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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家刘嘉陵:在时代主题下建构个体故事的“唯一性”

时间:2018-10-18 08:59      来源:辽宁日报

刘嘉陵
  长篇小说《把我的世界给你》,作为“纪念恢复高考40年特别奉献”之作,应和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创作的时代主题;作为一部与青春和校园有关的作品,充溢着理想、激情、成长、怀旧等诸般特质;作为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又在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自由往来。多面向的解读空间,正是这部作品备受瞩目的原因所在。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作家刘嘉陵的长篇小说《把我的世界给你》,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用第一、二、三人称和多种故事方式,幽默而悲壮地讲述了小人物在面对不公平际遇时的挣扎与抗争,真实再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生活,刻画了生动鲜活的大学生群体形象。
  今年6月,小说甫一面世,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作品所表现的不是普通的校园诗意和校园爱情,小说表现的时代,国家开始尊重青年人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恢复高考之后的几代大学生,以其求学和就业的经历亲身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作品所涉及的父子两代人,以不同的心态对待求学途中的苦难,这充分展现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日渐加深,描绘了思想变迁期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补充了大学校园的历史细节,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作品以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性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又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同类题材创作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时代大主题与独特的人生故事,包括实现这二者有机融合的作品结构、叙事风格和写作技术,是让这部作品获得关注与好评的重要原因,也让它有了超然于个案的观察视角,这也正是本报记者与刘嘉陵对话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各文体的普遍尝试并交融 吻合于今天这个创新的时代
 
  本报记者:您的创作经历很有意思,1981年初登文坛,发表小说处女作,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是创作、评论双肩挑,出版了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和文学评论集,称得上一个“老”字。可在花甲之年才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一“老”一“新”之间,您的经历和感悟如何?
  刘嘉陵:我的文学创作是从小说开始的,短篇、中篇都写了不少,写了几年之后,虽然收获了不少掌声,可是后来渐渐进入了“瓶颈期”。写作有点儿像开超市,既然是在做生意,总不能让货架空着吧,没这个,还得有别的,小说暂时写不下去,我就开始大量写散文随笔,并继续写评论,再后来还做过8年与影视剧相关的工作。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愿望还是写小说,写有意思也有难度的小说,对“怎么写”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多种文体的普遍尝试并交融,尤其是影视剧领域的深度介入,让我对如何在创作中注入更宏大的精神力量和叙述魅力,如何设置起承转合、矛盾冲突以及对话等方面,有了更深的体悟。多年后重写小说,并且是写更有难度的长篇小说时,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和飞跃,而这也正吻合了今天这个创新的时代。
  本报记者:我们注意到,这部作品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比如主人公林一木的故事常常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转换,时而是主观的回忆,时而是客观的评论,有跳进跳出的戏剧感,这是不是与您做过影视剧创作和文学批评工作的经历有关?
  刘嘉陵:当然有很大关系。有人说文学批评家很难搞创作,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有些好的文学批评家本身又是好的作家,当然最好是有搞创作的底子,同时又搞评论,比如小说家写评论,获诺贝尔奖的秘鲁作家略萨就写过一批很牛的文学评论。作为双料的写作者,我喜欢把文学批评划分为有意思的批评和没意思的批评,有意思的批评一定是熟悉作品并有鉴赏眼光的,还经历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文笔也要优美诱人,让人有代入感。我自己写文学批评文章一直喜欢用文学性更强的活泼些的方式,这不仅让我不疏离创作状态,还使得写作相得益彰。我不再纠结于写出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像小说,像叙事散文或非虚构作品,文体间的交融应该是今天的小说可以尝试的新样式。
 
  自传性的作品 应避免自恋、超越自辩
 
  本报记者:这部小说源自您本人的亲身经历。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初登文坛或初涉某一文体的首部作品大多是自传性质的,而您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显然来得迟了一些。我们注意到,20年前,您曾经发表过一部中篇小说《干咳一声》,写的也是这段经历。两部作品对比起来,除了人物、情节的丰富和结构的精巧之外,叙事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部“迟到”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这些岁月里,积淀下来哪些有价值的东西?
  刘嘉陵:我写《干咳一声》的时候,还没有从“校园黑生”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就像众多随着时代大潮沉浮的小人物,既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又感叹命运施于自己的不公,带着强烈的不满和批判的欲望,对小说中某些人物形象的处理有些单向、简单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和思想不断积累后,再回过头看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感悟,这些都呈现在了这部长篇小说里。
  本报记者:从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青春气息,正如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所评价的“这是一部洋溢着浓郁校园生活和时代气息的小说,也是一部久违的彰显理想主义的小说。”很好奇,您是如何在成熟心态与深刻思考的同时又保持了年轻人那种浪漫、纯真甚至嬉笑怒骂的感觉的?
  刘嘉陵:我感觉自己在写作时的心理年龄还保持在三四十岁的状态,感时伤怀,对美的怜惜,一曲终了时的惆怅等等,都是属于中青年的心态。但我也始终在提醒自己,这种年轻的心态正是很多自传体小说常常显得自恋的原因之一,觉得自己什么都对,自己比谁都倒霉,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我会时时跳出来审视作品,尽力超越这种自恋或自辩。作品中的林一木常常成为作者刘嘉陵嘲讽、调侃的对象,以幽默来化解紧张,用活泼来讲述严肃,举重若轻。当然,这也跟我自己持守的文学信条有关,古人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是我一直追求的创作境界。
 
  在大历史背景下 讲述个体故事应当具有广阔的视野
 
  本报记者:恢复高考无疑是一个大事件。现在人们常把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届大学生称为“新三届”,从众多资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获得的对“新三届”的印象往往是充满激情、积极向上的,“永远的八十年代”一片春光明媚。可您却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正如评论家高海涛所评价的:“林一木既是个体命运的抗争者,也是自我精神的救赎者。他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既是合群的,又是流散的,既要参与欢快进行曲的合唱,又要独自哼着忧伤的小调。”您是用什么样的创作方式,让林一木和他的同学们的故事成了独特的“这一个”?
  刘嘉陵:改革开放40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天我们说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进步,但每一置身于其中的个体都有着独特的命运轨迹,林一木既是恢复高考的幸运儿,转眼又成了一条僵死规定的受害者,这正是那个大时代复杂性的体现。通过个体际遇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种思考也是我在近五年的小说创作中逐渐成形的。我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采访了当年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惊讶地发现,对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我还有很多事情并不了解,特别是他们及其家庭在他们上大学前的经历,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很特别。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回忆,也填补了我记忆中的许多空白,虽然很多素材没有用到创作中,但对那段历史的全面了解无疑让我的书写更有底气。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了更重的责任感——书写我们身处其中的那段大历史的责任。
  本报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出版这样一部小说,一定会让人从历史的意义上去考量它。您希望自己这部作品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学创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刘嘉陵:这个我不敢妄言,只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创作初衷,写出主人公及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群像的唯一性,写出中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史诗性及复杂性,为今人和后人回顾改革开放40年提供一份具有相当认识价值的真实、鲜活的文献。
  
  作者简介
  刘嘉陵,生于1955年,沈阳人。当过乡村教师、谱过曲、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曾获“老舍散文奖”“清明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硕士生世界》、散文集《记忆鲜红》《自由飞行器》《妙语天籁》、文学评论集《舞文者说》等。
 
  作品简介
  音乐学院研究生林晓探家时获悉,与之热恋的女友之父竟是当年陷父亲林一木于绝境的告密者。上世纪70年代末,青工林一木考入绿江大学。不久,一封匿名信从天而降,噩梦由此开始,仅仅因为他念过技校,不符合当年高考的规定,终被学校除名。在众多师生别具一格的支持和帮助下,林一木以“黑生”的身份坚持完成全部大学学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来自媒体和校方的种种责难、排斥、羞辱和驱赶,也从中收获了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无私帮助与真诚友谊。这段历史阴影,在30多年后仍然对父子两代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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