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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妮娜:情节的忽略造成接受的错位

时间:2017-04-07 08:55      来源:辽宁日报
  在故事的跨国“移植”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辅助元素的丢失:事实上,这很容易造成从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包括时间感、年代感、地域感的丢失,到理解人物心理内在语境的抽空
  将东野圭吾的名著《嫌疑人X的献身》换成中国版本,说难听点叫做“蹭热度”,说得好听点叫做“借力”而行。东野圭吾是近年来在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悬疑类型小说家,《嫌疑人X的献身》 又是他的早年代表作之一。这个改编还不仅仅是改编,同时还叫做“翻拍”,因为日本和韩国都已经拍过电影,珠玉在前。面对这种局面,一般后翻拍者后来居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原著基础上的发挥空间也不是很大。总体来说,这种层次的翻拍往往局限在一个很保守的打法上,因此,不过不失、不温不火、不高不低,60分左右,无非是对这种平庸的再次确认,乏善可陈。虽如此说,作为一个从小说到日韩版电影全都看过的观众,我想说,针对这次改编,还真是有些地方可以说道一二。
  在故事的跨国“移植”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辅助元素的丢失:事实上,这很容易造成从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包括时间感、年代感、地域感的丢失,到理解人物心理内在语境的抽空。很多时候,大概是觉得没有可能把原著诞生的土壤、空气、水一并移植过来,就放弃了这个任务;同时也没能努力去找到观众接受心理中多少对位或者哪怕是类似的土壤、空气和水,就任由其空白,就此造成了很多理解上的误差。更严重的是,这一在情节表层上似乎能模糊过去的“丢失”,往往造成情节深层接受的不适——对影响故事走向方面,最后也往往是价值观和伦理呈现——一种接受上的错位。
  就拿这部电影来说,不能忽略这个很有“典型性”的犯罪故事是在怎样的阳光、空气和水的“典型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日本的侦探悬疑小说按照传统分为“本格”与“社会”两种。所谓本格,就是强调悬疑、推理、破案的过程本身,是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主,一般认为是推理小说的正宗或传统派。另外就是继“本格”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心理派”。一般喜爱推理和悬疑作品的读者,陶醉于“本格”这一类提供的“智性”消遣,也就是“烧脑”本身。但是,“社会心理派”对于幽微曲折的人性的探寻更加意味深长。东野圭吾就是从“本格”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的作家。按照我个人化的理解,“本格”就是研究一个人是怎么犯罪的,而社会心理学派,还要追究他为什么会犯罪。这就使悬疑类故事从益智游戏的性质扩展到了关心人——而且是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而这显然正是更纯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的使命。
  而这一版的改编误区就在于,试图把原著清楚交代出来的社会、历史元素以及这一社会历史元素投射在人物命运上的痕迹,都简单地模糊、省略掉。随之很容易模糊掉的,就是这个案子中人们理解案情的一个焦点:保护母女俩,只要把前夫的尸体完美隐藏就好了,何必再杀一人?
  这个关键就在于对于石泓犯罪心理的理解:他认为把尸体藏好,只能使之暂时不被发现,只有凶手伏法,母女俩才能“好好活下去”。所以藏尸不是关键,二次杀人才能为母女俩第一次杀人提供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作为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数字天才,这才是石泓作为高智商犯罪者的高明之处:不是被动地掩藏罪行,而是主动地创造性提供罪行。
  如果你不理解“为了掩盖罪行的犯罪”的必要性,就很难理解石泓这个边缘型人格的天才心理,就不会产生巨大的惋惜,电影的震撼力度也就无从谈起。更难理解这部作品作为“社会心理派”代表作品的深刻之处。
  这是一个在伦理和情感价值的双重层面上寻求解决的故事。电影未能真正地突出这一层面的矛盾和张力,是改编的功力尚未抵达的缘故。
  另一处,尽管几版改编都对成为第二被杀者的流浪汉做了环境的交代,但是观众还是容易忽略这个游离于主要人物和情节之外的线索。但正是有了这部分,才能制造出作者东野圭吾所说的“看上去是一个几何题,而事实上却是一个代数题”的障眼法。与他的另一部作品《白夜行》的发生背景差不多是同一的,那就是日本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平民、草根、流浪汉等边缘社会阶层的生存境况和心理逼仄、躁郁、病态的程度。苏有朋版本也交代了桥边的棚户区的流浪群体的存在,但是也没有着意突出,而这个阶层这个场景对于嫌疑人天才石泓的生活具有一种并置的观照意义。当所有观众都把焦点集中在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如此“超功利”的爱之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也是一种超越常人之恶,即对完全无辜的流浪汉下手的石泓,试图拯救自己所爱(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叫做报恩)之时,用自己的爱与恨、用自己对有用和无用的价值判断,区分了两类生命。他选择杀掉后者而保护前者,我们没有看到他内心的一丝犹豫,可以说,他的冷血和深情正是这个人物身上最分裂的悖论存在。
  为“纯爱”甚至是不值得爱的“爱”而辩护或是感慨唏嘘的人们,没有看到这个罪行中深重的恶意:不是为了直接的利益冲突而杀人,随机地杀人,甚至是饱含着“报恩”“救赎”,以善和温暖的名义导致的杀人——这是什么性质呢?如果从流浪汉这个角度解读,它的伦理关切远大于作为一个悬疑故事的存在:谁给你权利为了保护你所爱的而剥夺你不爱的?谁给你权利为生命本身标价和排序?
  故事的结尾,陈婧自首,以此把整个石泓的设计全部摧毁,也同样摧毁了母女“好好活着”的希望之时,我尽管也扼腕叹息,为石泓的天才,为母女俩的美好生活,但立刻意识到,唯有如此,对这个流浪汉的生命才是公平吧?
  你看,在人性的层面,爱有可能超越了对错; 在伦理的层面,即便它超越了对错,也仍然要为错误付出代价。这是一个在伦理和情感价值的双重层面上寻求解决的故事。电影未能真正地突出这一层面的矛盾和张力,我觉得是改编的功力尚未抵达的缘故。
  (作者系省文联理论研究室、《艺术广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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