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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在心灵的历史里寻找精神高地

时间:2017-08-31 10:51      来源:山东商报微信公众号 朱德蒙

“作为农裔作家,孙惠芬具有深厚的乡土情结,这使她的创作一直根植于她的故乡辽南农村的土地,描绘这片土地上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描绘乡民们的喜悦与悲伤,描绘着乡土的诗意及诗意的沦陷。”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春凤如此评价当代女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孙惠芬。9月2日,孙惠芬将作为大家文学现场第二期演讲嘉宾亲临济南,与广大文学爱好者探讨如何“在心灵的历史里寻找精神高地”。演讲临近,日前孙惠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乡村深入我的骨髓

记者:在您的文学道路上,您与文学的缘分是什么?

孙惠芬:我最初的写作,与出生在乡村的大家庭有关,与家庭外面的荒野和土地有关。17岁被迫辍学,白天在田里干活,夜晚就在寂静的茅草屋里写日记。写身在十几人的大家庭里,却恍如野草一样的孤独寂寞,写往返于永远不变的街与道上压抑的心情,写在孤独与压抑中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如此磨砺,当有一天,我代表我的大家庭去公社讲述家庭如何和睦的故事,文化站站长听后,来到我的面前说:“你有作家天赋”,当时的我听着似乎毫不意外。但意外的是,之后不久,这位文化站站长骑着自行车找到我家,让我去县上参加一个文艺创作学习班。就在那个学习班上,我拿出了我的日记……

记者:每个作家都致力于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往往承载着一个写作者的所有梦想、体验与思考,并印记其生命独特的精神基因,您所想构建的文学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孙惠芬:我故乡的村庄地处黄海北岸。距我故乡村庄不足十里路,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叫青堆子。它在海边,有海港有码头,很早就与朝鲜、日本、上海等外面世界有着贸易往来,很早就有了外来文明。我的父亲曾是乡村商人,他用自行车载着大布和过膝袜子在黄海北岸的城市和小镇做买卖。过膝袜子,在我童年曾留下伤痛的记忆,奶奶把袜子分给我的婶子和大娘,从不分给母亲,理由只是因为婶子大娘都是小镇人,而我母亲是乡村人。问题在于,奶奶不分给母亲,父亲也认为天经地义,也认为只有小镇女人才享有穿过膝袜子的权利。因此,在我童年印象里,凡是外边来的都是好的,凡是外边的也都是对的。因此,多年来,因乡村、土地而生出的伤痛充满了我的写作,外边、小镇、远方,是伤痛的原因,又是伤痛的结果。当我笔下的人们身陷土地却胸怀小镇和外面世界时,当乡村人从不停歇的出走与还乡后,便有了精神的气象,它是人类共通的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记者:您的文学作品中,农村和女性,是最重要且让读者无法忽视的两个标签,它们在您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

孙惠芬:我确实一直在写乡村和土地,也确实在作品里写了许多女性,如果给读者造成非此莫属的标签式印象,实在不是我故意的。乡村深入我的骨髓,女性生命也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通道。我一直觉得,只有了解了女性,才算了解世界。她们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创作,她们影响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影响了我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

探寻生命的意义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记者: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主要侧重在哪些方面?是社会层面对女性生存的挑战、挤压,还是女性精神和心理的自我成长?您觉得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女性该如何自处?

孙惠芬:虽然出生在大家庭,可在我成长的特殊年代,父亲、叔叔、大爷纷纷被批斗,哥哥们在外面工作,男人在我的精神世界几乎缺席,当奶奶、母亲、嫂子在伦理的屋檐下,克服着人性的弱点撑起母性的天空时,逆来顺受、挣扎、忍耐,便是我笔下大多数女性的命运。看上去她们是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实际上没有哪个女人不是在接受中自我成长。在我看来,不管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比男人更偏重精神性的女人,只有自我成长。

记者:您的作品《生死十日谈》,是一部关注农村底层民众自杀问题的作品。此外,您亦十分关注人类的“心灵”“精神”等层面的问题,您认为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孙惠芬:访谈乡村自杀,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也是那一次,让我了解到,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农民工,精神世界的丰富和贫瘠是一样的。而将目光和笔触伸到“精神”世界,走“有心”的道路,探寻生命的意义,是作家永远的使命和责任。

记者:在您的诸多文学作品中,您觉得意义最深远的一部作品是哪部?此外,让您感到最波折的又是哪一本呢?

孙惠芬:写《歇马山庄》时,我觉得我写了今生最重要的作品,可到了《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到《秉德女人》,再到《寻找张展》,没有一部不觉得重要。对我个人而言,所有的创作,哪怕是失败的作品,都有深远的意义。最波折的要算《后上塘书》吧。因为进城多年,不了解乡村,下笔非常艰涩,写了一万字就写不下去了,那是我写作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后来,在朋友鼎力支持和推动下,毅然走出家门,回到庄河老家深入生活。两年之中,不但收获了《生死十日谈》,且再回到《后上塘书》的写作中一发不可收。

记者:有的作家一生可能只创作一本书,有的作家一生出版数十本书,您至今仍辛勤耕耘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请问如何保持创作的灵感和活力?

孙惠芬:今年5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是2016年修改完成的,这之后除了读书,就是跟丈夫出去采访。他做社会类纪录片,有许多可贵的题材,我是自费跟着他。没有明确创作目的,却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作品是生命的分泌,所以写多少本书,不曾计划过,但有一个体会却是深刻的,作家要想保持灵感和活力,可以没有一手的生活,但必须拥有一手的生命体验,必须一直走在“有心”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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