中他们所讲的“信仰”,其中的“坚守”意义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的坚守,也是对“仁人之爱”的坚守。很明显,这两位“王先生”有着极为符合中国传统文明侵染下的“圣人先贤”“君子”的风范,是启蒙民众的一盏明灯,是民间智慧的领航人。但“两位王先生”在您书中的言行以及您小说中所描绘的“九里”小世界会不会有“小民寡国”“世外桃源”的错位坚守呢?

  滕贞甫:我在写王克笙、王鸣鹤这两代乡贤之前,也注意到了其它此类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平心而论,这些形象对中华传统文化一味是批判性的,说得严重一点是全盘否定的,但这与历史上乡贤在乡村中的积极作用并不相符,乡贤不是劣绅,当年土地革命打倒的是土豪劣绅,而不是代表着乡村文化的乡贤。
  的确有读者说九里是个乌托邦,社会发展不能退回“小国寡民”“世外桃园”这样的社会中去。其实,“刀兵过”三个字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百年里历经过十几次兵燹匪祸的村庄怎么能是世外桃源呢?事实上,在两代乡贤身上凝聚的是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是我们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核。留心的读者能注意到,王氏父子的信仰不是单一的,而是儒释道合理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将侵略者泯灭的人性唤醒,使山田得到感化,这正是中华文化的力量所在,所以很多人读罢《刀兵过》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撼山易,撼中华文化难!

  林喦:同样,在您的小说中也描写了几位鲜活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三位都堪称是“圣女”级的人物,一位是塔溪道姑,一位是止玉道姑,一位是王克笙的夫人蒲娘,在这三位女性身上彰显了超凡脱俗的“母仪”风范。另外,新式女青年栗娜也是具有符号意义的。谈谈您在这几位女性塑造上的想法吧?包括王克笙与塔溪道姑、夫人蒲娘二人情感的逻辑关系,也包括王鸣鹤与止玉、栗娜二人的情感逻辑关系。

  滕贞甫:这是一个不能说透的问题,就像谜底不能和谜面一同亮出来一样。但既然您问到了,我就说说自己的创作初衷。
  孟繁华先生有个观点,说一篇小说如果把女人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我很认同这个观点,读者品鉴一部小说,希望得到的是审美愉悦,而完美的女性应该最契合这种阅读体验。王克笙无疑是深爱着塔溪的,塔溪对王克笙也情有独钟,否则扶乩乩文不会那样写,谁都知道扶乩的乩文是怎么形成的,因为不可能有过路的神灵停下脚步给你写一首诗。塔溪有意引导王克笙到苇地开办酪奴堂,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将来的邂逅。但全真道戒律严格,不能婚嫁,这就决定了塔溪、止玉与王氏父子之间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蒲娘则不同,王鸣鹤的教育更多来自蒲娘,蒲娘像一所学校,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儿子,可以说,蒲娘是一个孟母般的形象,代表着传统女性身上的厚德载物。
  栗娜则是苇地悲情世界里的一抹暖色,集美丽、知性、浪漫和柔情于一身,是王鸣鹤心中爱情的影子。

  林喦:如前面提到的几位辽宁作家的长篇创作,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围绕着“本土化”写作的意识,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和东北地域特色,充分地展示了东北的地域民俗风情,并倾情注入了作家独特的文化审美意蕴,您在创作小说《刀兵过》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吧?这也是为印证“东北地域有文化”的一种证明吧?

  滕贞甫:辽河口广袤的绿苇红滩是文学的富矿,值得作家去勘探挖掘,我希望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像瓦尔登湖、像静静的顿河那样以文学的方式被人阅读。“本土化”值得肯定,因为关注本土的写作容易写出特色,很多作家的创作都验证了这一点。省委提出要讲好辽宁故事,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简单理解为某种应景口号,至少在文学上这个提法很有益,这实际是提倡作家有一种地域文化自信,提倡一种对家乡的抒写自觉,我们常说家国情怀,不爱家的人爱国也不会深,一个作家对养育自己的故乡热土视同陌路,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林喦:前面您也说到了,我们已经实施了一个针对长篇小说创作的“金芦苇”出版推介计划,还有正在实施的青年作家导师制,今年,我们要评聘新一轮签约作家,还要对刊发在重点期刊上的作品进行奖励,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文学福利。

  滕贞甫:是的,此外,我们将空前加大对会员的培训力度,初步确定在辽阳、凌源举办两期会员培训班,在大连举办五期会员培训班,培训规模很大,旨在提升作家的“四力”,即“眼力、脚力、脑力、笔力”,希望有参加培训意愿的会员积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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